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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族化”问题,首先就要分析大学生的就业压力由何而来。
从统计数字上看,大学生就业的直接压力来自人数上的增长。
自1999年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变为大众化,更多的人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历年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08年,我国高校年招生规模从108万增至599万,增长456%,年均增长18.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9.8%升至2008年的23.3%。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超过30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
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99万,是2001年(115万)的6倍。
与过去相比,如今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是稀缺人才。
然而,尽管我国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在绝对数量上十分庞大,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不足15%,不仅低于美国,更远低于周边的日本、韩国。
从占人口比例看,我国大学生不是太多,而是还不够。
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扩招带来的人数增加,而是要分析更宏观、更深层次的原因。
1.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外因
第一,世界经济形势不景气影响了全球就业。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遭遇重挫,发达国家就业率大幅下降。
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后失业率一度高达10.2%。
目前,美国失业率虽已回落到7%,但仍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发达经济体就业率需要到2018年才能回到危机前的水平。
全世界青年就业形势也普遍不佳,目前全球15~24岁青年失业者有7340万人,平均失业率为12.6%,其中欧盟国家达23.5%。
第二,在国内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出现了阶段性困难。
中国经济在持续两位数增速的高速增长后,面临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拉动效果有所减弱,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下降。
同时,我国需就业人口数量却在不断攀升。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需就业人数平均每年达2500万左右,劳动市场呈现总体供大于求的局面。
第三,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社会加速变迁,大学生就业承受着额外的社会转型压力。
目前,我国社会正从城乡二元结构过渡到了城市社会多元分化结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面临区域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均衡、社会政策投入不均衡等问题,造成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滋生了“拼爹”等不公现象。
在社会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阶层固化,指的是在经济条件、社会分配中处于较低阶层的人越来越难以通过自身奋斗向上流动到较高阶层。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就业市场上的公平竞争。
第四,我国的户籍、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还不尽完善,导致城乡之间、体制内外的社会工作岗位之间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福利待遇等方面有很大差异。
这种差异,令所谓“金饭碗”成为许多大学生求职的第一目标,公务员报考常常出现“万里挑一”的激烈竞争,甚至发生过大学生为了事业编制争相报考清洁员的怪现状。
另一方面,一些本来很重要的职位,由于缺少稳定的预期、看不到发展的前景、没有基本的保障,也可能门可罗雀、乏人问津。
职业之间不合理的差距,导致大学生过度追求“金饭碗”,客观上也加剧了就业难的局面。
2.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内因
在大学生普遍面临就业难的困境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却同时存在着与之截然相反的现象:
很多用人单位同样面临“招聘难”。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无论是本科毕业生还是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时对基本工作能力掌握的水平均低于工作岗位要求的水平。
这表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实质上是一种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
什么是结构性矛盾?
一般来说,大学毕业生失业可以分为总量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三种。
总量失业指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而引起的失业。
由于经济增长呈周期性变化,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总体经济活动水平降低,总需求不足,导致失业现象出现。
结构性失业指学生学习期间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毕业生的专业、知识、技能、区域分布等不适合经济结构变化后的要求,毕业时不能适应就业市场需要而引发的失业。
职位空缺与劳动力失业并存,这是结构性失业的显著特点。
摩擦性失业指毕业生对用人单位的发展空间、工资待遇、地理位置、工作环境等等有自己的期望,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技能、个人素质等也有一定要求,由于双方要求不一致导致毕业生没有用人单位接收的情况。
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高校的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匹配,导致许多学生“学无所用”,专业不对口。
第二,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匹配,学生存在专业技能不精、通用技能不全、基本素养欠缺、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很难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
第三,大学生的择业观与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不匹配。
大学生在择业地点上仍普遍倾向于选择大城市,择业单位上倾向于国企、事业单位,在职业选择上,则普遍不愿意从事销售、市场、客服等基础性工作。
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发展难的局面。
“族化”群体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无论是外因还是内因,在短时间内仍无法消除,“族化”生存现象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依然会持续存在。
二、“族化”现象及所困
社会上十分生动地描绘了大学毕业生的几种典型处境:
群体性蜗居的“蚁族”、留恋校园伺机等待的“校漂族”、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摇摆不定的“候鸟族”和久不就业、靠父母养活的“啃老族”等。
各类“族化”生存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多来自中低收人家庭,虽受过高等教育,却仍面临巨大的生活和发展压力,身心处于焦虑、矛盾和冲突的亚健康状态。
“族化”群体对网络高度依赖,在网络空间中呈集聚状态,相对于其他群体情绪化和非理性倾向更强。
给“族化”群体上升流动的渠道,让他们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当今解决就业问题的重点关切。
1.“蚁族”现象
“蚁族”的概念最早由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在2010年提出。
他认为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是继农民工、下岗工人之后出现在中国的又一弱势群体。
之所以把这个群体形象地称为“蚁族”,是因为该群体和蚂蚁有诸多类似的特点:
高智、弱小、群居。
“蚁族”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未能在大城市中找到符合职业预期的工作,工作稳定性差,收入水平低,无力支付高额房租,长期聚居于租金低廉、环境脏乱差的城乡结合部社区。
“蚁族”中的大多数人是“80后”,现在也开始有“90后”。
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县城的中低收人家庭,没有“拼爹”资本,收入不高,缺乏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生活单调,社交圈子较窄。
近年来,“蚁族”群体呈现出“三降三升,三多三少”的发展态势。
“三降”,一是指“蚁族”中失业比例在下降,二是指“蚁族”中从事“铁饭碗”工作的比例在下降,三是指“蚁族”换工作的频率在下降。
“三升”,一是指“蚁族”的学历层次在上升,二是指“蚁族”中211重点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在上升,三是指“蚁族”年龄有向上延伸的趋势。
“三多三少”,一是指出身中低收人家庭的多、高收人家庭的少,二是指收入支出多、结余少,三是指网络交往多、现实联系少。
中国“蚁族”的生存状况堪忧。
一方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通过努力奋斗改变自身命运的良好愿望,但在现实中,往往遭遇各种挫折而感到迷茫。
他们有一定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但却苦于无处施展。
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这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一些人有较强的“被剥夺感”,积极参与网络事件,并逐渐形成意见领袖,习惯将外部社会因素视为造成自己生活窘境的主要原因。
如果“蚁族”现象得不到重视和解决,他们的情绪得不到正常排解,他们的困难得不到解决,将会对社会和谐稳定构成挑战。
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并妥善解决好“蚁族”问题。
2.“校漂族”现象
“校漂族”是指那些已经毕业、但因为种种原因继续徘徊在母校或附近其他高校周围的大学毕业生群体。
他们居住在学校或其周围,有的经常到学校听课、听讲座、参加考研培训,有的频繁参加学校举办的人才招聘活动等。
在学习和生活上,他们似乎仍是高校中的一员,却与学校毫无隶属关系,因此被称为“校漂族”。
“校漂族”主要由四类群体组成,一是避开就业高峰、增加就业砝码的“考研派”,他们为提高自身就业条件,获得更好的工作职位,毕业后选择考研。
二是“不就业派”,他们或是因求职不满意暂时以打短工为生,或是就业无门,或是碰壁后再谋出路,共同特点是暂时“漂”在学校。
三是少量坐吃家庭财富的“潇洒派”,他们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毕业时还没有做好参加工作的心理准备,把工作盯在体面的职业上。
四是拿不到毕业证、学位证又不愿意离校的“围城边缘派”,他们看不到个人发展前途,有自卑心理,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校漂”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毕业生可以用这种方式作为缓冲期,更加从容地规划人生。
但长期“校漂”,个人容易滋生自卑和依赖心理,也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还会挤占高校原本有限的公共资源,给高校管理带来困难。
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学生毕业不工作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会给社会安全稳定带来隐忧。
3.“候鸟族”现象
“候鸟族”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指在不同城市间迁徙的群体,另一类指在同一城市的城区和郊区间迁徙的群体。
一般常说的“候鸟族”指的是前者,也就是在逃离“北上广”与逃往“北上广”之间摇摆不定的青年白领。
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反复迁徙是“候鸟族”最显著的特征,他们处于焦虑和冲突之中,身心饱受煎熬。
“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程度高,竞争环境更加公平,毕业生没有太多社会资本,也能够获得工作和发展机会。
但居高不下的房价、遥不可及的户口、高生活成本,这些都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生活预期与生活质量。
种种压力下,很多人选择“逃离北上广”,回到故乡或退居中小城市谋求发展。
然而,他们已经很难适应家乡中小城市固有的“关系社会”和相对缓慢的生活节奏。
“候鸟族”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是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但对于个人而言增加了选择的成本,对于社会而言则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
“候鸟族”在生存环境和经济条件上处于劣势,自我保护意识也较差,加上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也有可能使他们沦为社会治安中的不安定因素。
4.“啃老族”现象
“啃老族”的概念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指的是已经到了就业年龄并具有劳动能力、已不在全日制学校学习,但不去工作或已经有了工作但收入不能满足个人消费、要求父母在其经济上给予帮助的年轻人,年龄在23~30岁之间。
“啃老族”并非没有能力立足于社会,而是主动放弃就业的机会,赋闲在家,社会学家称之为“新失业群体”。
“啃老族”由六类人群组成。
第一类人文化水平低、技能差,只能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找工作,因怕苦怕累,索性不就业;
第二类是高校毕业生,他们对就业岗位期望值过高,过于挑剔;
第三类是下岗青年,他们总是用过去的工作与新工作相比较,新工作不比原来好就不就业;
第四类是嫌工作太累太紧张、不适应环境、人际关系不好或希望再学习而自动离职;
第五类是创业幻想型青年,他们有强烈的创业愿望,但没目标,没项目,创业不成功也不愿意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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