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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時兩城主客關係的顛倒,與作家的書寫方位、城巿權力關係與形象有關。
關鍵詞
張愛玲,傾城之戀,改編話劇,香港,上海
本文發表於2005年7月南京大學與上海戲劇學院主辦
「中國戲劇——從傳統到現代」國際研討會
〈傾城之戀〉原載於張愛玲於1943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傳奇》,是她筆下第四個關於香港的故事。
「傾城」的典故語出《漢書.外戚傳上.孝武李夫人》: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傾城之戀〉的故事背景始於上海的一個遺老大家庭,之後場景遷移到香港——「傾城」之「城」是指香港,1941年12月8日,香港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日軍攻佔——香港與上海相互映照,小說正道出一個「雙城故事」。
〈傾城之戀〉的「城」可作有形及無形兩方面的分析:
香港和上海為現實之城,都是一種空間構設,這種「城」是有形的。
另一種是無形的時間的「城」;
兩種「城」都影響人物的心理和活動。
〈傾城之戀〉是張愛玲唯一親自改編成舞台劇的小說,1944年12月16日在上海新光大戲院公演,連演18場。
香港話劇團亦曾於1987年及2002年搬演此劇,2002年的舞台改編名為《新傾城之戀》,並計劃於2005年8月三度重演。
《新》劇被視為一次「跨文化創作」,導演毛俊輝表明這是對中國現當代經典小說的再創作,特點在於「運用現代劇場新語言及現代愛情觀去演繹名著」(鍾麗明,2003)。
若要把《傾城之戀》與《新傾城之戀》作跨文化分析,首要釐清兩部作品跨越了甚麼文化——小說以四十年代的上海為中心,舞台劇則以千禧年代的香港為中心;
除了時間的維度上的跨越,地域上的元素亦可作參考。
滬港兩城在小說和話劇中,均存在主客體的二元/雙重結構。
本文旨在探討原著小說《傾城之戀》及改編話劇《新傾城之戀》各自佈局中主體與客體的分別,究竟上海與香港分別扮演甚麼角色?
以下嘗試從時間和空間兩個層面,析述兩部作品裏的主客關係。
〈傾城之戀〉:
主在上海,客在香港
張愛玲在〈《傳奇》再版序〉(亦即〈到底是上海人〉)向讀者宣稱雖然這是「一本香港傳奇」,但是她「用上海人的觀點來觀察香港的。
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並願意把她的香港故事獻給上海讀者(張愛玲,2002)。
張愛玲是有名的上海人、上海通、上海迷,女主角白流蘇也是上海佳人,故事背景在上海。
在作品創作的層面上說,〈傾城之戀〉是一個上海作家旅居香港後,於上海創作及發表的香港傳奇。
因此,小說佈局的主體在上海,香港是上海的「他者」,亦即是客體。
沉重的時間.局限的空間
在張愛玲的小說裏,時間和空間的意識有着密切的關係。
她在〈自己的文章〉裏曾說:
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
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那麼容易就大澈大悟。
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
所以我的小說裏,除了〈金鎖記〉裏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
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
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
(張愛玲,1983:
18)
「時代」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密切,時間意識可以透過空間意識去理解。
張氏《傳奇》內的小說篇章大都與時代的標籤——政治事件——較少聯繫,描寫場所又多集中在上海和香港,兩地一屬淪陷區,一屬殖民地,有着共同的地域情結,亦即通商口岸重利色彩和避談時事的傾向,張氏筆下的「時代感」表現在刻劃升斗小民處身特定環境裏的遭遇和心態,顯現動盪時代遍及眾人的影響力。
她對於「時代沉重」所作的詮釋,不但表現為小說中新舊因素的交錯,以及對於人的影響;
更重要、具更具特色的是她的「歷史意識」——「過去如何影響着現在」(夏志清,1979:
341),以及時代如何影響活着的人。
放諸〈傾城之戀〉,雖然小說的背景是香港的抗日戰爭(這種明確的時間交代在張氏小說中也並不常見),從戰爭的不可預期,以及小說題目的反諷和隱喻意味來看,「傾城」的象徵意義遠超過寫實性,張愛玲以平俗、滿不在乎的心思,註解「傾城」這件本應驚天動地的事:
香港的淪陷成全了她。
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麼是因?
什麼是果?
……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巿傾覆了。
……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
(張愛玲,2002:
230)
「傾城」在小說題目中具有反諷的意涵(方梓勳,1996),女主角白流蘇沒有「傾城傾國」的能力,只是她因緣際會地碰上香港的淪陷,一座城傾圮了,成就了她機關算盡的愛情;
成婚的過程中,她是戰爭的被動受益人,而不是主動的策劃者。
如果她於亂世得到范柳原的姻緣,能夠算得上傳奇,那麼「到處都是傳奇」,其他蒼涼故事「不問也罷」,只是她暗喜自己得到圓滿的收場。
套用張愛玲的用語,白流蘇不是英雄,僅為負荷這時代的其中一員。
有論者認為「雖然張愛玲也是站在這世中感受着時代的變動,但她與時代生活的主流始終保持着距離,這就給她的作品帶來了一定的局限性。
」(周為,1988)這裏所指的局限性,毋寧是說張愛玲初期小說的描寫範圍多半侷限於三、四十年代滬港兩地,又和當時「感時憂國」的文學主流脫節,題材盡屬男女言情、家庭瑣事,不帶絲毫革命抗戰的大時代氣息。
某些文評家難免認為這是一個缺陷,因而引發了見仁見智的評論爭議;
然而,這種局限性剛好切斷了時空的連繋,為〈傾城之戀〉造成一種真空的狀態,使白流蘇得以排除附於身上的文化內容和人際網絡,實現個人的理想與心目中的完滿結局,故事就是她自舊社會逃亡成功的「傳奇」。
舊社會的「舊」在於其時間久遠連綿,籠罩着活着的人。
〈傾城之戀〉的主體上海,時間是一條細長的直線,主體的時間譜上有過去,有現在,也有將來;
有追溯,有預期,也有傳承。
三哥會提起七八年前白流蘇離婚,白老太會講究長久之計,盤算「先兩年,東拼西湊,賣一次田,還夠兩年吃……領個孩子過活,熬個十幾年,總有你出頭之日」。
不同的人可以截取不同的時間段節,文中出現的一天、一千年、七八年、廿年,顯示不同的時間層面。
孩子、樹木、老鐘是有關時間的符碼,象徵人生不同的階段。
三哥勸白流蘇為前夫戴孝的話,可以算做白公館對歷史時間的感受:
「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這天理人情,三綱五常,可是改不了的!
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樹高千丈,落葉歸根。
」然而,白公館的時間落後於時代的步伐,上海為了「節省天亮」,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小時,然而白公館卻用老鐘,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生活彷彿是一首走了版的歌、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白公館「悠悠忽忽過了一天,世上已經過了一千年。
可是這裡過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
」作者以「金色壽字團花」喻「人的眼睛」,這就是民國以來遺老家庭的生活實況,往日的輝煌依稀猶在,實則在時代變革中磨損不堪,枯朽無味,囿於這種凝滯的時空的人們「像浮在半空中」,與現實有着隔閡。
就在這個背景下,白流蘇在這個遺老家庭內虛耗了二十八年歲月,言行舉止自然染有濃厚的傳統風習,像她頗善「低頭」、視婚姻為合法的「長期賣淫」的心態等皆是。
不過,白流蘇與白公館格格不入,是一個反叛的人物。
作者為了突顯她的異常,特意安排她在上海獨處的幾幕,意象超越直線的時間和歷史。
她受家人奚落後,撲在穿衣鏡上端詳自己,彷彿躍進另一個舞台:
依著那抑揚頓挫的調子,流蘇不由得偏著頭,微微飛了個眼風,做了個手勢。
她對鏡子這一表演,那胡琴聽上去便不再是胡琴,而是笙簫琴瑟奏著幽沉的廟堂舞曲……她走一步路都彷彿是合着古代音樂的節拍……她忽然笑了,陰陰的,不懷好意的一笑,那音樂便戞然而止。
外面的胡琴繼續拉下去,可是胡琴所說的是一些遼遠的忠孝節義的故事,不與她相關了。
〈張愛玲,2002:
195–196)
白流蘇的舉手投足盛載着舊時代的特徵,但時代的精神——忠孝節義的故事——卻與她不相干,把她疏離於上海的四十年代,然而回到「現實」,她始終被困於四十年代當下的上海。
這也預兆了白流蘇的出走,她的個人時間在白公館無法確立——前夫過身,兄嫂一致擠兌她,逼迫她回去守活寡,她不得不迫切地為自己尋找歸宿,離開白公館,因此,要從近於凝固的歷史時間中掙脫出來,開展自己的個人時間。
白流蘇毅然來港,可以視為她對上海(舊社會)的「出走」。
客體香港的時間卻像錯落在線外的一點,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人物打算和預視的時間最長的不過「四五天」或「下個月」,白流蘇來港是要完成一項賭注、一個任務——「如果賭贏了,她可以得到眾人虎視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淨她胸中這一口氣。
」她打從開始已為留港定下一個月的期限,即使一切如她所願,她也只「打算在香港租下房子,住個一年半載的」,船票、酒店、電報等事物都拼湊出「歸去總有期」、「短暫」、「借用」的概念。
香港光復後,范柳原和白流蘇結婚了,卻認為「在劫後的香港住下去究竟不久長之計」,「一有了船,他們就得回上海」。
兩城比較,上海的時間是正統的、綿延的,香港的是短速的、有限的,香港的時間是游移於上海的時間「直線」外的一點,人物完成任務必須回去,沒有稍事逗留的動機。
在空間層面而論,小說中主體上海的空間是狹窄的、擁擠的,客體香港的是遼闊的、開揚的,地理或心理亦如是。
地理上,上海的面積比香港大得多,但小說中白公館已等於整個上海,作者幾乎未有着墨描述過其他地方,就算電影院和舞廳,也只用「黑影子」寥寥三個字就帶過了,因為白公館已是上海的典型和縮影。
白公館可以視為傳統意義的「內室」(domestic),面積說小不小,有樓上、樓下、堂屋與陽台,只是住滿一家二十來口,「你在屋子裡剪指甲也有人在窗戶眼裡看著」,白流蘇在自己的房間裡,「陽台上的話聽得清清楚楚」,所以「從小時候起,她的世界就過於擁擠。
推着、擠着、踩着、抱着、馱着、老的小的、全是人」。
內室的封閉感很強,而且喧鬧,每個人委實沒有個人空間可言,象徵人物的生命受到抑制,為流蘇出走埋下伏線。
物理空間狹窄,心理空間更甚。
白流蘇離婚賦閒在家,她必須面對的,是與丈夫離婚、娘家的冷嘲熱諷,以及「六親無靠」的事實,一舉一動都受人非議和監視,她渴望出外過獨立的生活,又受傳統婦人「三步不出閨門」的想法限制,「惟恐尋了個低三下四的職業,就失去了淑女的身分」。
舊社會中陳腐的婚姻觀、價值觀、道德觀,對白流蘇造成諸多的制約和壓抑,扼殺她的個人空間,她的對策便是甩脫「忠孝節義的故事」,點起意味着宣戰的蚊香,先搶走原先安排介紹給妹妹的范柳原,然後出走,追隨徐太太前赴香港。
現實的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但在小說裡展現的空間卻比上海「十里洋場」開濶得多。
上海好像只有白公館一個地方,小說中出現香港的地方卻不只一個,例如有淺水灣、青衣、九龍、跑馬地,人們可以「馳出鬧巿,翻山越嶺」。
相反地,上海只有近觀而沒有遠景,人在陽台上看出去只見樓下的家庭會議,屋內沒有窗戶,人物的視線範圍局限於白公館的四面牆,屋內沒有晝夜之分,亦看不見屋外的自然景觀。
在小說中,人物在香港卻多次出現「放目遠眺」的場面,范柳原和白流蘇在旅館的陽台上看到「土崖和叢林」、「澎湃的海濤」、「對岸的山」與「斜陽」,白流蘇甚至會用望遠鏡觀景,香港的空間感顯然比上海開揚宏大得多,與實際的地理情形恰恰相反。
同樣,人物在香港的個人空間也較寬廣,單在篇幅而言,范柳原和白流蘇的說話多了,更多揭露內心感受,放洋多年的浪子范柳原竟然會對白流蘇說「我愛你,我一生一世都愛你」。
對白流蘇來說,香港是洋化、開放的城巿,甚至光怪陸離,她脫離了白府上下的監視,沒有家庭的包袱,可以擺脫舊社會牢籠的自由之地(水晶,1976)。
同時,白流蘇在淺水灣酒店擁有獨立而寧靜的房間,亦無異於有了作為自主地創造故事的可能性。
背城借一的身份探索
主客關係上,白流蘇身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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