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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建基于等级制上的尊卑上下的权利义务与推己及人的私人道德是一致的。
梁漱溟也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在这种伦理关系中注重的是义务而非权利(梁漱溟,2006:
25)。
然而随着西方个体主义思想的输入,以及辛亥革命等对传统帝制的推翻,伦理本位的社会格局开始遭到破坏。
导致的是中不中、洋不洋的局面,发展出的是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和对家庭义务的消解(梁漱溟,2006:
56)。
(一)1949年后国家在农村的权力实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政权开始了对乡村的治理,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到最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在乡村的权力实践实现了从分权集权撤权的漫长的演变过程。
1.土地改革是新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并改造乡村社会的一个最有力的楔子。
土地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它符合下层阶级的利益而受到支持和拥护。
土地改革,从经济上说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从政治上说是摧毁寄生的封建地主阶级;
从社会上说,是造成一个普遍均匀的小农社会(张乐天,2001:
36)。
土地改革的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
要实施这项政策的关键是在村落中划分阶级,用阶级组织取代原来的宗族组织。
阶级划分的依据是各农户土地占有的多少。
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象,如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地主阶级的划分是有机动性的,为了占用房子,便把他家定为地主成分,在土改复查时,由于他家土地还不满30亩,就改地主成分为工商业兼地主成分,阶级成分一划定,他家的土地和大部分财产都被没收,他家的楼房就做了村公所的办公室。
因此,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国家政权在摧毁一个土地占有数量不平等的乡村社会的同时,塑造了一个政治权利不平等的乡村社会。
土地改革虽然重新分配了土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变更土地的所有权(曹树基,2002)。
但是,土地改革的涉及面很广,它囊括了农村的所有土地,原来村庄中的宗族祠堂赖以为生的祠田也一并被改掉,宗族组织原有的举办公共事业、调解纠纷、救贫济弱的社会职能也转移到乡村正是组织中,乡村的地主士绅几乎被消灭。
因此,农村原有的宗法等级制度被瓦解和废除。
2.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
虽然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灾害加上个人的劳作能力的差异,农村再次出现了贫富分化,有些家庭甚至陷入极度贫困状态。
因此,中央认为,只有通过农业的合作化,全体农民才能一年年地富裕起来。
农业合作化的过程可以分为四步:
互助合作(基于原有的土地私有制)——>
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
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
人民公社。
这四个步骤是一个逐渐将土地收归国有,资源逐渐高度集中的过程。
完成了土地的国有化之后,国家在农村实现了总体性的社会(孙立平,1994)。
所谓的总体性社会就是国家垄断了所有的资源,在孙立平看来,总体性社会的建立,国家对土地和农业资源的控制和垄断,导致的是乡村精英的摧毁,建立了国家与社会的直接互动。
这种直接互动关系的建立,也导致了后来的阶级斗争的顺利开展。
到1962年人民公社制度建成,也是走向灾祸的开端。
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一系列的美好理想的破灭,加上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四清和文革不但搅乱了乡村的权力结构,也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乡村的价值观念。
贯穿整个农业集体化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主要是四清运动和文革,这些运动不断地颠覆农村刚刚成长起来的生产管理权力,造成农村政局的不稳定性。
同时,阶级斗争也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当作随意攻击别人的工具,甚而作为夺权的工具。
每一次的阶级斗争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出错”和“纠错”的过程,阶级斗争导致了乡村的混乱与分裂,铸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却终究没有生造出一个阶级,无法固化出新的社会结构(张乐天,2001)。
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到1980s年代中期正式解体时,给农村留下的只是伤痕和一个四分五裂的农村社区。
3.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80年代初开始,农村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改革,这次改革具有历史意义,它结束了三十年的农业集体化,在维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把生产经营权下放到各个家庭,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国家对于农村的行政干预逐渐局限到赋税的征收上,对家庭生活的全方位控制的局面不再。
这对于乡村道德的影响就是国家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代言人日益虚无化。
农村开始出现道德的真空状态。
(二)人民公社时期乡村道德共同体的解体。
村落是中国人的老家,在村落生存方式之内产生的村落文化是中国社会文化之根。
但自从土改、合作化、公社化以来,中国农民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公社社员。
村落似乎消失在公社、大队、小队的行政组织之内。
宗族、家族也似乎消失在“社员”这一概念之中。
中国传统的村落是血缘和地缘纽带的集合体,根据宗族和家族的组织方式进行生活和生产,不管是宗族还是家族都有着一套乡村伦理规范,也就是社会关系。
这套社会关系往往是按照血缘关系来组织的,父母、兄弟、夫妇、祖孙、婆媳、叔侄、堂兄弟等亲属称谓不仅表明人际的尊卑高低和亲疏远近,并表示着称谓双方的权力和义务。
即便双方没有确实的亲属血缘或姻缘关系,在同一社区村落中也往往会套用亲属称谓,即准亲属称谓。
这里的准亲属称谓虽然不包含权力义务关系,但仍存在互惠互助的邻里情谊。
因此,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
然而土地改革的均分土地消灭了农村的宗族宗法制度,宗族失去了祠田祭田义田等作为承担社区公共事务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导致了宗法等级制和宗族组织能力的瓦解。
因此,土地改革后的乡村没有了共同的公共生活(如之前的宗族祭祀),也没有了公共保护措施(宗族的济贫救弱),因此瓦解为一个个单独的家庭。
然而,到家庭这一步还不止,“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没收了家庭的所有财产,导致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职能的丧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导致家庭作为一个消费单位职能也丧失了,而大队公社办的幼儿园、托儿所、小学、中学和大学,甚至敬老院等希望取代传统家庭的抚育、教育和养老职能,在人民公社初期,家庭几乎就成了一个集体宿舍,没有了家庭内的生活互动就失去了家庭道德的生活体验(张乐天,2001:
370,485,494)。
这种越过家庭,生活直接与国家政府接轨的方式,也导致了民众对国家形象的日益清晰。
但是这种频繁的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也如孙立平所言,存在一定的危机,个人在将得到的好处归功于国家的同时,也会将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归咎于国家。
这种隐含的矛盾也促进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乡村对“分田单干”的热情。
虽然在60年代初,大食堂的破产,使得家庭恢复了消费体的身份,但土地制度公有制的事实没变,家庭除了宅基地和房屋和屋里甚少的家什是自己的,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土地却不是自己的,不在家产继承范围之内,就是这种对于家庭私产的重新界定导致了家长丧失了在家庭权力义务纽带上提供财产继承的权力和责任,而一旦老人失去了经济的优势,孩子们就不再尊重这个“无法提供家产”的父母了。
父母不再是恩惠的施与者而只是沉重的赡养负担,这就导致了孝道的衰落(阎云翔,2006:
207-208)。
孝道的衰落远不仅经济剥夺这样简单。
建国以来国家为了构建新政权的权威,批判一切旧的东西,包括旧思想,旧道德。
这些旧思想旧道德就包括了族权、神权、夫权、家长权。
对族权和神权的批判,导致了乡村原有信仰体力的崩溃,祖先的神圣性和鬼神的威慑性对于年轻人不再发生作用,通过解放妇女,“妇女撑起半边天”等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及集体化时期妇女的工分制劳动(同工不同酬),一方面维系了男女有别,但不可否认的是妇女权益的日益上升,乡土意义上的夫权屈服于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宣教。
国家通过倡导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平等,批判家长制,批判包办婚姻,助长了年轻人的独立性,但同时却依赖传统的养老机制(家庭养老,儿子养老)。
虽然在集体化时期,无人赡养的老人还可以得到村生产大队的救济,但在80年代,生产回归家庭之后,养老也一并回归家庭,而已破坏了的家庭等级制以及孝道伦理却无法随着短时间的家庭经济重新建立起来。
因此,到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国家权力撤出农村之后,乡村社区其实是一个道德空白区。
这片道德空间是通过对传统道德的复苏来进行填充呢,还是由新兴的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思想价值来补充,在张乐天等人看来,传统家庭模式一直没有被完全摧毁,所以当80年代国家放开政策的时候,原有的家族思想的复苏解释了中国南方的乡镇企业的兴起。
但阎云翔通过对北方农村的研究则认为,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永远的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极端的无公德的个人主义。
那么,在国家看来,中国农村在80年代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呢?
国家认为,虽然人民公社时期的各种运动对农村的生产造成了一些破坏,但农村作为一个道德共同体仍然是存在的,并且在国家撤出乡村管理之后,乡村依然能在传统的道德支持下重新整合乡村社会。
这是国家对80年代乡村社会的道德想象。
而当时拍摄的一系列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都表现了这种对乡村道德共同体的想象。
拍摄于80年代初的《喜盈门》和《咱们的牛百岁》就是两部典型的乡村道德伦理剧。
两部电影向人们揭示了80年代初乡村的家庭和村落的各种矛盾以及对矛盾的解决。
二、国家对农村社会的道德想象
如上所述,80年代初的农村在经过了土地革命、合作化、人民公社等三十年的制度变迁之后,乡村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瓦解,维系了几千年的传统道德信仰已然崩溃。
当80年代初,中央默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单干”时,那些把毕生精力都耗在集体化运动中的乡村干部不理解“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倒退到五O年”(张乐天,2004:
186)。
是否真的倒退到合作化之前的生产模式?
不尽然,虽然组织生产的权力复归家庭,但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仍然没有变,还是集体所有制,只不过给了农户更大的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更为重要的不是经济层面的变革,而是思想道德文化层面的变化。
前文已经详细叙述了1949年以来国家对乡村社区结构的破坏,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新成长起来的乡村劳动主力接受了国家灌输的意识形态,在不断发展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的同时,消磨了对家庭对社区的道德义务感。
由于国家权力逐渐撤出农村,原来可以依靠的行政权力和国家的道德形象不复存在。
因此面临解体的乡村共同体,急需一股力量来进行重新整合。
在国家看来,传统道德正是这股既方便又有效的整合力量,虽然三十年的农村改革对乡村社区造成了破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取缔“尊老爱幼,和睦乡邻”的传统美德。
因此,在国家看来,这种深深植根于善良纯朴的土地上的美德在危机时期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喜盈门》:
虐待老人,打耳光算是轻的
电影《喜盈门》是上海电影制片厂1981年由赵焕章导演出品的一部家庭伦理喜剧。
影片主要描绘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的悲欢离合。
影片塑造了大媳妇强英,大儿子仁文,二媳妇水莲,二儿子仁武,婆婆,爷爷,女儿仁芳,等几个个性鲜明的角色来描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公社逐渐解体时期家庭内的种种矛盾。
故事发生在山东胶济半岛上的一个普通农村里,70年代末80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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