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九论不良文化倾向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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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余华新近推出的一部文学作品堪称罕见的热卖，小说未及印刷便已预订出70万册，在文学类图书中，销售量名列前茅，这是国内大部分作家难以企及的。

但是，细读这部作品，很多读者、评论家大呼失望。

作品尽管勇敢地触及强拆、卖肾等敏感的社会问题，然而令人感觉作者不过是把一些新闻事件拼接在一起，对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深入的了解，更谈不上发自内心的体验，因此叙述浮于浅表，缺乏思想的力量，显得轻浮和单薄。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最基本的、被反复提到并一再强调的文艺理论话题。

有的人也许觉得，这并不是非常复杂的理论话题，无非是说明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缺乏生活的不断丰富，创作的资源就会枯竭，有必要翻来覆去地提及吗？

事实证明，反复强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现实中，脱离生活、闭门造车的现象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读者或观众接触到这类闭门造车的文艺作品，掩饰不住他们的失望，尖锐的批评自然就不绝于耳。

难道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创作时就想不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吗？

难道作家艺术家进行创作时，还需要有人专门向他们论证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多么重要吗？

其实，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它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创作态度问题。

一些作家艺术家并非不知道补充生活体验的重要性，也时常感觉自己的资源库存严重匮乏，但他们就是不愿意设法与生活建立起密切联系，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者是他们已经答应了出版商的约稿，或者是他们下不了放弃城市优裕生活的决心。

热播电视连续剧《爱情公寓》，写当代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一看便知编创者是在毫无生活体验的情景下动笔创作的，缺乏生活体验，依靠照搬、抄袭海外相同类型的电视剧情节来敷衍成章。

这种现象绝非个例，据我所知，电视剧制作界往往是觉得某种类型的电视剧有市场了，或者发现某类电视剧热播了，就赶紧组织班子抢拍，哪里还顾得上深入生活与搜集素材？

在这样的情境下，编剧只能采取闭门造车的方式，胡编乱造，照搬照抄，怎么快就怎么来。

这完全是一种迎合市场的写作态度，以这样的态度来写作，我们能指望他们写出真正的佳作吗？

密切与生活的联系，不断到生活中充氧充电，让写作资源的库存变得丰富起来，这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并不是理论的难点，而是实践的难点。

因此在批评这种闭门造车的现象时，有必要探讨一下实践的问题。

难点之一是因为作家艺术家如果投入到生活实践中去，就必须付出心血和辛劳，甚至要放下贵族式的身段。

难点之二则是，真正要在生活中有所收获，并不单单是获取一些信息、观察一些实景那么简单，而是要对生活有所感悟、有所体验、有所思考。

但现在不少作家艺术家仅仅把深入生活理解为到生活中获得一些故事素材，得到一点感性认识。

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我曾看到一项作家申报重点选题的材料，其中有人在申报表上说，他准备去某某地方采访若干人，然后写一部反映这个地方几十年历史变迁的作品。

他的计划不可谓不宏大，但我对他能否写出这样的作品深表怀疑。

即使是很有功力的作家，当缺乏足够充分的生活体验时，动笔也会慎之又慎。

这些都说明，深入生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实践过程，它要求作家艺术家始终对生活保持高度的兴趣，在生活的激发下不断产生思想的活力，不断有新的发现。

创作上的闭门造车现象之所以如此泛滥，文艺批评也需要承担责任。

闭门造车是一个古代成语，最初的出处应该是两句话：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语出北宋道原所纂《景德传灯录•卷十九》。

意思是说，只要按照统一规格，即使关起门来造车，出门上路也会与路上的车辙完全相合。

后来，人们单用前半句话作为成语，形容做事不考虑客观情况，脱离实际。

为什么在当前的文艺创作中，人们明明知道闭门造车产生的作品与生活和实际不相吻合，却仍然乐此不疲？

就是因为在他们“闭门造车”后，会有一个“出门合辙”在等着他们。

这个“出门合辙”就是一些不妥当的文艺批评。

现在的一些文艺批评家对于现实主义理论不屑一顾，认为如果还以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来评价作品便是落伍的表现。

因此尽管作品脱离生活胡编乱造，批评家却不仅不指出这一点，反而将这种胡编乱造当成是创新和突破，冠以“心灵写实”、“后现代的精神焦虑”等各种玄幻的名衔加以吹捧。

这就是批评家为那些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作家艺术家开出的一道道“车辙”，有了这样一道道“车辙”的存在，文艺创作上的“闭门造车”当然会大行其道。

如今，鼓励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的文艺批评不多见，为闭门造车开出“车辙”的文艺批评却不少。

我希望批评家们能把这看成是一种失职，以后不要再给闭门造车开车辙了，而应为作家艺术家开一条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正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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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以丑为尚挑战审美底线

肖鹰

近日，一部“古装魔幻神话剧”《天天有喜》在湖南卫视和爱奇艺视频网站同步首播，迅速掀起收视热潮，大量雷人的网络语言引发观众各种“吐槽”。

剧中，一身古装的主角们嘴里时常蹦出莫名其妙的网络热词，比如女主角一本正经口吐英文，称“我哪里hold得住”，男主角用国内流行歌词直抒胸臆，表达愤怒时竟骂道：

“变态、流氓。

”难怪有观众取笑：

“这年头不掌握一两门外语，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说我们是一部古装魔幻剧。

”

在近年的流行文化中，秀丑、赛丑与捧丑已成一大风潮，各种恶搞行为大行其道。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借助海量数据手段，从芙蓉姐姐大受追捧，到凤姐风靡全国，一些人通过或者出格颓废、或者低俗恶搞的表演迅速成名。

他们以丑为美，以丑为尚，不仅挑战传统的审美观念，也挑战我们的审美底线。

三国时王弼在注释《老子》时曾说：

“美者人心之所乐进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

”以近年的流行文化而论，“以丑为美”是反人心之常而行之的行为，不是在追求“乐进之美”，而是在张扬“恶疾之丑”。

“以丑为美”，有种种表现，概括讲，可做如下描述：

其一，以反常为正常，以畸趣为兴趣。

“以丑为美”在形式风格上，是“反常出怪”。

我们看到，在当今媒体的“流行色”中，“以丑上位”逐渐增多。

这不仅表现在那些“网络红人”的“成名史”中，而且也表现在各种演艺明星的“星路历程”中。

这些娱乐红人的文化表演似乎别无长技，惟有以极端反常的怪异表演博取眼球，以令人生厌的畸趣刺激观众的兴趣。

其二，以低俗为通俗，以恶俗为本色。

“以丑为美”在文化品位上，是排斥高雅，以“通俗娱乐”为名，贩卖低俗、恶俗之物。

某些“享有盛名”的所谓艺术家，不仅热衷于以低俗娱乐大众，而且将“恶俗”作为艺术本色，泯灭了高雅与低俗的区别。

其三，以欲望为精神，以贪婪为气派。

“以丑为美”在精神观念上，放纵欲望，鼓吹贪婪。

近年来，赤裸裸的欲望宣泄和物质贪婪，逐渐在文艺表演中主题化，这不仅导致审美主题极端欲望化，而且使审美形象因为欲望宣泄和物质贪婪的极度充斥而扭曲。

其四，以仿袭为本事，以俗套为个性。

“以丑为美”在艺术生产上，不是以诚意求精、个性创新的艺术创作为主旨，而是在市场功利主义的驱动下，以仿袭为基本原则，以拼贴为基本手法，在“反常出怪”的旗帜下进行模式化生产。

因为没有真正的个性内涵，“以丑为美”虽极尽“出奇出怪”之能事，但并不能创造真正有机的个性形象。

“以丑为美”为何流行？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审美教育没有跟上社会转型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发展、文化开放的新形势下，审美教育没有紧紧跟上，各种不良思潮乘虚而入，致使美丑不分，以丑为美；

其次，在文化生产与市场经济接轨后，过度娱乐化的文化生产，使低俗、恶俗的文化产品大行其道；

再次，媒体舆论导向也对“以丑为美”的文化倾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年来，一些卫视一拥而上推出的种种选秀节目，成为“以丑为美”的展示屏和扩音器。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美之所以是可爱的，是因为以多样统一、完整和谐为基本特征的审美形象，不仅表现了自然创造力的神奇美妙，而且也表现了人类在文明进程中的生命精神和人文理想。

德国哲学家席勒说，人只有在完整而自由的状态下，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审美者。

马克思则指出，人能够超越自身种属的限制，按照普遍的客观规律进行生产。

审美创造所具有的人文内涵决定了，一个健康而文明的社会，必是以追求美、创造美为文化主流的社会。

与美相对，丑则以残缺、扭曲和变态展现着自然的灾害、体现着人性的缺陷。

“以丑为美”不仅在审美活动中把丑的负面价值正面化，而且把文化精神乃至于社会生活中的“丑”的价值正面化，从而导致“扬丑抑美”。

“以丑为美”，丑怪畸趣被追捧，低俗恶俗被推崇，欲望贪婪被张扬，不仅会引导审美趣味的下滑，也会是社会风气沉沦的催化剂。

老子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从审美规律来讲，美和丑并不是截然相反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庄子就有“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的著名命题。

清人刘熙载则指出“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

但是，美与丑的转换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即必须要借助人的审美创新之心“化丑为美”。

怪石之所以能够“化丑为美”，是因为懂得欣赏怪石的刘熙载，从怪石变化无穷的形态中可以自由想象，体味到自然造化的神奇与无限生趣——即所谓“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

再如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和鲁迅笔下的阿Q，都是丑角，如果从审美范畴来讲都是“丑”，但是，刘姥姥与阿Q却又都是成功而美的艺术形象，因为在其身上深刻地表现了两位文学大师对人生的深刻认识和伟大的情怀。

简单地讲，要想“化丑为美”，必须要有一颗真正爱美的心。

第三篇

警惕哄客助推网络暴力

朱大可

24岁的大学生孙延宇通过网络找到东莞一份号称入职四五千的“工作”。

到东莞后，他才发现，这是一个非法传销组织。

因为拒绝加入，孙延宇遭到群殴，被勒断舌骨，踢爆脊柱，直至死亡。

据警方介绍，涉案的13名传销人员均为大专以上学历，可是他们却选择了用自己的专业和技术从互联网这个入口滑入犯罪的深渊。

互联网广场的文化生态，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长期以来，互联网是一些哄客的主要阵地，他们借助微博之类的自媒体，针对各种新闻事件发表看法，以匿名、化名或实名的方式，卷入舆论制造的洪流。

尽管有所谓蛊惑和迷失、谣言和轻信、误导和盲从的“乱象”，但这并非是研究者担忧的重点。

一个更值得探究的现象在于，自媒体的功能，一直在信息域和垃圾场之间摆动，犹如支配互联网的钟摆效应。

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表示通过微博弄清各种现实真相、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学生，占到78%以上。

这个数据向我们展示，微博有开启民智的强大功能，正在成为推动思想进步的力量，必须精心地加以呵护。

有人抱怨微博存在大量负能量，并将其归咎于一些有影响力的微博大号。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更多的时候，则在于被批评者本身。

在应对批评浪潮时，涉嫌违规执法者如果否认基本事实，以各种谎言加以搪塞，那么就会引发公众的集体质疑。

若公众批评不能推进工作的改进，就会令管理者的诚信、公共形象危机加重，而在我看来，这才是危险的“负能量”。

因此，面对网络意见，政府或涉事者不要埋怨网络和百姓，要学会自我反省和检讨。

如果弄不清这个因果逻辑，就不会有良好的网络生态。

互联网的负能量，不是来自网民的表达激情，而在于放肆的语言污染。

我们已经看到，正是在以微博为主体的互联网广场上，大学教授和搞笑明星，以脏词跟网民对骂，激起大面积污染。

这是一种精英和网民共同营造的秽语狂欢，而某些微博主管机构对此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