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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
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没有进行过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多的一部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在大好形势下,社会治安不好,成为公安司法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确实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连续发生了多起骇人听闻、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例如:
1979年9月9日,上海市发生了一伙流氓在5个半小时内,连续围攻民警、砸公共汽车、抢夺行人财物、肆意凌辱蹂躏女青年的“控江路事件”;
1980年1月,广州市发生了袭击、杀害民警的“滨江路事件”;
1980年10月,北京市发生了“火车站爆炸事件”,炸伤80人,炸死9人;
1981年4月,又发生了3个犯罪分子劫持3名女中学生进行猥亵、强奸的“北海公园事件”;
1983年2月,被称为东北“二王”的王宗坊、王宗伟两凶犯,连续在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区,杀害21名公安干警和无辜百姓;
1983年5月5日,沈阳市发生卓长仁等6人暴力劫持民航班机逃往韩国的事件;
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现牙克石市)发生27名无辜者被于洪杰等8人犯罪团伙残忍杀害的事件等等。
江苏省也不例外,治安形势十分严峻。
然而领导层对治安形势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经历了一个激烈争论,逐步统一认识的过程。
1983年初,我作为兼任的常州市XX局秘书科长,随孔庆良局长赴南京出席“全省政法工作会议”。
会上,省委一位领导同志在分析治安形势时,竟提出“现在是治安状况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的观点,引起与会代表的一片哗然。
孔庆良局长和时任无锡市XX局局长的陈文章率先直言,公开反对,提出“现在的治安状况不是最好,而是最差的历史时期之一,必须坚决贯彻彭真(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在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提出的‘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
我把这一意见整理上报,并由大会秘书处编发“简报”后,得到了省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和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赞同和支持。
当时的常州,刑事案件高发“井喷”,恶性程度加大,一些地方出现了“坏人神气,好人受气”、群众没有安全感的治安非正常状况。
三井乡徐生龙为首的9人犯罪团伙,自1982年起的一年多时间里,在三井桥、龙虎塘一带,拦路抢劫、盗窃作案3起,猥亵侮辱妇女12人,殴打无辜群众20人。
这帮团伙搞得当地人心惶惶,群众反映说“三井桥成了三井封锁线”,大家不敢路过此地,敢怒而不敢言。
特别严重的是以鲁洪明和周洪根为首的两个流氓团伙,多次在常州城郊结合部、大运河边和纺织厂附近等偏僻地段,深夜拦截、袭击女青年和下班女工,实施猥亵凌辱、强奸轮奸和抢劫等犯罪活动,搞得妇女不敢夜晚上下班。
孔庆良局长当时兼任中共常州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
在1983年8月初召开的“全市政法工作会议”上,他语气沉重地说:
“我市出现的治安非正常状况,一是与全国全省的治安大气候有关,二是我们公安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后者是主观原因,也是主要原因。
”
据刘复之回忆:
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治安形势的情况汇报后强调指出:
“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
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
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
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指出“这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
”拉开了全国性“严打”斗争的序幕。
同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一个《决定》规定:
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并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将此类严重犯罪的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全国人大常委会后一个《决定》规定:
一是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二是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XX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
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会的上述《决定》,为全国顺利开展“严打”斗争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
洪厅长“限期破案令”
正当常州全市公安、司法机关紧张着手“严打”各项准备工作时,1983年8月13日上午,在我局管辖的人民公园内,发生一起因索要赌资引发的严重聚众械斗事件。
以劳动教养因病保外就医人员王建伟为首的一帮团伙持三角刮刀、弹簧刀、菜刀、木棍等凶器,大打出手,将以航运公司青工章文忠为首的另一帮团伙3人打成重伤。
案发后,南大街派出所干警出击制止,抓获部分作案人员,王建伟带着团伙骨干严国平、杨铁成、朱煜生等人乘隙逃跑。
当晚,南大街派出所所长葛树明向我报告:
已查明王建伟、严国平家均住南大街黄家弄,他俩曾伙同朱煜生等人,于1983年5月22日,在红梅公园草坪骚扰常州冶金厂共青团活动,并寻衅、侮辱3名女青年,将上前制止的团支部书记吴刚毒打致伤。
这个犯罪团伙正是我局列入“严打”缉捕的重点对象。
8月19日上午,杨铁成在公安干警的追捕下,惶惶不可终日,到广化区兰陵派出所投案自首,坦白交代了他聚众械斗以外,还同王建伟、严国平、朱煜生密谋抢枪、杀害民警和搞炸药炸“文笔塔”、炸铁路、然后到北京制造爆炸人民大会堂事件的阴谋,并交出准备毒害民警的剧毒品氰化钠(山萘)1块。
我听了兰陵派出所所长刘新光关于这一重大案情的汇报后,感到十分震惊,即与刘所长一起再审杨铁成,了解他们密谋抢枪、杀害民警、制造爆炸事件的过程和细节,并及时报告了常州市XX局孔庆良局长、丁学南副局长。
孔局长当即对我说:
“这一犯罪团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社会渣滓,是害群之马,对于犯罪团伙的这一反动本质和对社会治安的严重危害,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彻底加以摧毁。
”孔局长吩咐丁副局长立即将这一重大案情,先电话,后书面向江苏省公安厅报告。
我根据孔、丁两位局长的指示,立马组织警力,采取4条紧急措施:
一是立即调集50名干警全力以赴追捕逃犯王建伟、严国平、朱煜生;
二是迅速查清逃犯可能藏身落脚的地点,组织警力,严加控制,并与有关单位保卫部门取得联系,严密掌握动态;
三是在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以及逃犯经常出没的公共场所、交通要道组织堵截、伏击;
四是围绕王建伟等一伙犯罪分子平时经常接触的人员开展外围调查工作,查清他们与犯罪团伙的关系和活动情况。
当天下午3时许,追捕组发现金狮自行车总厂职工Z与严国平关系密切,有窝藏严犯的重大嫌疑。
在该厂保卫科的配合下,经传讯Z,Z交代了严国平躲藏在他家的经过,并说严国平身上带有两把弹簧刀和剧毒品氰化钠。
我听了追捕组的这一情况汇报,即进行了抓捕严犯的周密部署,并带领30名干警悄然前往Z住宅区,秘密分层包围Z的住宅楼,然后由刑警队副队长卢振国、刑警胡春秋化装成老百姓,由Z引路入室。
当化装民警随Z进入室内时,严国平正躺在床上。
Z指着化装民警介绍说:
“他们是我的朋友。
”话音未落,卢副队长、胡警官冲上前,就将尚未反应过来的严犯揪住。
此时严犯拼命挣扎、企图脱逃,守在门外的干警闻声冲进室内,将严犯拖下床来,按倒在地,并从严犯身上搜出两把弹簧刀和用胶布贴在裤腰反面的氰化钠3块。
抓获严国平后,正当干警们想松一口气时,孔局长给我打来了电话,告知:
省公安厅洪沛霖厅长得知此案情后高度重视,批示“要限期破案!
孔局长给我下令:
“限你半月之内,将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
我当孔局长秘书多年,了解孔局长个性脾气,知道孔局长下军令状的意思,心理压力很大。
想到一年前我从市XX局下派到广化区公安分局当局长时孔局长的嘱咐和期望,一股抑制不住的激情涌动,反倒减轻了心理压力。
我暗下决心:
集中全局警力,争取提前破案,不给孔局长丢脸!
为常州公安争光!
我借抓获严国平之机,召开全局干警动员大会,宣布省公安厅洪厅长的“限期破案令”和孔局长下达的“破案期限”,激发斗志,乘胜追击,作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全天候24小时分线出击,围、追、堵、截王建伟、朱煜生”的具体部署。
在抓获严国平的当天晚上,我与副局长姜启明、刑警队长陆鹤泰一起,连夜突击审讯严国平。
时年24岁的严国平,1977年和1981年曾因聚众斗殴先后两次被收容劳动教养。
他在我们的教育攻心下,交代了同王建伟、杨铁成、朱煜生等人密谋策划抢枪、杀害民警,制造爆炸事件的过程:
一是密谋采取抢劫、盗窃等手段,积极筹措团伙活动经费和武器弹药。
密谋策划时,团伙头目王建伟对其同伙说:
“现在唯一急需的是要搞到枪,没有枪不行,还要搞炸药。
”同伙杨铁成说:
“关键是要搞钞票,听说沈阳现在很乱,有枪卖,还有炸药卖,有了钞票就好办。
”于是,他们从1983年8月初起就开始策划用偷盗、抢劫的办法搞钱。
8月1日上午10时许,王建伟、严国平、杨铁成、朱煜生在县直街厕所里抢劫了4位农民的54元现金。
8月7日,王建伟得悉一个小贩要去镇江取2000元现款,遂连夜召集同伙密谋,并与严、杨两人一起提前乘火车到镇江,找到过去在劳教队结识的S,约定待小贩取到款后打“闷棍”,抢劫现金。
结果等了3天,没见到小贩,阴谋未能得逞。
他们还多次密谋袭击家存千元以上的居民户,并分工由严国平通过常州机械电镀厂工人P搞了硫酸、硝酸各一斤,准备用于破门盗窃。
8月16日,他们还将铜块投入硝酸进行腐蚀溶解试验,为作案进行准备。
二是预谋杀害民警,抢夺枪支弹药。
8月15日,王建伟、严国平、杨铁成、朱煜生逃窜至武进县泰村针织厂职工T处。
8月16、17日晚,共同密谋策划抢劫民警枪支。
王建伟说:
“XX局在火车站值班的‘王癞只’(指刑警王春林)身上有枪,去拜访拜访他,我们一人一把弹簧刀对着他,他也会吓的,就可以弄到1支枪了。
”杨铁成说:
“‘王癞只’家我认识,住在二中后操场。
”后来,王建伟感到这样做太危险,便确定以平时熟悉的南大街派出所民警为袭击目标,采取请吃酒,在酒中下毒的办法,将民警杀死,夺取枪支。
8月17日,严国平第二次来到机械电镀厂找P,搞到了一块氰化钠剧毒品,伺机毒害民警,抢夺枪支。
三是策划制造重大爆炸事件,妄图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王建伟一伙亡命之徒声称:
“即使我们死,也要干一番惊天动地,震动常州和全省、全国的事来,死也要载入史册。
”他们合谋首先炸掉市区的红星剧院和由爱国华侨捐款修复的“文笔塔”,以轰动常州城,并在国内外造成影响。
随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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