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4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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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三民主义。
(教学难点)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和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的联系和区别。
(授课内容)
1.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必要性:
(1)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策略原则。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历来都重视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并把统一战线思想作为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史命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必然要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路线,而决非权宜之计或临时性政策。
马、恩曾明确提出:
无产阶级可以与资产阶级一起去进行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但不应做资产阶级的尾巴,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方向。
马克思还指出:
“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马恩全集八P443)列宁进一步指出:
“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
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选四P180)
1920.7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以反对帝国主义,但要在斗争中保持独立性。
这些都是中共和国民党合作的理论依据。
(2)近代中国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敌强我弱,反革命势力异常强大凶残,“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选二P634)三大敌人掌握着反动的国家机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这就要求我党必须有一个好的策略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去共同对付反革命势力。
(3)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决定了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一头是无产阶级,一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少数,反动势力虽强大,但也在人口中占少数,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
因而无产阶级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4)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有利于扩大中共在全国的影响,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实现三民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和号召力。
1923.2孙中山又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并不禁止工农运动。
而中共刚刚建立,力量还很弱小,影响也有限,因而同国民党合作,可以通过国民党这面旗帜,来扩大中共的影响,发展革命势力,加了革命步伐。
统一战线的建立光有必要性还不够,还要有可能性,即其他一些阶级、阶层、社会政治力量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也能参加革命。
可能性:
(1)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各被压迫阶级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
在近年中国,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尤是前者(民族矛盾)。
面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可能建立最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
(2)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国民党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他们高举三民主义大旗,坚持民主革命立场,为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进行了不懈努力,有一定的革命性。
(3)当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迫切需要苏俄和中共的帮助。
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和挫折以后,特别是在经历了陈炯明叛变的打击后,一筹莫展,迫使希望得到苏俄和中共的帮助。
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
“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共产党同他合作。
”(毛选四,P1360)
2.中共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制定的,它经历了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
中共刚成立时,由于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还未传到党内,同时,我党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和革命性质还缺乏正确认识,因此,党的一大既没有制定正确的革命纲领,也没有提出国共合作问题。
当时我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实行的是关门主义政策,排斥其他一切党派,不和他们合作。
一大后,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开始传到我党,共产国际又派魏金斯基和马林来华帮助共产党人从事统战工作(不过开始共产国际更接近吴佩孚,称吴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袖”。
二七惨案后由于吴的本来面目彻底暴露,共产国际才完全转向孙中山)。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加上中共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中共在统战问题上开始转变态度。
1922.7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了和国民党建立以党外合作为形式的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不同意和共产党建立这种党外合作形式的统一战线(中共到三大时也只有420人,在大部分地区还只能秘密活动,因而孙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反对两党平等地实行党外合作)。
马林根据以往在印尼工作的经验,认为只有采取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的形式,方能实现国共合作。
但马林的建议一直遭到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反对。
陈独秀曾先后于1922.4和6两次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负责人魏金斯基,明确表示反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马林在1922.7返回莫斯科(二大前),同共产国际商谈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
7.17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详细报告,阐明了孙中山、国民党的进步作用,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中共对目前形势缺乏认识等。
他还对国民党作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评价,对年轻的共产党人大加抨击,说他们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
他在报告中提出了共产党人应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主张,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终止。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听了马林的报告后,第二天便决定接受马林的建议,并在7月和8月两次作出指示,要求中共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还要求中共把总部迁到广州,在马林的帮助下工作。
这也标志着共产国际准备和吴佩孚建立联盟计划的破产。
1922.8马林再次来华。
为了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统一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认识,否决中共二大关于党外合作的决议,8.29-30,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两天特别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和马林七人。
会上争论激烈,马林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等基本同意党内合作,认为中共的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中共二大制定的统战政策,避免与马林及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
张国焘等人则反对党内合作,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陈独秀是反对党内合作的,但表示如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那可以服从,同时他提出必须向国民党提出一定的条件,即只有孙取消入国民党时打手印及向孙宣誓永不叛党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才能加入国民党,否则他要坚决反对。
由于会上争论激烈,各方争执不下,于是马林提出了组织纪律问题。
他问:
你们还要不要纪律?
你们是否遵守共产国际的决定?
由于是纪律,大家只好服从了。
当时决定少数负责人首先加入,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产国际的决定也许是对的,利于推动国共合作的步伐,但其强迫接受的方法也有不足之处。
目前史学界对党内合作的形式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西湖会议后,李大钊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于9.4以个人身份第一个加入国民党。
随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也陆续加入。
但当时大多数党员只赞成民主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而党内在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上思想仍未统一。
共产国际对此问题十分重视,抓得很紧。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3.1.12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中共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同国民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而其途径便是实行党内合作,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由于共产国际的重视,加上1923年初发生的二七惨案使中共进一步看清了军阀本质,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因此统战工作加快了。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正式确定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会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陈潭秋等30多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代表全国党员420人。
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总结了“二大”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教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大会也总结了“二七惨案”的经验教训,并由陈潭秋作了有关报告。
“三大”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讨论的依据是共产国际的决议。
会议围绕参加国民党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争论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要不要加入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员是否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和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关于共产党员是否应全体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等赞成,马林和陈独秀甚至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而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等同意少数加入,反对全体加入,他们强调党的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认为全体加入国民党会使我党腐化。
关于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陈独秀等主张加入,认为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会减少国民革命的势力,主张“集中势力于国民党”;
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等反对加入,认为产业工人是党的基础,它加入国民党会削弱党的基础,取消党的存在,主张产业工人应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参加国民革命。
这两种意见都有其正确和错误的方面。
其错误一派表现为右倾,看轻工人阶级的力量,把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领导者,甚至共产党没有也没关系;
另一派则表现为左“”倾,怕参加国民党会削弱自己的势力,不去积极参加和促进国民党的改组。
[陈独秀转右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一再强调、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陈独秀和刘仁静等于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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