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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对于朱子所说的「理」有不同的诠释时,对于朱子的世界秩序观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笔者对于朱子的理学思想及世界观另有作品专门加以研究,在此不可能也不企图对于朱子的理学或世界秩序观做一全面的说明。
本文所谓的「朱子的世界秩序观之组成方式」,实有一特殊的问题意识。
此问题意识起源于学界近年来因为余英时先生的巨着《朱熹的历史世界》所引发的重大争论。
余先生此书别开生面,对于理学所源出的政治文化生态,有非常周详而深刻的分析。
学界也因余先生的大作而注意到宋人建立一全面性新秩序的大企图,然而对于这种秩序乃至理学的基本性质则莫衷一是。
余先生认为朱子的秩序观起于他对于理想政治或人间秩序(含家庭与人际关系)的关怀,从而投射到形上或宇宙论的层面。
他并且提出了哥白尼式的「回转」说,希望现代学者不要只注意哲学化了的「道体」问题,从而误以为理学可以抽离实际的历史情境。
杨儒宾先生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朱子的内圣之学与价值体系自有其追求绝对与普遍道体或真理的基础,并不是为了政治问题而服务。
他认为余先生书中所质疑的哲学化的道体与人间事务分离的问题,从理学传统「理事不二」的基本理路来看并不真的存在。
朱子与理学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对抗现实世界中的王安石的新学不如说是对抗更久远的佛学而产生。
学界所已知的传统「理学大叙事」其实已足以解释朱子学的基本性质。
对于理学的研究,哥白尼式的「革命」并不必要。
而刘述先先生则一方面承认余先生所提出的新角度之价值,同时为新儒家重视形上问题的研究方式作了辩护,并指出余先生研究方式的限制。
这些文章,引起不少后续的讨论。
余先生与杨先生也都进一步写文章提出各自的看法,不过双方的交集似乎并不多。
余先生所指出理学家深涉世务,其思想不可以抽离实际的历史情境来研究,尤其不能只注意哲学化了的「道体」问题之说法,对于朱子学与理学的研究,实有重大的贡献。
对于理学与王安石新学以及北宋儒学的密切关系,亦有深刻的阐发。
然而该书之所以引起上述的争议,除了学风的差异外,其关键在于各方对于朱子的秩序观之组成或形成方式有很不同的看法。
也就是说,对于天道与人事或所谓形上及宇宙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究竟是何种关系?
其发生的先后次序及组织方式为何?
有非常不同的认识。
关于朱子的秩序观的组成方式,前述双方的看法虽各有其道理,却不免有过多的「二元对立」之倾向。
根据笔者的研究,朱子的世界观及其思维与认知方式,具有「整体观」的特质,基本上视一切事物为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因此很难说他根据了理想中的人间秩序而建立了形上或宇宙的秩序观。
也绝不能说他所认识的道理或道体,是「冥契」而得,超乎物外,中间不涵盖人间秩序。
人间秩序、心性之理、宇宙秩序在他的思想中其实交织成一片。
彼此互相增强,而很难有内外、主客、天人的明确分野。
这秩序观既非脱离了时代与个人生活的背景凭空而生,也并非没有恒常或所谓超越的层面。
专就政治与人间秩序,或偏就超越及普遍的层面立论,不免都有所不足。
所以与其说朱子所追求是一种人间秩序,不如说是一种世界秩序,而包含了上述所说的各个层面。
为了证实上述的说法,本文将仔细分析朱子思想中的天人关系。
而这个问题,虽然不等于,却涉及了自然与人文、本质与现象、恒常与变化(constancyandbecoming)、超越与实存之关系等问题。
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看,朱子的世界秩序观具有四个主要成分:
宇宙秩序、身心性命的道理、伦理秩序、以及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
宇宙秩序偏于天与自然,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偏于人与现象,至于身心性命的道理与伦理秩序则跨越了天与人。
传统上理学乃至哲学的研究,多偏就前三者立论。
而余先生所谓的「人间秩序」,则多就后者立论,兼及伦理秩序。
笔者则认为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天与人乃至前述四成分实有密不可分、彼此呼应的关系。
所以上述的分类与提问的方式,在现代学术而言虽为必要,却也有造成误解的危险性,必须非常谨慎地处理。
对于朱子而言,所谓天人本为一体,互相包含融合。
人生一切亦本为宇宙的一部份,而宇宙的道理,与人生的道理同为一种道理。
所以究竟而言,天与人实不能二分。
然而一般人生未必能充分表现宇宙原有的元气淋漓,刚健不息,所以天人亦可分言。
自然与人文、恒常与现实之间,未必没有矛盾。
天人分合之际,本为一大问题。
传统的思路与现代大为不同。
本文将主要从天人这两个层面,来探讨朱子的世界秩序观之组成方式。
对本文的问题意识讨论至此,我们有一个基本问题仍必须做进一步的交代。
前文在使用秩序与理字时并未严格加以定义。
然而当我们用秩序一词来说明「理」的概念时,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诠释,不能不先作一番语意分析。
朱子所谓的「理」,原意指「文理」、「条理」,或曰「阴阳五行不失条绪」处为理。
这种理的概念,深具依乎天地运化及自然脉络之意,故又称之曰天理。
然而现代中文「秩序」一词,其含义多从西文的order来。
主要是人为(artificial,logicalorcomprehensive)或上帝的安排(arrangement),均属有意志的控制性作为。
所以用现代的秩序一词来阐释朱子的「理」的概念,实有变自然作人为的危险。
这一点在在讨论朱子思想中的「理」究竟是一种人间秩序或世界秩序时,当然会有所影响。
当我们用现代意的「秩序」来诠释「理」时,很容易将朱子的思想解释成一种人为的、着意的人间秩序之安排。
然而朱子原本的思想,可能更倾向于一种天地人生自然的道理。
如此说来,「秩序」一词是否就不能用了呢?
其实中文本有「秩序」一词,其古义可以同时含括自然与人文的次序与等级。
如果我们不把「秩序」一词,限于order的意思,而取其广义的说法,可以包含任何型态的规律或次序,则「理」字也不能不说包含了某种秩序。
虽然如此,朱子思想中的「理」,内涵深邃复杂,并非「秩序」一词所能包括。
对于朱子而言,合理的,都蕴含了某种秩序,但有秩序的,未必就合理。
理的含意深,它指向并蕴含一种深层的秩序。
然而表面的秩序,未必合于人心,也未必适于人事,所以并不见得合理。
朱子的理世界,蕴含了一种「世界秩序」观,这是一种深层而普遍的世界秩序,然非表面的、人为的秩序。
学界过去并无以朱子的世界秩序观为名的专门研究。
以「秩序」或order为名的研究,也只有:
丸山真男,〈朱子学と自然的秩序思想〉,氏着《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二章第二节(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
Schirokauer,Conrad.“ChuHsi’sSenseofHistory.”inConradSchirokauerandRobertHymesed.,OrderingtheWorld:
ApproachtoStateandSocietyinSungDynastyChina.Berkeley: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等寥寥数项。
其中OrderingtheWorld一书的名义与「世界秩序观」最为相近,然而Schirokauer一文的重点在于处理朱子的历史与政治意识,与本文所要处理的「世界秩序之组成方式」不同。
丸山真男则认为朱子学中政治社会(或曰人间)的秩序,基本上奠定于自然法。
根据这种自然法所建立的秩序,永远不易,缺乏近代的变革性。
且不论朱子的所建立的世界秩序是否永远不易,丸山真男认为朱子的人间秩序观本于其自然法的说法,与余先生之说大为不同。
这也表示我们必须对此问题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现代学界习惯上将朱子的秩序观分成宇宙的秩序(自然法)及人间的秩序这两大范畴;
或宇宙秩序、身心性命的道理、伦理秩序、政治社会秩序等四个层面。
这样的分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与研究上的方便性,然而当我们如此分类(categorization)时,却很容易受现代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的影响,而将这些分类看成不可跨越的基本分野。
其实对于朱子而言,宇宙与人生,以及上述四个方面实有一体难分的关系。
而其所以难分,在于朱子认为人与天地同构且一体相应。
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天人合一或曰天人一理。
《朱子语类》记载:
问:
「天未始不为人,而人未始不为天。
」曰:
「天即人,人即天。
人之始生,得于天也;
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凡语言动作视听,皆天也。
只今说话,天便在这里。
顾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灿烂,照在目前。
」
天人本只一理。
若理会得此意,则天何尝大,人何尝小也!
这是说人生的一切,包括其中的道理,都来自于天,所以人的身心性命乃至人间一切种种,莫不源自于天。
宇宙与人间,或曰自然界与人文界的道理本是一个道理,不能分而为二。
所谓天与人在名及义上虽然有别,然而其道理及本性则一。
既然本来是一个道理,所以朱子本人并不会将世界的秩序判分成天与人两大范畴或宇宙秩序、身心性命的道理、伦理秩序、政治社会秩序等四个层面,更不会追问其间的基本关系为何。
相反的,在《语类》与《文集》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朱子的语言及思维自由地出入上述各种分类之中,将所谓不同类别的事物彼此连模拟论:
世间自是有父子,有上下。
羔羊跪乳,便有父子;
蝼蚁统属,便有君臣;
或居先,或居后,便有兄弟;
犬马牛羊成群连队,便有朋友。
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
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
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
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
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
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像这一类的话语,如果我们固守现代的分类,几乎只能将其列入不能理喻的胡话或专断蔽固的教条。
然而这一类的语言与思维,其实充斥着朱子的作品。
我们必须跳脱现代人的思维与分类,另求索解之道。
从现代的世界观来看,宇宙秩序不等于身心的道理,更不等于伦理秩序、或现实政治、社会、经济秩序。
同样地,身心的道理也不等于伦理秩序、政治秩序或现实社会与经济的秩序。
现代人认为上述领域虽皆密切相关,然而各有各的逻辑,不能混为一谈。
在学术分类上,也各自从属于不同的范畴与科系,而有不同的本体及方法论上的假设与出发点。
因此,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朱子的世界秩序观,就不免觉得非常奇怪,而要追问其中的关系。
譬如究竟是人间的秩序决定了理学所认定的宇宙秩序呢,还是宇宙秩序或某种超越的源头决定了理学家所相信的人间秩序?
我们若将自然与人文界的道理分割来看,读了前面数段引文,很容易认为朱子其实是将他所相信的人间秩序有些勉强地套在宇宙自然界之上;
然后反过来,如丸山真男所说,用这套自以为是的「自然法」来强力地规范人世,形成一套僵固不变的伦常秩序。
然而朱子的思想如果如此勉强而教条化,则他那大量复杂细腻、博大精深的有关宇宙人生基本哲理的讨论,岂不是难以解释?
问题的重点在于朱子对于世界并不采取天与人、自然与人文乃至超越与实存等二分法。
相反的,他不断强调这些层面一体难分的关系。
换言之,当朱子观天时,他并未忘记人,而且将人当作天的一部份;
当他体察人事时,他也未曾忘记天,而企图认识那通贯一切人事与自然的道理。
用格物补传的话来说,就是「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这所谓「即凡天下之物」,并不分自然人文,更不分现代的各种学门,而是不断地从天地人物一切万殊之中,去认识那一贯的道理。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理学家从天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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