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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官场小说;
前现代;
现代性;
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
I207.4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5.03.037
近年来,以官场为舞台,以官员为主角,揭露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描写当下官场的生存状态,反映官员宦海沉浮的所谓“官场小说”,以及创作或改编的“官场题材”的影视作品日益走红,其发展之迅猛,反响之热烈,使其成为当下文坛的一大热点。
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2008年文学图书畅销排行’显示,排在前20位的文学图书中,类型化小说占了半数以上,而‘官场小说’有4种。
在‘新浪读书频道’的文学图书点击总排行中,‘官场小说’仅次于‘都市小说’,排在第二位。
在排行榜前30位热门图书中,‘官场小说’占了8种,占四分之一。
在2009年4月于山东济南举办的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有媒体了解到,仅2009年1至3月间,‘官场小说’的品种就达123种,超过了2008全年的118种。
”\[1\]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中的小说类图书畅销排行榜上,黄晓阳的4部官场小说《阳谋高手》、《二号首长》(1、2)和《高手过招》全部进入榜单前十名。
毫不夸张地说,官场小说是当下最为炙手可热的小说类型。
有意味的是,关于“官场小说”的概念,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定义标准,仅在命名上,除“官场小说”外,还有“反腐小说”、“反贪小说”、“政治小说”和“新谴责小说”等其他多种称谓。
有论者认为,官场小说是“侧重表现1970年代末期以来国家公共权力结构中的人情世态,其中既包括这些题材领域中具体的权力运作、人事往来,也包括公共权力对官场中‘人’的精神渗透所造成的心灵景观,并着重强调它们都是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
\[2\]此说法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官场小说的内涵。
由此,新时期以来“改革”题材中的官场小说、新写实与“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部分小说、反腐小说以及官场生态小说均可纳入官场小说的范畴。
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官场小说而言,由于叙事的重心、塑造的官员形象及叙述话语不同,官场小说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大致说来,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主要表现两大主题:
一是揭露官场弊端、弘扬官场正气,包括“改革”题材中的官场小说和1990年代的反腐小说;
一是展现官场中人的生存状态,将官场日常化、世俗化乃至娱乐化,包括部分新写实小说和“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及1990年代末以来的官场生态小说。
但无论是弘扬“主旋律”的官场小说,还是“官场生态”小说,在叙事存在着一种明显的错位现象,即叙述的故事是现代的,贴近现实生活的,而作品描述的官员的执政观念和方式、官场的运行机制,包括作家的创作思维却是前现代的,是与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现代组织体制相背离的。
新世纪以后,官场小说从日常化和世俗化进一步走向大众化与娱乐化,又具有了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一
官场小说古已有之,从民间接受来看,以《包公案》为蓝本而演绎的各种“包青天”的故事可能最深入人心,人们对古代官场的想象也大多停留在清官断案的认知基础上,以包公断案为题材的电视剧《包青天》和《少年包青天》的热播即是明证。
进入现代以后,文学相继承担起“启蒙”、“救亡”和“革命”的重担,除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少数官场讽刺小说,官场小说一直处于发展的边缘。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官场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官场小说屈指可数。
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安定、改革开放的深入,官场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官场小说的创作也渐呈蓬勃之势。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乔厂长上任记》、《新星》到九十年代的《抉择》、《国画》,再到新世纪的《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每个时代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官场小说之作。
这些小说紧握时代的脉搏,贴近现实生活,真实反映出近半个世纪中国改革的艰难历程,从而引起强大的社会反响,受到众多读者的青睐。
就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小说而言,它们虽然反映出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基本同步性,但所表现出来的官场运行机制和官场文化,几乎完全沿袭了古代官场的伦理化体制,而与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现代组织体制相去甚远。
“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这四个因素是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3\]“科层制”要求权力按照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组织内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员之间关系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
而传统的“官场伦理”则集封建的君臣、父子、主仆关系之大成,强调的是森严的等级和绝对的服从,渐渐发展成为覆盖极广的后台网络与人情体系。
从近半个世纪的官场小说来看,现代官场并没有从传统的“官场伦理”中挣脱出来,“人治”依然大行其道,真正棘手的问题不是依靠民主机制和法律机器,而是需要“清官”出面才能得以有效解决。
有论者将古代官场小说归纳为六种叙事模式:
清官断案、英雄惩凶、男权主义、神来助手、突出富贵和反道德叙事\[4\]。
遗憾的是,当代官场小说基本没有脱离这几种叙事模式。
在古代官场小说中,击鼓鸣冤的故事比比皆是,冤情的昭雪基本依靠包拯式的清官或出巡的钦差大臣的干预才能完成。
当代官场小说的“清官意识”同样明显。
钟道新《权力场》中的县委书记袁成吾是一个老百姓眼中的“清官”,出门总有人拦“轿”告状或递送血书,希望袁书记为他们主持公道。
史生荣的《常务副县长》也出现几百村民拦路喊冤,省委书记含泪下令免税,拨款两个亿来扶贫救灾的场景。
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甚至被群众直呼为“李青天”。
作家陆天明直言:
“一直有评论说反腐作品有‘清官’意识,其实并不是作家要搞什么‘清官’意识,中国的现实就是如此,官本位么。
‘清官’的作用不能回避。
”\[5\]当代官场小说也有“英雄”情结,与古代官场小说不同的是,当代官场小说中“英雄”与“清官”常常合二为一,“英雄”即是“清官”,“清官”就是“英雄”。
李高成(《抉择》)、贺家国(《至高利益》)、叶子菁(《国家公诉》)、黄江北(《苍天在上》)等就是官场小说塑造的反腐英雄群像,在他们身上,凝聚着时代改革的精神,承载着民众的愿望和心声。
至于“男权主义”,是指古代官场小说将“二女共侍一夫”的故事母题发展成为官场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当代官场小说中的“英雄”也常常享有这种“艳福”,李向南身边有林虹和顾小莉二位美女,朱怀镜也有陈香妹和舒畅两个佳人,而《阳谋高手》中下至县秘书,上至省委书记,几乎人人都有一到两个“床上知己”。
男性中心主义可谓根深蒂固。
古代官场小说经常使用“神来助手”演变为当代官场小说中的“贵人相助”。
相当多的小说充斥着诸如晕倒的老部长巧遇主人公的救助,结识的看门人是退休的副检察长、地委书记的兄弟等主人公巧遇贵人的情节模式这反映出我国积淀千年的权力崇拜意识在当代不仅没有清除,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突出富贵”主要讲述的是买官卖官的故事,这种故事在市场化的今天更是屡见不鲜,当代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不过古代官绅勾结的翻版。
像王跃文的《苍黄》中以黑社会起家的贺飞龙,不仅被树为民营企业家的表率,还跻身官场,担任了县政协委员。
“反道德叙事”是古代官场谴责小说中常见的主题,它将官场置于社会道德的对立面,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
当代官场小说中的腐败问题之所以令人痛恨,除了部分官员见利忘义、以权谋私外,其良知泯灭、道德败坏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刘震云官场小说的矛头直指整个官场体制和官场文化,他笔下的主人公多是官场的小人物,他们曾自不量力地与周围的环境进行过抗争,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他们学会了妥协和屈从,最终被官场这个大染缸所同化。
由此可以看出,当代官场小说虽然叙述的是现代的官场故事,表现的是现代官者的宦海沉浮,但从叙事模式以及所表现的官场体制和官场文化上看,其实与古代并无二致。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代官场小说的叙事模式,包括作家的思维模式仍停留在前现代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官场文学的方向应该是,跳出简单摹写官场现实的传统窠臼,为官场叙事注入现代意识和理念,引导人们认清现代官场体制和官场文化的弊端,从而推动官场体制和文化实现从前现代到现代性的过渡,同时也促进官场文学自身从前现代到现代性的转变。
遗憾的是,官场文学还没有完成这种过渡和转变,又滑入后现代主义的泥淖。
二
按照惯常的理解,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颠覆和解构,如果现代主义对应的关键词有崇高、英雄情结、宏大叙事……那么后现代主义恰恰是躲避崇高、消解英雄、日常叙事等等。
事实上,相比于改革主题的官场小说,反腐小说已包含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因子。
在改革主题的官场小说中,作者对崇高、英雄和宏大叙事的追求是比较明显的,《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和《新星》中的李向南,都是时代改革浪潮中的弄潮儿,他们拥有超强的能力和几乎完美的品行,充满着强烈的理想色彩和浪漫情怀,被看作一个厂或者一个县的救世主,是典型的政治意识色彩浓厚、具有明显的反日常性的英雄人物。
到了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作家的反腐小说中,英雄情结依然存在,但已出现了明显的淡化痕迹。
表现在,这些小说不再简单地从理性观念出发来把握社会冲突,而是从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入手,直面现实生活,深刻地揭示现实问题的严峻和艰险。
李高成、李东方等当然也是作家精心塑造的英雄,但与乔光朴、李向南等这类反日常性英雄不同,他们不再是接近完美的超人或圣人,而是有着七情六欲甚至性格弱点的“普通人”。
这种日常化的英雄人物,虽然更贴近现实生活,更符合时代发展的真实特质,但英雄一旦沦为普通人物,就会有进一步沦为庸常的危险,甚至有异化为腐化堕落分子的倾向与可能。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1990年代的官场小说中,除了反腐主题这一类别外,还有一类对官场景观世俗化描写的小说。
这类小说源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刘震云的一些官场小说。
与反腐小说不同,这些小说没有特别鲜明的价值判断,也基本未涉及官场腐败问题,其着重表现的是主人公囿于官场之中的特定生存环境和心灵轨迹。
作为一名“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刘震云将“平民立场”和“唠叨叙事”等新写实的叙事元素注入官场小说,官场场景也充满了日常和世俗的色彩。
在《官场》、《官人》和《单位》中,官场不再是高高在上、令人仰视的神圣殿堂,它像一个普通单位一样,充满了蝇营狗苟和鸡毛蒜皮。
那些正襟危坐、庄重严肃的官员,整天忙于投机钻营、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像普通人一样猥琐和自私。
这类小说可以看作是颠覆和消解官场宏大叙事的一个前奏。
随后出现的被誉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些官场小说,对新写实官场小说有所传承又有所“超越”。
如果说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改革主题的官场小说对改革充满了乐观和理想的话,那么到了1990年代初,改革的艰难成为时人的共同感受。
带着温情和理解,一些作家开始在小说中呼吁一起“分享艰难”。
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何申的《年前年后》,谈歌的《大厂》等堪称这类小说的典范。
小说的主人公或是农村基层政治组织中县、乡、村三级的“小官”,或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厂长书记们,他们面对改革中的艰难,焦头烂额却又忍辱负重,在国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关系中有着重要的变通和协调作用。
作家们通过对基层政权组织中的“官员”的塑造,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以及对苦难的担当精神。
这些小说的价值判断不像新写实小说那样暧昧与模糊,也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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