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诗词的影响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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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宋诗空明摇曳的诗境、冲淡清远，超逸绝尘的风格，包括对活法的提倡，以禅喻诗的理论的探讨，都与禅有着深刻的联系。

关键字：

禅宗北宋诗人审美倾向诗风

Atentativediscussionontheimpactonpoem

inNorthSongDynastyoftheZen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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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Zen”ThepoetsinNorthSongTtrendinaesteticsThestyle

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蕴藏丰富的宝库。

禅的兴起与发展，对北宋以来的诗歌历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宋代诗论家”以禅喻诗”已经充分说明了诗与禅之间的联姻。

禅宗在北宋拥有一大批高雅的信徒，禅宗的理论虽是宗教理论，但又是一种人生哲学。

北宋参禅者日多，以纾解现实的困惑和苦恼，而诗歌又是心灵的抒发，因此禅与诗歌就联系在一起，禅印现在诗中，便形成了北宋诗歌特有的现象。

一、禅宗与北宋诗人

禅宗在唐代确立以后，文人墨客间参禅、谈禅一时成为风气。

至宋，这种悦禅习佛的趋势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不少宋诗都留下了文人参禅的印记。

禅宗的思辨力量和“机锋”应对的形式正投合了宋代文人的自省意识。

因此在有宋一代，许多文人与禅宗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范仲淹对佛教的态度是矛盾的。

从政治而言，他反对佛徒耗民；

而从信仰而言，他却是个虔诚的佛学研习者。

其《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云：

“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徒。

”他在改革失败后，别无所为，政事之余，遍览佛典，深究佛祖留训，悟济群生之理。

与此不同的是，欧阳修则广交禅友，以诗文相酬唱，文豪与诗僧，在自觉与不自觉中相互学习，相互推重。

这表明，禅宗思想在这些文人创作中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

王安石年轻时就喜好参禅，从政之后，更是以禅为行事的依托。

皇祐年间，通判舒州时，写有《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表达了对禅宗三祖的敬仰。

晚年退出政治舞台后，心情渐趋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

他在青山绿水中寻求心灵的宁静和超脱，经常带着童仆，骑着小驴，出入长江下游沿岸，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将其一一摄入自己的小诗中。

这些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构思新颖别致，字句精心锤炼，在对景致的描写中又融入禅理。

北宋文人中，参禅习佛的自不在少数，但真正精通禅学的，却莫过于苏轼与黄庭坚。

苏轼热衷参禅，自称居士，被《五灯会元》列为禅宗法嗣。

他参禅有得，体验到“禅味”的愉悦，有“久参自足知禅味”的诗句。

苏轼首开“以禅喻诗”的风气，他善于从禅宗思维的方法中找到与诗歌的艺术构思相通之处。

如《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诗用典出自《楞严经》：

“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

”原意是借物明意，但苏轼却从中揭示出了琴、声、指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禅宗的哲理意味。

苏轼还广交禅师，他自称“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

[1]苏轼诗中的名篇，有的就是送给僧友的酬唱之作，如《百步洪》就是送给诗僧参寥的。

受禅宗的影响，北宋诗人在诗中往往对自己的人生采取一种超然的、冷静的、旁观的态度。

在这方面，苏轼可以说是个典型，尤其表现在他被贬之后。

他在政治上受迫害，生活上也十分窘迫，但他在贬谪生涯中，以佛道思想作为解脱苦难之途，禅宗“任运自在”与“随缘自适”的人生观成了他的法宝。

在写于黄州、惠州、儋州等贬所的诗中，他都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返观自己的生活。

如《纵笔》一诗即是如此：

“白头萧散霜满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

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在政治上属于元祐党人，数度遭贬，但是禅宗”随缘自适”的思想在其饱经忧患的人生中融进冲融怡然的情趣。

据《石门文字禅》中记载：

“山谷初谪，人以死吊，笑曰‘四海皆昆第，凡有日月星宿处，无不可记此一梦者。

’”面对生活的曲折，在禅宗的庇护下，他的确是做到了安之若素，泰然处之，以一种超然平淡的心态来处理贬谪生涯。

正如苏轼在《答黄庭坚书》中说：

“鲁直吏事有余，独居而蔬食，陶然自得。

”[2]又如范寥所言：

“先生虽迁谪，处忧患，而未尝戚戚也，视韩子退、柳之厚有间矣。

”[3]

因为这种特殊的人生迹遇，也因为受到禅宗旁观、超越思想的影响，黄庭坚的诗中表现出来的也多是冷静的阅世态度。

读山谷的诗有如在通天大道之外的偏僻幽径中行走，他的诗中即使言及鬼神，也决不沾染一点世俗的风尘气息，正所谓“所恨务高，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

”黄庭坚自己有诗为证：

“主人心安乐，花竹有和气。

时从物外赏，自益酒中味。

”即是一种“物外之赏”的态度。

因为诗人的心境是渊静而又超脱的，所以其诗中表现出的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飘出一股淡淡的禅意。

不仅苏黄有这种冷静谛视的禅心，宋代其他诗人也多对这种宇宙人生采取一种超然的、有距离感的观照态度。

如江西派韩驹，颇有禅学修养，与僧人的交往也颇为密切。

如《赠赵伯鱼》诗中云：

”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

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

”便是借助禅观来论诗的。

二、禅宗与北宋诗审美

有人提到宋诗一定要归纳出一个统一的审美倾向，或以为它平淡流畅；

或以为它拗峭瘦硬，其实各说对一半，宋诗中两种倾向并存。

因为处于承继唐代灿烂诗歌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宋代更是一个人们有意识地开辟自己审美倾向的时代，诗人们特别小心地在唐诗之后绕开烂熟的套路去别开生面。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唐宋诗审美倾向的嬗变中，禅是否起到了作用？

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宋代诗歌创作侧重主观的构思，而非诗歌客观的规律。

这一方面呈现在诗文革新运动中就是追求“意新”的倾向，另一方面，又符合禅宗在心性论上的关注。

在美感体验与自信体验相近的认知结构下，宋诗的审美倾向也染上了是非顿渐的解脱精神。

北宋诗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与蜕变逐渐形成了以表达为主体，抒发性情，随机应物的审美风格。

即是这种诗歌创作中审美创造的随机性与直接汲纳自然所获得的乐趣。

这种随机性主要表现为自然诗趣无处不在，这与南禅主张佛性无处不在的“立处即真”的精神有关。

随机应物的精神使得禅的体悟不仅存在于宗教实践中，而且普现于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诗人的文化生活中也流露无遗。

如苏轼“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黄山谷：

“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皆是以明镜应物比喻心对外物“能照”的作用，认为心应如明镜般映照万物而不留形。

如前面提到过苏轼的《百步洪》：

清人赵翼评《百步洪》中“有如兔走鹰隼落”四句，“形容水流迅驶，连用七喻，实古所未有。

”[4]钱钟书也特别称许“四句里七个象喻，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

”[5]这四句七个象喻，确可以说是博喻中的典范了，但苏轼所要表达的乃是借百步洪的飞流直下来写禅观宇宙的感受，仍是“心游物外”所得的观照。

欧阳修的性情诗很具有代表性，清人全祖望有云：

“庆历之后，欧苏梅数公出，而宋诗一变。

”欧阳修有时在诗中会不自觉的超出自己有意识的追求，而挖掘出更深层的意蕴，他提倡以韩愈的古文笔法，展示博大的情怀和生命意识，所谓“二月山城未见花”，即在于从自然中提取主体的人格精神。

另外以半山体为例，进一步开掘触动文艺思想变革的性情诗的创作。

王安石晚年在告别了中兴国家的梦想后，专心写诗，从性情入手，从关怀日常入手。

他将自己的感受借风景以传释，把超越与孤芳自赏、清纯与孤高等种种人生乐趣融成新的审美格调，这也就是后人常提到的“半山体”。

其最大贡献就是从容切实地完成了宋诗的审美转向，从传达客体的神转移到表达主体的意，这种转变也与他深究佛理有密切的关系，如《读维摩经有感》云：

“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

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

”[6]此间万物，一律性空，无差别境界，既然万物性空，那么人身亦如泡沫。

诗人以病摩诘自居，对“世间性空”已有所体悟，自心本来清净，写诗自然也就明净了。

而活法理论又大大推进了北宋诗，甚至概括了整个宋诗发展及流变趋势。

江西派诗人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中提出“活法”一说，“学诗当识活法。

所谓活法者，规矩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亦不背于规矩也。

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

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

”其实，诗论中的“活法”就是在禅宗“活参”的启发下提出来的。

《五灯会元》“谷隐聪禅法师嗣”条中有谷隐与金山昙颍的对话。

隐曰：

“语不离窠臼，安能出盖缠？

”师叹曰：

“才涉唇吻，便落意思。

尽是死门，终非活路。

”这便是“活参”。

“活参”对于宋诗创作的影响是广泛的。

禅宗的曹洞派有“参活句”的门风；

临济派则有“一句三玄，一玄三要”的提法，提倡的其实就是“活法”，这给宋代诗人的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

　　江西诗派在创作上倒是很能领悟到禅宗“活法”的精髓。

诗派领袖黄庭坚提出做诗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之法就是要求诗歌的创作要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渲染变化，推陈出新。

如山谷所举以示人的范例。

郑谷《十日菊》有“自缘今日人必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之句，王安石借鉴此诗意，写出“千花万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

”充实进峭拔的气骨，这便是所谓的“换骨法”。

白居易诗“临风杪秋叶，对酒长年身。

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苏轼“窥如其意而形容之”，写出“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醉红”的诗句。

这便是“夺胎法”。

这种对前人诗句中的借鉴的确是打破了一定模式的窠臼，与正统的江西诗论相比，“活法”说更突出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张扬了艺术的个性。

古人早已指出黄庭坚的创作艺术与禅宗的这种讲究言句的风气有关系。

张戒《岁寒堂诗话》记载：

“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

‘鲁直得子美髓乎？

’居人曰：

‘然。

’‘其佳处焉在？

‘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

’”所谓“死蛇弄得活”即是禅家言句技巧，指表达的活泼机敏，不落“死语”。

李屏山评论说：

“黄鲁直……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著末后句为具眼。

江西诸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

”[7]这更直接的指出黄庭坚诗法通与禅法。

而黄庭坚提出“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的创作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禅宗谈禅的方法。

宋诗中的“活法”是对江西诗风、诗论的一个反拨，同时也是江西派内部新质的再生。

“活法”并非一个流派的理论，而是一种审美思潮。

“活法”本身就是从江西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