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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自16世纪以来,世界的一体化格局就日渐形成。
但无论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还是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却有各自的“体制”与“秩序”。
因鸦片问题而引起的西方各国对中国的殖民,充其量只是16世纪以来中西方冲突的一种表象和爆发途径,相互间的体制与秩序冲突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
为此,中国近代史之真正开端并非始于鸦片战争,而应追溯到前辈学者所倡导的“近世史”②之源头,放弃学界一直以来的近代史时段之划分。
这样做不仅可以兼顾到各阶段历史的连续性,而且尽可能地保全中国近代史的“长时段”特点与“中国近代史”属于“世界史”之重要内容的本来面目。
以此立论,本文将围绕鸦片战争前的中西体制冲突及演变,讨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
是否恰当,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统治体系
1.对传统体制的坚守
中国历代皇帝在构建自己的天下体系时,其“天下”范围通过“自内而外”与“自上而下”的两种方式表达。
“自内而外”,“中国本域”圈层是该体系的“中心”,构成了该体系的第一个圈层。
“中国本域”圈层又由“内”“外”两部分构成。
内部为十八行省,紧邻其外的为各边部。
清代的“中国本域”就是由内地各行省和藩部构成,藩部主要包括蒙古、西藏、回疆等。
逐次向外的第二圈层为属国圈层,清代多指朝鲜、琉球、安南、暹罗诸属国。
这些属国在多数场合下均被清朝视为其统治范围,如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在给缅甸国王的召谕时就称、“中国抚有函夏,东自高丽琉球及东洋诸大国,南则交趾以南诸国,北则准噶尔全部,西则回部数百城,并入版图。
”③
“中国本域”和属国圈层外,第三个圈层即朝贡国圈层。
朝贡国包括英法等国,如乾隆年间的《皇朝职贡图》中列举的朝贡国就有“合勒未祭亚、翁加
收稿日期、2017-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外蒙古草原上的内地商民人研究”(2016BZS104);
河南大学校级教改项目“高校中国史教改初探――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中心”。
作者简介、柳岳武,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开封475001)。
里亚、波罗泥亚、英吉利、法兰西、瑞士、马辰、汶莱、柔佛、荷兰”④等。
与属国不同,清廷对朝贡国不进行册封,只要求朝贡国来华时向它进贡、对其表示恭顺;
反过来,清廷则要对这些朝贡国实行赏赐,作为他们前来朝贡的一种回报。
第四个圈层是互市国圈层。
互市国主要指只同清廷进行贸易,而不向清廷进贡的那些国家。
清代的俄罗斯通常意义上被清廷视为互市国,另外还有葡萄牙、西班牙以及那些偶尔来到中国沿海、同中国从事贸易的其他国家。
互市国圈层之外,就是所谓的化外之域了。
化外之域之外就是蛮荒之地,时人主要通过想象来构建这些地方。
通过这样的一个由内向外的结构可以看出、整个“天下体系”就是所谓的以中国为中心向外不断辐射、扩散的过程。
⑤
除了“内外”的圈层结构外,清代皇帝同整个“天下”的关系还可通过上下的纵向结构表达。
皇帝自称天子,统治范围包括本国、属国、朝贡国。
本国下面则为省、府、厅、州、县。
省、府、厅、州、县下面是家族,家族下面又是一个家庭,家庭下面又为普通家庭成员,即天子的庶民。
天子之庶民既包括中国的庶民,也包括属国、朝贡国的子民。
总之,这样一个纵向关系是一个由上向下不断扩大的结构。
⑥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坚守的就是这样一套体制,如此“坚守”更为具体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坚守“中心到外围”式的防御体制。
以上描述表明、由内地十八行省和藩部构成的“内中国”与属国、朝贡国、互市国等圈层结构,体现的正是清代“中心到外围”的防御体系,清朝皇帝企图用这个体系来实现“守在四夷”的目标,其途径就是在“最中心的中国内地”的外面设置藩部,保护内部的十八行省。
以属国圈层构成外一层的藩篱,拱卫“内地十八行省”与藩部的“内中国”这一中心。
属国圈层之外的朝贡国,也是用来拱卫中心、确保天朝安全,并尽量避免天朝受到朝贡国之外的化外之域的冲击的。
⑦鸦片战争以前,清廷仍坚持它同各“外围”的关系。
如清廷在册封朝鲜、安南、缅甸等国王时,要么要求它们“屏翰东方、藩屏攸赖”⑧,要么要求它们“恪遵侯度、屏藩南服”⑨。
其二,坚守传统的通商体制。
清廷建立起来的天下结构,除本域之外,无论是属国还是朝贡国,他们同清廷的关系都是不对等的,让这种不对等关系长久持续的主要手段就是通商。
只要各国接受中国的“上国”地位,并对皇帝俯首称臣,就能取得来华通商的特权。
否则即拒绝。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马戛尔尼访华被逐事件⑩。
正是如此,鸦片战争前,朝贡贸易充其量只是一个制约机制,只是协调中心与外围关系的一种工具。
如清代同准噶尔部的关系,康雍时期,清廷常使用“边市”和“朝贡贸易”的机会,对其进行牵制。
如果准噶尔部按期到清廷进行朝贡,不对西藏、蒙古等地方骚扰,清廷就会给予它贸易机会;
否则,即失去此待遇。
再如当中越关系缓和的时候,清廷就允许越南朝贡,中越之间关系紧张时,清廷就不允许它来朝贡。
又如康雍乾时期的中俄关系也体现了此点,当俄方侵扰清朝北部疆域时,清廷就断绝恰克图边市,直到俄方接受清廷提出的要求后,才以恩赉的方式重开边市。
总之,清廷总是通过是否允许对方同中方通商开市的措施迫使对方就范,对自己表示臣服。
传统的通商体制中,商业只是协调政治关系尤其是内外关系的一个辅助工具。
这说明农业型国家主要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就像乾隆在马戛尔尼访华时所强调的那样、“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言外之意,对外商贸在清朝统治者眼里,并非中方必须,只是体恤外夷的一种途径而已。
其三,坚守传统的文化体制。
中国实现“天下一统”,除上述方式外,所依靠的最重要的手段应属文化、礼仪,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以德化夷”“化天下”。
如《中庸》就称、“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
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望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其中的“厚望而薄来”“嘉善而矜不能”“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都是天朝“德政”的主要体现,也是天朝能够使各国主动来朝的重要推动力。
如康雍乾三帝为对朝鲜、越南、琉球等实行德化,就从朝贡贸易方面对它们实行“厚望薄来”,如康熙五年,清廷将顺治时期的“减礼条例”再次酌减。
雍正元年,雍正帝再减朝鲜贡物。
乾隆帝也命令减朝鲜国馈送诏使仪物。
另一方面则是赐品的日增。
如顺治十八年,清廷赏朝鲜国王各锻共50匹。
康熙年间,又加赏朝鲜国王和使臣。
雍正帝要求“外藩人等来朝”“务使得沾实惠”。
“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的“德政”在清朝时期也得到体现,如乾隆帝对安南陈氏王朝的兴灭继绝就是例证。
除“王化政治”的“德政”外,天朝又通过“书同文、车同轨”的方式进行影响。
如乾隆四十八年(正宗七年)朝鲜大司宪洪良浩就向国王提出学习汉语,“汉人之语,即中华之正音也”,“挽近以来,汉字之讲,便成文具,能通句读者绝少,数使臣之与彼相对也,耳而口噤,片言单辞,专仗象胥”。
“书同文,车同轨”更为深层的内涵为学习中国的典章体制,这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东亚范围内也体现得很明显。
如朝鲜、琉球等在天朝体制崩溃以前均追随中国的文化政治体制。
清代朝鲜的读书人要求自己比中国的士子更要遵守传统的儒家经典,坚守宋明理学,遵守华夏礼制。
清代琉球政治制度也多仿效中国。
黄景福《中山见闻辨异》就称、“先王之制,凡属国止封其君,而其臣之爵秩不与闻焉。
琉球爵秩,亦分为九品如中国例。
”
总之,近代以前东亚各国,大到国家典章制度、法令律例,小到民间契约、碑刻祭文、书信文章,不仅文字上采用汉字,而且规制、格式方面也严格遵循中国的“范式”,深刻反映出中国文化对各国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传统的东亚“天下”的影响之大。
2.清廷的挣扎与无奈
导致清朝统治衰弱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人口的快速增长与清廷统治效能的相对下降。
1764年时中国总人口为20560万,到了1812年增至33300万余人,再至1835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已经增至近4亿人。
与乾隆中期相比,人口总数净增近1倍。
人口的增长的同时,对国家安定产生至关影响的地方行政机关的州县,设置数量并无太大变化,大约1200―1300个。
如果说乾隆中期以前全国近1300个县令负责处理全国2亿人口的大小事务,每县平均15万―16万人,还能保持农耕社会基本平稳。
至嘉道后,每县平均增至30万―32万人口,其办事效率可想而知,整个基层统治混乱、滞后,行政效率底下。
除了这一因素外,清代中期疆域的进一步扩大也超出了农业型帝国的有效管辖范围。
在主要以马匹、帆船等作为交通手段、依靠驿道传递军情、依赖骑射守卫边陲的年代里,农业型帝国实际有效控制的范围是有限的。
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因维系如此广阔版图而要极大消耗自身实力的状况,导致统治秩序出现危机。
如晚清时期的蒙古,传统的保护蒙古的政策即开始废弛。
西藏也一样,内部危机日重,接连爆发了萨玛第巴克什危机和热振呼图克图被逐危机。
这些地区相继爆发的问题,虽有外来侵略导致的内部压力,但清朝内部积累起来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封建统治或阶级压迫。
为此,清代中后期清廷统治的败坏,不单是清廷自身统治不良的恶果,更与乾隆中后期没有与庞大帝国相匹配的新兴科技有关。
正是由于科技未能发展、技术没有长进,清廷主要仍依赖22万八旗和66万绿营为主体的正规军去维系统治秩序,而军队的腐败废弛也加剧了这一恶劣形势。
二、文艺复兴后的西方世界
鸦片战争前清廷还想竭力坚守自己的传统体制,但是西方世界的变化已经不再允许它那么做。
同时期,西方殖民帝国对东方世界的冲击实已开始,它正试图颠覆东方的传统秩序。
如此的颠覆活动与16世纪以来全球一体化格局的到来密切相关。
西方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西方自身体制的变化,其二是西方变化后对东方以及世界各地的巨大影响。
1.西方自身体制的变化
西方自身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外交体制的变化。
在文艺复兴后,西方王权还开始了对教皇的挑战,并最终夺取了对本国人民的神权和政权的控制,从而为西方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不仅如此,“三十年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签订(1648)意义更为重大。
它不仅促使国家主权观念进一步产生;
而且还导致了西方近世以来的外交理论即国际法观念之出现。
从此“国际法代替基督教原则,成为处理国际纠纷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
同时在追求个性、追求创新思维的引导下,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它不仅为欧洲各国反对教皇、追求国家独立提供了保证,而且也为资本主义今后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最好的武器。
如“1450年加农炮的发明,使战术发生了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转变。
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日后扩张,这一技术革命为它提供了巨大的力量。
因此,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后,“造成了欧洲列国制度的兴起及外交制度的应用”。
不仅如此,还引发了西方人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东方的扩张,他们从此向东方推行“扩张有理”论。
2.西方对东方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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