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心对民国的怀旧是一种反思的态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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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
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
这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在口述史《上学记》谈到民国时期西南联大为何能在战争年代,创造出人文和科学的奇迹时语重心长地概括的一句话。
近些年来,民国范儿、民国热成为一种风靡出版界和读书界的热潮,世人对现实文化状况的忧虑和不满,都被寄托在对于民国文化浓墨重彩的怀旧之中。
而1949年前,国立、省立等公立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三足鼎立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的多元学术文化和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成为今人念兹在兹的话题。
最近,研究民国文化和教育史的权威学者叶文心访问上海,而其1990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的以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与政治、社会、文化之关系为研究课题的博士论文TheAlienatedAcademy:
CultureandPoliticsinRepublicanChina,1919-1937(《疏离的学院:
中华民国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去年翻译成中文出版(题名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我趁机就民国时期的大学、文化与青年学生心态等话题专访了她。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叶文心,是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院首位亚裔院长,也是创院30多年来的首位女性院长。
其自身家族史也颇不平凡:
外曾祖父是近代思想家严复,父亲是“中央社”首任台湾特派员叶明勋,母亲是小说家华严(严停云)。
三十多年前,叶文心选择以民国大学史为题做博士论文研究,也是因为父母的缘故,“我对民国时期校园文化和政治的模糊意念,在某些方面来自童年时期母亲教我唱的歌。
我父母都成长于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父亲是福建协和大学的,母亲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我对他们这一代人从哪儿来这个问题很好奇,总想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可以说,叶文心的民国大学史研究,除了学术的公义之外,也是传承家族记忆的一种独特方式。
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这虽然是一本“老书”,但在此时此刻的大陆出版中译本,却正逢其时,可以为当下的民国文化热和民国大学热增添来自历史学的厚实分量。
在专访结束时,叶文心优雅而专注地谈及其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是研究晚清以后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在政治文化与经济社会的脉络里来呈现中国新式教育的百年历程。
对民国的怀旧是一种反思的态度
田波澜:
近些年,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出版了一批有关民国时期大学的回忆录、口述史和小说,比如何兆武《上学记》、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鹿桥《未央歌》等都广受读者欢迎,关于西南联大的系列纪录片也受到年轻一代大学生的好评,作为一位研究民国大学史和文化史的权威,你如何评价这种对民国大学的怀旧热潮?
叶文心:
这里头有几个反应,第一个是好奇,为什么1949以前的大学和1949以后的大学有相当的不同?
大家喜欢看这样的书,是因为想要知道曾经在这个土地发生的事。
第二个是寻找解释,想要知道今天的中国跟那个时代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并探寻过去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情怀为何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消失了,这是一种反思的态度。
第三,从历史学者的视角来看,民国时期,未必是大家日子都过得很好的时期。
现在这种怀旧浪潮只是把焦点放在当年历史现象的某些层面,可是关注一些层面,并不表示能完全捕捉到那个时代的困难与困惑。
总的说来,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挑战和困惑,需要做出不同的选择。
我们现在看前人曾经走过的路,之所以能把它当作怀旧的题材来看,部分原因也就是那个时代曾是问题的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不觉得它们是问题。
而今天也许发生了其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忽然对前朝往事产生了兴趣。
在中国大陆比较有影响力的几部研究民国大学史的著作都是美国学者所撰写,除了你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外,还有魏定熙教授所写的《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以及易社强教授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相对于这些学术分量很高的著作,大陆很多名校也不乏校史著作,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你觉得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大陆学者对民国大学史的书写水准?
我想关键在于,这是一种文本性质的区别。
每一个学校都书写它本身的校史,美国学校也不例外。
可是校史不等于涵盖高等教育史的近现代史,或者说透过高等教育以及大学的经历让大家来阐释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脉络。
这两种文本在基本性质和书写的指向目标性上,有着基本的差别。
你所提的这几本书,虽说魏定熙着重北京大学的经验,易社强着重西南联大,可是他们的目的是透过书写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我所关注的圣约翰大学)等民国大学史的一个面向来展示更宽广的一些问题,比如知识人的风貌。
这些美国学者的作品主要的意涵,是透过一群大学里的知识人的历史经验来呈现中国近现代史的某些侧面。
其实中国近百年来的教育史,本身是包含在学术史、知识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脉络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样的历史著作是很不容易写的,现在有些人往这方面努力,可是什么时候写得出来还不一定,因为这个工程比较大。
老实说我正收集材料想写这样一本书,在我的第一本书的基础上把它扩大出来,让它照应的面更广一点,关注的时段更长一点。
大致的意思是透过百年中国教育制度的变化或者说是高等教育的变化来看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时也可以反过来,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变化来看百年高等教育的内涵以及变化等等,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党化教育:
从正面向负面
你这册关于民国大学的研究,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史的研究,也注意到了大学与政治力量的关系,有一些篇幅讨论国民政府试图控制大学的党化教育。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大学推行党化教育的根源和表现形式是什么?
成效如何?
党化教育这个口号,是国民政府在广州的时候提出来的。
在那之前的国民党是一盘散沙的国民党,直到1923到1924年之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主义,国民党才有所谓的成文的主义。
党化教育的意义一方面是要把三民主义作为全党一致并为大家熟知的党的宗旨和理论,另外更关键的是要把党作为一个组织建立起来。
在黄埔建军之后,即在军队里建立政治指导员制度,要把党的思想灌注到军队里面。
国民党也希望把党化思想推行到大学校园里,所以创办了当时的广州大学(以后成为中山大学),希望广州大学跟上海的资产阶级大学不一样,大学生都抱持三民主义的理想,是为国为民有纪律的大学生,而不是像上海圣约翰大学那般,学生只顾自己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生活上的享乐,把学位当做社会地位的装饰品。
所以它的党化在三个领域同时进行,先把国民党党内党化,然后把军队党化,再把大学党化。
这是1927年国民党执政以前的情况。
北伐革命之后,国民党进入到江浙地区,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势力随之延伸到北方主要的大学校园之内。
国民政府进行党化教育,就遭遇到原有校园文化的抗拒并引发冲突。
透过教育部的行政手段跟资源的控制,国民政府半强制性地推行了党化教育,这些措施大约从1928年开始引起知识阶层的反弹。
当时就有人提出人权问题,说“连上帝说的话都可以怀疑,难道孙中山或者三民主义是不可以怀疑的吗?
”或者“对党义和国民党国策的辩论,在大学校园里如果不去进行的话,那岂不是一党专政了吗?
”
所以在北伐之前和北伐之后,党化及其作用,在校园里的意义截然不同。
国民党在广州时期如果不推行党化的话,北伐时期它的军队跟学生,在思想上就不能统一,在组织和动员上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可是它进入江浙以及北方——1927年以前的文化重镇之后,它以一党专政或者一党独大的精神来压制多元化的思想潮流时,就立刻引起抗争。
所以自1928年起,教育部开始以政府的力量强制要求校园进行党化教育,就立刻使党化教育在知识界成为带有负面意义的一个名词,甚至成为抗争的对象。
在还没有当权之前,党化可以统一思想、加强组织纪律、提升战斗力,是有助于革命的。
可是一旦从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仍然继续推行党化教育,党化就变成了钳制自由思想、限制舆论空间的一个统治工具。
所以,在位与不在位,是革命时期还是当政时期,这个区别其实对于“党化”的实际意义是很大的。
“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里,上海大学的作用非常大”
你在书中专门有一章讨论民国时期上海最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阶层再生产的最重要的管道,而且依托于上海这个最具有国际性和现代感的大都会,这些大学成功地实现了儒家中国的知识范式的现代型,通过科学知识、职业技能、良好语言等来获取财富,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伦理。
这所大学对民国上海上流社会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哪些影响?
而像圣约翰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最后的命运如何?
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地区大概是当时西化的资产阶层最主要的一个培育中心,也是他们建构社会网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它不只是一所大学,它和教会有关系,同时它的学生除了上学之外,也进行社会活动。
透过校园里的学生生活以及联谊生活,学生跟学生之间也有社交生活,所以总体说来,它除了一种知识上的传承或者说是专业知识的训练之外,同时还建构了社会性的人脉跟网络,帮助开发了一些社会意识或者是社会服务。
这些教会大学的命运,大概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抗日战争发生后,沿海都被日军占领,很多沿海的资产阶层迁入内陆,很多学校都搬进租界,像福建或浙江的教会大学,不能搬到租界,有的就搬到山里去。
对于教会学校来说,或因有英美背景而被日本人当作敌对势力看待,或因华裔的资产向内地或海外迁移,在资金来源上大大减缩,因此受到很大的打击。
1945年以后,国民政府虽然回来了,但是经济没有恢复,对教会大学来说仍然是不能恢复战前的盛况。
第三个时期是1949年以后,很多教会大学的资产跟其他学校合并,很多学校停办或者资产被冻结、或者是被拆散,在院系调整的时候被其他学校吸收掉。
圣约翰大学在1949到1952年被拆散并且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按照并入院系数量排序,依次是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其校址为华东政法大学所用。
非常有趣的是,你既讨论了培养资产阶级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和私立大学,也专门讨论了培养和吸纳革命者(如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彭述之、李季、李达等)的上海大学。
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革命文化甚至20世纪中国革命来说,上海大学主要扮演了什么角色?
上海大学非常有趣,值得进一步研究。
将上海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大学的不同。
圣约翰大学是先办的大学,先盖了房子、有了教授、设置了课程,然后才招生,再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扩充,所以是学校培养学生、学校建制学程,学生是交了学费来上课的,这基本上是圣约翰大学的办学模式。
上海大学正好相反,它是先有一批愿意做教授以及愿意做学生的人集结在一块,由他们主导建立的一个校园,所以房子是他们找的,经费是他们筹措的,课程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学识、认为什么样的课程最有助于解决当时民族国家和社会政治的问题而创设的。
所以上海大学从一开始名声最响亮的是社会学系,其包含的内涵五花八门,不过最基本的意图就是要跟社会发生关系,那个社会就是当时的工厂、工人、工厂里的种种社会现象、外地人进入上海遭遇的种种困难等。
他们是先有问题,以此为核心来推动学校的成立。
他们创立的学校,房子不怎么样,住得也不怎么样,得到学位以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也说不定,来上学的人都是仰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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