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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整整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如何在我们手中续写;
未来前行的动力又在哪里?
姚景源: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常常能够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符合中国国情。
把握国情,是我们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依据,也是我们执行这个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客观基础。
今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我国的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外贸规模世界第三。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我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3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幅高达9.8%,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1978年仅为1.8%,到2008年已提高到6.4%。
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亿美元,2007年猛增到21737亿美元,增长了104倍。
其中,出口总额从98亿美元增加到12178亿美元,增长了123倍;
进口总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9560亿美元,增长了87倍。
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
改革开放初期位居第29位,从2007年以来则稳居第3位。
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不到1%提高到2007年的近8%。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在他的畅销书《后美国世界》一书中这样描写到,中国生产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机和鞋子,还有几乎全部玩具。
而全球最大的美国连锁零售商店沃尔玛的绝大多数国外供应商都是中国企业,沃尔玛所谓的“全球供应链”,其实就是一条“中国供应链”。
30年前,我们中国的贫困人口是2亿5千万,那么经过30年,我们使2亿多的人从贫困状态,他们解决了温饱,他们开始走向小康,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当他们在讲到说我们这30年全人类减贫的成就的时候,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他们一致认为,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减贫是占了这30年全世界减贫的总成就的2/3。
我们现在有近万亿美元的进口,那我们这么大数量的进口,就有力地拉动了我们贸易伙伴的国民经济的增长,现在全世界500强在中国都有他们的投资,这么多的外资,他们的所有者在中国这片土地所获得的利润,大大地高于他们在原来所在地,所以中国的增长应当是为整个世界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中国经济起飞的说法首先来自西方,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应该是美国《纽约时报》。
1992年9月,这家报纸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起飞了。
当时出现这样的报道不免令人惊讶,因为在此之前,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中几乎都在谈论中国的危机。
但似乎一夜之间不一样了。
美国《新闻周刊》管中国叫“亚洲的庞然大物”;
法国《回声报》副主编伊兹拉莱维奇发表了一部名为《当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的著作,立即上了畅销书排名榜;
“德国之声”电台在预测2050年世界经济形势时将中国形容为“旗舰”。
拉丁美洲第一大周刊的巴西《请看》杂志则在一篇长达78页的文章中称中国为“正在上升中的帝国”。
而在形容中国的众多新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代》周刊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始”。
迥异的表达方式、或夸张或公允的赞美,折射出大多数国家复杂难言却又惊人相似的心理感受。
然而,没有人能统计清楚,这当中又有多少的误读。
虽然在西方人士口中,不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赞美之辞。
但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却并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最先提出了中国之谜的说法。
罗纳德认为,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于是,他把中国这种“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原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
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提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
但中国却在各种缺损的条件下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诺兰将这种不一致的局面称为“中国之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则这样诠释他心目中的“中国之谜”:
“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
这些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把我国的快速发展称为“中国之谜”,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中国的发展是难以理解的。
事实上,在全世界的眼中,我国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
弗里德曼——最关注中国经济的一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关于中国,他有过这么一段小幽默。
他说,只要能够给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他就有能力获得,或者他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就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家试图破解中国之谜的时候。
我国的经济总量逐渐超过意大利,又超过法国、英国。
200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最终核实数据,2007年我国GDP总量为人民币25.73万亿元,约合3.38万亿美元,超过此前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德国,德国当年GDP总量为3.32万亿美元。
然而,这样的成就却不得不面对另一个严峻的现实:
那就是在我国经常会被人提起的两道算术题,一道是除法:
中国的任何一项巨大的成就,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另一道是乘法:
中国的任何一个小问题,乘以13亿,都会成为一个无法想象的大问题。
庞大的人口基数为人们提供了看待这个国家的一种视角。
事实上,除了人口众多,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因为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工农业发展不平衡,人们也同样难以简单地看待这个国家。
而种种不平衡所带来的巨大差异,也像一个个谜团一样,摆在人们的面前。
在首都国际机场,平均每2分钟就会起落一架航班,超过5000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使这里稳居世界十大最繁忙机场行列。
不断变幻的航班显示屏和繁忙的飞机跑道无不折射出这里的活力与效率,以及扑面而来的繁荣。
这是中国。
而在距离北京256公里的河北省康保县的三义村,66岁的王荣和老伴就着一碗腌白菜和一盆煮土豆开始了他们的午饭。
家中唯一的电器是这盏电灯,但也不常用,因为一个月不到2元的电费已经是这个家庭的一笔不小的支出。
受土地沙化的影响,这里除了土豆很难种植粮食或是其他经济作物。
在三义村,像王荣这样的贫困家庭并不少见。
2005年,类似三义这样的贫困村,在河北省与京津接壤地区中还有3700多个,贫困人口超过270万。
这仍然是中国。
我国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20000多公里大陆边境线,领土南北跨越的纬度近五十度,东西跨经度六十多度,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约470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广袤的中国。
在我国,已发现的170多种矿产资源中,钨、锡、锑、稀土等储量世界第一,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世界第一,煤炭、石油、黄金等的储量也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个富饶的中国。
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1.8%的石油、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等资源,养活着占世界20%的人口——这又是一个负重的中国。
时至今日,中国农民依然是这片土地上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
7亿2千万,这个庞大的数字,意味着地球上每9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农民。
我国当前共有资源型城市118个。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的开掘提速,约有2/5的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
我国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地区,2006年仍有超过3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
1/3左右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1/3以上的国土面积存在水土流失问题,90%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退化。
200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9亿,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约为13%,但我们的养老保障却与实际需求有着不小的差距。
已经是工业大国的我们,在技术水平、管理经验、产业提升,以及国际竞争力上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人口多、底子薄,曾经是概括中国国情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但这句话现在已经远远不能描述出我国的基本国情。
胡鞍钢——一位多年关注中国国情的学者,他对自己的国家有过这么一段感慨。
胡鞍钢: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研究国情就如同读一部天书,天天读,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也读得不是很懂,知之不多、也知之不深。
因为中国太大、太复杂,它不仅每年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
20多年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一本书《第三次浪潮》,向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展示了这样一幅未来的画卷:
跨国企业将盛行;
电脑发明使在家工作成为可能;
家庭模式格局将更为多样……
时过境迁,人们发现,托夫勒的预言大多已成为了现实。
有人曾说过:
“托夫勒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直接的财富,但他给了人们一个梦想和实现梦想的方法。
”
但今天,阿尔文•托夫勒面对中国的巨变,却感叹所有的变化都超出了他的预测范围。
他说:
没有人能够想象中国的崛起。
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变化如此迅速地降临。
是的,今天,再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一成不变的——变化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特征。
一些西方学者,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曾经规划了一条通往国家富强的道路,但当我们看这一理论在实践当中的表现,我们会感到他们规划的国家富强的道路并不是金科玉律,我曾多次到过拉美,我曾经目睹拉美这些国家,他由于按照西方所设计的那种经济理论和发展战略,最后他们走向经济停滞,而经济的拉美化在今天正是政策失误的代名词。
这是2001年阿根廷的一组新闻镜头,阿根廷这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抢劫浪潮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最终迫使阿根廷内阁集体总辞职。
不久,总统德拉鲁阿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向国会递交辞呈。
总统走后,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
1320亿美元的债务、高达18.3%的失业率。
面对连续萧条和债务累累的阿根廷经济,也许很难有人相信这个拉美国家曾经是二战以前的世界七大工业国之一,处在相当于现在的日本的地位。
而带领拉美走向失败的正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一项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另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激进改革发生在我国的近邻俄罗斯,自1992年1月1日起,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这是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经济改革。
“休克疗法”的改革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在长期的指令性价格及商品极度匮乏的形势下骤然放开价格的闸门,导致了商品价格的飞涨,奔腾式的通货膨胀汹涌而至。
休克疗法的失败使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
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我国的2倍强,10年后,仅为我国GDP的1/3。
“休克疗法”摧毁了俄罗斯原有的经济基础,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事实上这次改革使俄罗斯倒退了20-30年。
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无疑和西方经济起步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差别。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其实,能不能把计划和市场最好的部分“装入一个篮子里”,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目标模式的精髓所在。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讨论北京共识了。
2004年,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一篇论文,叫《北京共识》。
雷默在其论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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