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批评和批评女性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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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认真翻阅清代女性诗文别集、总集,其中不乏女性的文学批评文字,且时有深刻睿智的见解。
本文立足于诗歌理论,以男性论者对女性诗歌的批评为参照系,考察清代女性的诗歌批评。
女性诗歌创作,代有其人。
然其进入文学批评论域,是有一个过程的。
宋代的诗话如《浩然斋雅谈》、《临汉隐居诗话》,仅有若干条论及女诗人;
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将“闺秀”、“女冠”列于“衲子”、“外夷”之后,备体而已,聊胜于无。
直到晚明,公安、竟陵性灵诗学重性情、标才慧、尚清趣的审美倾向才将诗学视角转向闺阁,先后有江盈科《闺秀诗评》、锺惺《名媛诗归》、刘士鏻《闺秀诗评》、赵世杰《古今女史诗集》等评选闺秀诗歌的著述。
发凡起例后,清代女性诗歌总集蔚然兴起。
出现了邹斯漪《诗媛八名家选》、王士禄《燃脂集》、陈维崧《妇人集》、胡孝思《名媛诗钞》、周之标《女中七才子兰咳二集》、陆昶《历朝名媛诗词》、袁枚《随园女弟子诗选》、蔡殿齐《国朝闺阁诗钞》等男性编纂的闺秀总集。
同时,女性编纂闺阁诗集也一时成风,出现了查昌鹓《学绣楼名媛诗选》,王玉映《名媛诗纬》,完颜恽珠《闺秀正始集、续集》,王谨《闺秀诗选》,骆绮兰《听秋馆闺中同人集》,秋蟾女史《伴月楼诗钞》等选本。
在诸多男性著者撰写《闺秀诗话》的同时,女性著者也开始撰述诗话,如沈善宝有《名媛诗话》十五卷,施淑仪有《国朝闺阁诗人征略》十卷补遗一卷等。
当然,女性诗论多局限于评论女性作家,但也有不少评论,突破了性别限制而纵论列代男女作者。
如嘉庆时期女作家熊琏的《澹仙诗话》四卷,论列诗人不限于闺阁,扩大到清代整个诗坛,对诗学基本问题也提出自己独立的认识。
女史汪端评选的《明三十家诗选》,是继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明诗别裁集》之后的一部重要的明诗选本,对明代重要诗人和诗作多给予评论。
此外,论诗诗、序跋、书信、笔记等文学批评体裁样式,在闺秀著述中大量存在。
可以这样说,女性诗论有独特的问题关注,形成了自己的话语场域,同时对男性主导的主流诗学问题作出自己的反应,并从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妇女文学观。
一.“<
国风>
<
周南>
冠四始,吟咏由来闺阁起”
——闺阁吟咏的合法性论证
男人学诗、作诗,似乎是天赋的权力和义务,是无须证明的。
而女性的文学表达权,却需要去努力争取。
中国传统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形成了多重的性别意识形态,剥夺女性的文学表达权力,压抑女性的艺术创造能力。
而女性文学意识的觉醒,则须从破除这种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开始。
对妇女艺术创造能力的压抑,与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的确立是同步的。
自汉代始就出现了女性尚德不尚才的观念,班昭《女诫》论“妇德”说:
“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
”尽管魏晋至唐代,对女性才情有不同程度的肯定,但是妇“德”之重要,远远高于“才”之上,至明代甚至出现“妇女无才便是德”的论调,“才”和“德”成了对立的关系。
这种“才德”观成为主流社会压抑女性创造才能的伦理依据。
黄本骥<
茶香阁遗草序>
忆其先兄花耘训诫女儿黄葆仪曰:
“女子之德,不在能诗,且能诗而享厚福者少。
”戒之勿学。
黄本骥也因为葆仪少亡而感慨“为女子者,固不必能诗,凡有才而欲享厚福者,皆当引吾兄之言以为戒”。
在黄本骥心中作祟的是女性“福慧无双”的观念,从这种观念推演出“闺阁能诗,率多薄命”(雷瑨《闺秀诗话》卷一)的宿命,据此而忌讳女子作诗。
甚至女性自身也接受这种观念而自我贬抑。
周浣月<
与姊书>
云:
陈眉公谓“女子无才便是德。
”吾姊娴笔墨,工诗文,可称绝世。
以妹言之,虽则绣虎嘉名,实非祥鸾本色,戒之慎之。
浣月姐姐擅长诗文,在妹妹看来,这不是女人的本分事,应该慎重戒除。
即使是一些擅长作诗、已驰骋才艺的女诗人,也难以摆脱主流观念的浸染,而遭遇内心矛盾的煎熬。
如季兰韵<
读书>
“竹素性所耽,也知非妇职。
”梁兰漪自十三岁开始学诗涂鸦,然一生历尽坎坷,至晚年时决意弃砚废书,学仙学佛,毕此余生。
查昌鹓<
学绣楼名媛诗选自序>
“至声韵之学,往往见猎心喜。
然不敏未尝能作,且以非女子事,辄不敢为。
”艺术创造作为人类的一种天生的心灵需求和才能,然而对于女性,这种才能却被世俗的观念压抑着。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同样,男权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支配性的主导观念,也主宰着女性的思想。
在这种观念下,女性是“只工刺绣不工诗”,身心局限在女红、酒食、井臼等琐务“本分”,艺术的天赋和才能多遭抑制而任其枯萎。
女性创作的勃兴,首先需要破除压抑女性才艺展现的种种男权文化观念。
这种思想动力一方面是来自于晚明的“性灵”文学精神对个性自我和本色性情的尊重。
江盈科撰《闺秀诗评》和锺惺编选《名媛诗归》无不是由于“性灵”文学思想的启示,另一方面是来自满族入主中原带来的新鲜的妇女观。
当汉族女诗人还不失矜持,猬缩于“无才便是德”的男权压迫下而慨叹“天地无情薄女流”时,满族女性则在更自由地享受创作的乐趣。
百保友兰<
自嘲>
笑我诗成癖,推敲意自怡。
闲时吟弗辍,午夜卷仍披。
研露圈《周易》,焚香读《楚辞》。
何妨呼獭祭,乐此不曾疲。
佟佳福晋<
自述歌>
“年来无事勉为歌,自笑无文语句多。
不是闺中闲弄笔,聊将心事记吟哦。
”轻松明快,不似汉族女子那么婉媚幽怨。
蒙古女诗人那逊兰保更是唱出“吟咏由来闺阁起”的响亮口号。
她的<
题冰雪堂诗稿>
《国风》、《周南》冠四始,吟咏由来闺阁起。
漫言女子贵无才,从古诗人属女子。
诗人世每谓多穷,我道穷时诗乃工。
请看后世流传者,多在忧愁愤激中。
“与汉族社会相比,满族社会对女性的各种约束相对较弱,尤其是满族家庭的女儿,在家中养尊处优,并有相当的接受教育和出行社交的自由。
”清朝满、蒙联姻形成皇族阶层,其女性观对整个社会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们在清代关于闺阁诗歌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大量置疑、反抗“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男权观念的理论文字。
吴文媛<
女红余绪自序>
曾说她年幼时祖父诫曰:
“不必墨舞而笔歌。
”但吴氏后来笔歌不辍,还吟到:
“试看巾帼刚强,偏多奇女子;
漫道衣冠文绣,未许秀闺人。
”乾隆时期的女诗人王贞仪,是一位个性鲜明、富有思想的女诗论家,饱才情而崇气节,当时就被目为“闺中狂士”。
她在<
上卜太夫人书>
里说:
“其足异者,唯今世迂疏之士,动谓妇人女子不当以诵读吟咏为事。
夫同是人也,则同是心性,六经诸书皆教人以正性、明善、修身、齐家之学,而岂徒为男子辈设哉?
”又<
德风亭初集自序>
说:
“噫嘻,剑头一吷,聊用自娱,犹之鸟之鸣春,虫之语秋,言所欲言而已。
覆瓮无憾,登选非荣。
毁我誉我,不妨两任之。
”她<
题女中丈夫图>
为闺阁女子吐气,体现出清代的新型女性观:
“当时女杰徒闻名,每恨古人不见我。
……伏雌缩猬徒自惭,壮情往复怀芳姞。
……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
”(《德风亭初集》卷十二)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思潮,至晚清时与外来思想文化合流,促成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
其中,女诗人和教育家施淑仪提出“女人亦具独立人格”的光辉思想。
清道光时期的女诗人恽珠编辑《国朝闺秀正始集》,因为黄道周、祁彪佳殉节明朝,故不录二人之妻蔡玉卿、商景兰诗。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
凡例》辩驳说:
不知著述乃个人之事,与夫无与。
两夫人能以文学美术传世,不为两公忠节所掩,正女界绝大光荣。
……恽氏当日未明男女平权之理,以为妇人从夫,自应不选;
今既认女子亦具独立人格,故仍从甄录。
当然,由于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顽固力量,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既非一蹴而就,也非直线上升的,其中有曲折迂回,甚至有生命的代价,但总体趋势是前进的,女性的人格平等意识逐渐觉醒,女性的艺术创造意识日益自觉。
清代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精神禁锢,解放女性的艺术创造潜力,从诗歌理论角度来说,男性、女性论者采取这样几方面的策略:
(一).是“依经立论”,根据《诗经》中多女性篇章,来为女子创作正名。
自古以来,女子善怀,发为吟咏,圣人不删,足以确证女性诗歌的正当性。
这是当时正视和尊重女子创作的论者的共同认识,其中女诗人之“班头”袁枚所论颇具代表性。
《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云:
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
圣人以<
关雎>
、<
葛覃>
卷耳>
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
又,袁枚<
题骆佩香秋灯课女图>
曰:
“后妃即是能诗者,何必男儿始读书。
”(《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四)同时如潘奕隽的<
吴中女士诗钞序>
,稍后如秦焕<
名媛诗话序>
、李国瑰<
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
等都以《诗经》收录大量女性诗歌为女性诗歌创作确立合理性依据,甚至得出“诗固妇女事也”的颠覆性结论。
同样,女性诗人也据此而维护才女抒发性灵、发挥才情的权力。
方静云有一绝句云:
“闲吟风雅啸余时,谁道诗非女子宜?
不解宣尼删订意,二<
南>
留得后妃诗。
”陈静宜<
大江东去·
题名媛诗话>
吟云:
“灵气常锺闺阁内,《三百篇》多妇女。
”薛绍徽<
题闽川闺秀诗话后>
“千古<
是艳谈,闺闱吟咏更何惭。
”对此问题阐述最直接明了的,是王贞仪。
陈宛玉女史吟香楼诗集序>
之作,大抵妇人女子居其半。
太史采之,贡于天子,复择其至善者,以列于乐官,用之邦国,用之乡人,而行于天下。
之美后妃,<
之作于后妃,其它诸侯之夫人、大夫之妻,以及闾阎之闺阈,咸有篇什。
迄今读其诗,犹然想见其政教之隆兴出乎风化之贞淳,并有以见性情之温柔敦厚焉。
汉魏而降,名姝代不乏人,观其所存者,虽不能若乎古,而亦莫不发于情,止乎礼,盖风人之亚也。
(《德风亭初集》卷一)
尽管至道光年间,依然还有如陈光亨之类迂腐之士在埋没女子的才情,压抑女性的艺术天赋,依然有许许多多弱女子因此而束身女红,俯首酒浆;
但是依经立论,肯定和张扬女性作诗的合法性,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强音。
(二).诗词亦属“妇言”,与儒家妇教所谓“四德”并不矛盾。
所谓“四德”,据《周礼·
天官·
九嫔》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然班昭《女诫》论“妇言”曰:
“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
”似乎辩口利辞不如温顺木讷,附加了深重的束缚。
然清代的女性却巧妙地将“妇言”解释为诗词创作,将诗词创作纳入“四德”之内。
如嘉庆年间的甘立媃在<
咏雪楼稿自序>
“予幼从父受书,闻先大夫训词,以为‘妇德’首‘德’次即‘言’,‘言’非口舌出纳之谓。
人各有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则诗即‘妇言’之见端也。
”恽珠<
闺秀正始集弁言>
说:
“昔孔子删诗,不废闺房之作。
后世乡先生每谓妇人女子职司酒浆缝纫而已。
不知《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之下,继以‘妇言’,‘言’固非辞章之谓,要不离乎辞章者近是。
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
”陈芸<
小黛轩论诗诗叙>
就说:
“方今世异,有识者咸言兴女学。
夫女学所尚,蚕绩、针黹、井臼、烹饪诸艺,是为妇功,皆妇女应有之事。
若妇德、妇言,舍诗文词外未由见,不于此是求,而求之幽渺夸诞之说,殆将并妇女柔顺之质皆付诸荒烟蔓草而湮没?
微特隳女学,坏女教,其弊诚有不堪设想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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