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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批评扬唐抑宋,把宋元以来的唐宋诗之争推向了极至。
主情是明代文学批评的又一重要特征,李梦阳、谢榛、汤显祖、冯梦龙等都是这一理论是积极倡导者。
小说戏剧理论的蓬勃发展是明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特点。
明代的小说戏剧批评,明代小说戏剧批评的形式较为多样。
有题序跋记,有评点,有笔记,亦有《南词叙录》、《曲律》等专门性的理论批评著作。
明代继宋元之后,小说戏曲批评有了长足的发展,其突出表现为:
其一,从文学观念上看,历代正统文人素以小说戏剧为“小道”“末技”,直至晚清张之洞、近代胡适等人也否定小说、戏曲批评,冠之以“陈腐”、“八股气”等评语。
明代小说戏曲批评,比较全面地评价了这两种文体的本质特征、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审美价值及其社会功能,充分肯定了小说、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其二,从批评对象方面来看,明代的小说戏剧批评更注重实际批评。
也就是说,代表明代小说戏剧批评的基本精神、审美特性和理论价值的主要在于对小说戏剧作品的批评,系统的理论批评著作为数尚少。
以小说批评而论,主要围绕《三国演义》、《水浒》及“三言二拍”等展开,特别是关于历史演义小说的穿凿宗旨、艺术特征、社会功用等方面的批评与论争。
以戏曲批评而论,主要集中在戏曲美学论争方面:
一是何良俊与王世贞等关于《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优劣高下之争;
二是吴江派与临川派围绕着声律、文辞而展开的所谓“汤沈之争”。
其三,从批评形式来看,明代的批评家们不拘一格,形式多样化。
概而言之有四:
1.题序跋记,如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臧懋循《元曲选序》、汤显祖《牡丹亭题记》、《董解元西厢记题词》等,这是小说戏剧批评的最多的形式之一。
2.小说戏剧评点,如李贽批点《水浒》,茅暎《批点牡丹厅》等。
3.笔记,如何俊良《四有斋丛记》、王世贞《艺苑卮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吕天成《曲品》等。
4.专门性的论著。
如徐渭《南词叙录》、何良俊《曲论》、王世贞《曲藻》、王骥德《曲律》等,略成体系,标志着明代戏曲批评的成熟和规模化。
第二节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思想
明代从弘治、正德之交到隆庆、万历之际的近百年间,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摹古思潮占统治地位。
一、前七子
前七子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并称为前七子;
其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他们的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复古为号召。
(一)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他们本人并未明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这一口号见于《明史·
李梦阳传》:
“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
”但这是符合前七子思想的。
(二)主张严守古法,模拟格式。
学古并落实到法式上是李梦阳的思想,他论诗有七难,所谓“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
”其中格与调是最重要的,格调说在方回、李东阳等人的理论中已有端倪,李不过重其旧而已;
关键在于李认为格调等七个方面的东西应落实到实处上,这就是法式,所谓“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
”他要求学诗习诗的人应注意揣摩古人的格调,模仿古人的法式(尽管他狡辩所谓法式乃“实物之自则”)。
在如何学古复古的问题上,李何有所不同,何不同意李的“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
”(《与李空同论诗书》)认为他学古是“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
”(同上)《明史·
何景明传》云:
“梦阳主摹仿,景明则主创造。
”指出二人在如何学古上的不同。
(三)真诗乃在民间
在《诗集自序》中提出了“真诗乃在民间”说法,标志着他的诗论的变化。
他所提出真诗乃在民间,根据是认为诗乃情之所发,而他以往的诗“非真也”,而只有民间的诗才发抒真情,故而说真诗乃在民间。
前七子除李、何外,在文学理论上值得一提的是徐祯卿,他著有《谈艺录》,对诗的艺术有自己的体会,提出“以情立格”,表现出与李的不同。
二、后七子
嘉靖、隆庆年间,是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独领风骚的时期,成员中比较重要的还有谢榛等。
李王与李何之间的情形一样,主张也大致相类。
其中王世贞在李去世后主掌文坛二十年之久,并写有一部重要的书《艺苑卮言》,不但论诗,也论词曲书画等,影响很大,在当时文坛上独执牛耳。
王的理论在总的方面来说与前后七子一样,讲格调,重法度,但他的格调法度一是以情为中心,二是比较灵活,虽说学古人,但最后还是归之于“一师心匠”。
他的理论比较接近于前面的何景明,在前后七子中是较重视艺术自身特性的一位。
后七子中还有一位人物值得注意的就是谢榛,他写有《四溟诗话》,又称《诗家直说》。
他原也属七子之列,后因与李攀龙不合,被开除出七子集团。
《四溟诗话》中倾向上与王世贞一样,对“性情之真”非常强调,这些在七子中的异端思想,实际上与后来公安派的思想相一致。
第三节唐宋派
在前后七子中间的嘉靖年间,有被称为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
其中王、唐与陈束、赵时春、熊过、任瀚、李开先、吕高等人又并称为“嘉靖八才子”。
这批人原也是前七子的追随者,后不满于何李的一味摹拟,故以本色论矫正之,唐顺之在《洪方洲书》中说:
“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
”
但他们的本色并不同于公安派的直抒性灵,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他们也还是要学有所本,只是所本的对象不再是秦汉古文,而是唐宋文。
黄宗羲《明儒学案》说:
唐顺之“初喜空同诗文,篇篇成诵,下笔即刻画之。
王道思见而叹曰:
‘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袭其皮毛哉!
’自是幡然取道欧、曾,得史迁之神理。
久之,从广大胸中随地涌出,无意为文而文自至。
”说明唐宋派虽然不满李何,但他们的本色与何李相比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
茅坤是王慎中、唐顺之的追随者,曾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名声于后反而更盛:
“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
”(《明史·
茅坤传》)唐宋八大家之称,虽不起于茅(明初朱右已曾选《八先生文集》,后佚),但主要因茅坤而确立。
归有光成名稍迟,与王世贞同时,不得志,对王的名声和诗文多有不同看法。
可参见《列朝诗集小传震川先生归有光》。
唐宋派的理论主张主要有:
推崇唐宋,尤尚欧曾;
吸取神理,反对句拟字摹;
提倡本色。
对民间文学比较重视,如李开先的《市井艳词序》。
第四节公安三袁的文学批评思想
公安三袁是明代浪漫思潮的代表,三袁都是湖北公安县人,故习惯上称之为公安派。
三袁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三人中以宏道的成就最大。
一、生平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
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
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人。
次年入京赴考,未中。
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
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
不仕,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遍游楚中。
万历二十三年(1595),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
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
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
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
万历三十四年(1606),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
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
万历三十七年(1609),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
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
著作《袁中郎集》40卷。
宗道,字伯修,万历14年,会试第一,始创公安派,代表作《白苏斋类稿》24卷,文学理论《论文》,其弟,中道,字小修,万历44年中进士,代表作《珂雪斋集》24卷,文学见解篇章《花云赋行》、《宋元诗序》。
二、文学批评思想
(一)代有升降,法不相沿。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
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
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
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
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
魏欤?
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
盛唐而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
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
劣论也。
(《叙小修诗》)
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
而袭夏之葛者也。
(《雪涛阁集序》)
(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袁宏道《叙小修诗》中说: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
流出不肯下笔。
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束注,令人夺魄。
其间有佳
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
由于肯定性灵,所以他们对善抒性灵的民间文学予以很高评价,因为其情真意切,无所依傍,也无所窒碍。
(三)其理论的消极性在于虽不满现实,但又逃避现实;
追求个性自由,却又放浪不羁,放弃社会责任;
蔑视礼教,同时又沾染小市民庸俗气味,或追求士大夫闲情逸致。
这种复杂性见于袁宏道的《叙陈正甫会心集》:
世人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
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
当其
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
……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
日,故虽不求趣近之。
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
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
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
也。
此又一趣也。
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桎,有心如棘,毛孔
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这一段话,既有反理学的内涵,又有一些庸俗的趣味;
但如果将之放在明代程朱理学的背景上,其积极的意义显然也大于消极面。
此外,趣的提倡,又标志着一种新的代表市民审美观的趣味,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公安派之后,明末又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
两人均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曾一起选编《古诗归》十五卷,《唐诗归》三十六卷,合为《诗归》五十一卷。
其宗旨是在继承公安性灵的基础上,又特意提出“幽深孤峭”的风格以矫正公安的俚俗,一时以“钟谭体”相号召,人谓“竟陵派”,曾产生较大影响。
他们的理论是不论古今,只求“真诗”,而所谓真诗,是既不于前后七子之摹古,也不同于公安派的俚俗的“幽情单绪”:
真诗者,精神所为也。
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
而乃以其虚
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廖廓之外。
但其结果是如钱谦益所说:
以僻涩为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语,以为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弥浅;
写可解不可解之景,以为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转陈。
(《列朝诗集小传》
第五节李贽的文学批评
一、生平
李贽(1527-1602),初名载贽,号卓吾,又号宏甫、思斋,福建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
泉州是温陵禅师住地,因又号温陵居士。
他二十六岁(1552)中福建乡试举人。
做了二十多年小官,五十一岁(1577)做云南姚安府知府。
从五十四岁(1581)起,他就辞官不做,过着独居讲学的生活。
他的出处和一般封建士大夫的不一样,做官的时候敢于和上级冲突;
去官以后,并不回乡隐居,而是依靠朋友。
他初到湖北黄安,和耿定理共同讲学。
但和做大官的、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意见冲突。
耿定理死后,他移居麻城龙潭芝佛院,得到周思久、周思敬的接待。
他的《焚书》发表后,揭露了耿定向的伪道学,因而受到耿定向一派的迫害,说是淫僧异道。
万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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