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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地方,留存着如此多的三国故事;
没有一个地方,发生过如此多的三国浴血纷争;
没有一个地方,过往过如此多生动鲜活的三国豪杰。
刘表据荆州、刘备借荆州、孙权要荆州、关羽失荆州、曹操争荆州等三国历史故事都围绕着荆州发生。
120回的《三国演义》,有82回写到荆州。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三国史其实就是一部荆州之争的历史。
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说:
“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
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
”荆州正因为处于这样一个水陆交通要冲的地理位置上,所以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荆州就成了楚国的国都。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为刘备分析天下形势和时局走向,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
”并为刘备指点迷津:
“欲得天下,必先得荆州”。
史家评论说,诸葛亮是“未出隆中,已定三分”。
为了立足荆州,进取益州(今四川),刘备请求孙权暂借荆州数郡以安民。
孙权从联刘抗曹的策略考虑,同意了刘备的要求。
这件事在曹操心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据《三国志》载:
“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孙权借荆州这一举动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这使曹操打算将孙、刘等群雄各个击破而后一统天下的美梦落空。
孙权多次派人向刘备索取荆州,刘备均以种种借口拖宕不还,两国关系恶化纷争不断。
当时蜀国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因骄傲轻敌,不将吴军放在眼里,错误地发兵北攻襄樊,结果后方空虚,为吴将陆逊所算,先失荆州,再败麦城,终于在突围途中为吴军所杀。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关公大意失荆州”的故事。
关羽被杀后,刘备一心要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但因策略错误,终于兵败而退守白帝城。
章武三年,刘备病逝于白帝城。
以蜀国的实力,维持三国鼎立已属不易。
及至兴兵北伐,进攻强魏,蜀国由颓势直至灭亡。
由此,三国鼎立的超稳定态势失衡。
几年之后,曹魏又派大军袭击荆州,他们在城外“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
”由于吴军沉着应战,坚守不屈,魏军连续围攻六十月,而荆州仍在吴军手中。
公元250年,曹魏再派大军直指荆州,也没有能够破城。
后来又过了三十年,直到晋太康元年,晋国大将杜预经过长期准备,攻破了荆州。
唇亡齿寒,失去荆州的吴国终于独木难支,被晋国所灭……围绕荆州所发生的三国故事至此便告结束。
时光流逝,硝烟散尽,这里仍然遗留着大量的三国遗迹:
江陵的关公点将台、马跑泉,洪湖的曹操湾、乌林寨,监利的子龙岗、华容道,石首的绣林镇、刘郎浦,公安的孙夫人城今日,这些孤独而醒目的三国遗址,记录着围绕荆州展开的惊心动魄的麈战,仍然在人们的心中激荡着英雄的豪气,诉说着世事的苍凉。
然而,荆州作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其中最具代表、最有分量的古迹2_--就是古城墙。
对财富的掠夺和对山河主宰权的争夺,在荆州古城走马灯似地上演着。
古城墙在一次次征战中被催毁,又一次次为新政权所重建。
在朝代的更迭和战火的硝烟中,源远流长的荆州城垣,几经兴废,历经沧桑。
据《后汉书地理志》记载,荆州古城墙的修造史,可以追溯到2800多年前的周厉王时期。
周朝封楚国先君熊绎于丹阳,国号为剂。
春秋初期,楚成王改荆为楚。
2600多年前,楚文王都郢之后,郢城就有土筑的城垣。
郢都因位于纪山之南,西晋学者杜预在《左传》注释中始将郢都改称纪南城。
至今它的遗迹犹如巨龙一般盘桓在江陵城北的大地上。
秦将白起破郢之后,繁华一时的楚国郢都遭到了大规模的毁坏。
秦汉时的江陵县和南郡治所,只得南移到楚郢都以南的楚渚宫(楚王别居之宫)原址上建立。
《水经注》就有记载说:
“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宫矣。
”因这里“近州无高山,所有皆陵阜,故称江陵。
自郢都至江陵,史载从春秋战国到五代十国,先后有34代帝王在此建都,历时515年。
荆州古城池由砖城墙、土筑城垣、护城河组成。
现存砖城为明、清建筑。
秦灭楚后,古荆州成为历代封王置府的重镇。
相传三国时蜀将关羽,曾傍依旧城而另筑新城。
晋永和八年(公元352年),桓温督荆州,将旧城与新城合并。
后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荆州节度使高季兴据江陵称王,建南平国,驱使民工十余万,大筑重城,致发郭外五十里冢墓取砖,后梁龙德元年(公元912年)季兴遣都指挥使倪可福修外郭,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筑子城。
南宋淳熙间,以城多溃圮,安抚使赵雄奏请修筑,为砖城二十一里。
元至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攻下荆州,诏令毁城。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平章杨瑾依旧基修复,周十八里三百八十一步。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攻陷荆州,再次将城墙拆毁。
到了清代顺治三年(公元前1646年)重修了荆州城墙。
雍正六年、乾隆二一年、五十三年、嘉庆八年又多次重修荆州城墙。
保存完好的荆州古城墙四周,原有城门6座,即东门、小东门(亦称公安门)、北门、小北门、西门、南门。
每座城门均设“双保险”,前后两道门,二门之间建有瓮城,以便“瓮中捉鳖”,致攻城之敌于死地。
三座藏兵洞,二十四座敌楼炮台。
城墙高8至9米,厚10米左右。
最有特色的要数暗设的四座藏兵洞,东西南北各一座,每座长10.5米,宽6.3米,深6米,分上下两层,可容100多人。
每层又有小藏兵洞,每个小洞可容2人,洞中均有射孔。
藏兵洞所在的墙体向外呈长方形突出,对攻城之敌,可从三面射孔暗箭齐发,令其猝不及防。
藏兵洞构建精巧、别致,是别有特色的军事设施。
经初步测量,荆州古城墙周长10公里余。
城墙下部条石砌成墙脚,上用巨大城砖砌墙外壳。
墙身内侧及墙脚均用石灰糯米浆嵌缝,坚固异常,因此留下了“铁打的荆州”之说。
建于明代的荆州古城,经历了岁月和风雨的侵蚀之后,至今能如此完整保存,令人惊奇。
经最新古城垣考古发掘实物科学验证:
荆州古城墙是我国延续时代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由土城发展演变而来的唯一古城垣。
因此考古学界、史学界称之为“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
回望荆州古城,那浑厚坚实的城池和风雨剥蚀的城墙,彷佛是厚重的史籍堆积在那里,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吸引着人们源源不断地前去寻访。
“结缆排鱼网,连樯并米船”――雄楚之故国 天子之南邦
“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
风烟含越鸟,舟辑控吴人。
”“北客随南贾,吴樯问蜀船。
”这分别是杜甫和苏轼咏荆州的诗句,极尽唐宋时期荆州商业活动的繁忙和经济的繁荣。
荆州,南临长江,北依汉水,西控巴蜀,南通湘粤,古称“七省通衢”。
地处江汉平原的荆州,又近临“八百里的洞庭”,土地肥沃,湖泊成群,物产丰富,文化发达。
史载“两湖熟,天下足”,可见荆州的富庶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荆州古老的历史底蕴,可上溯到绵延久远的史前时期。
距今5、6万年前的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就在荆州古城东北4公里处,古城附近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0余处。
无可置疑的史迹雄辩地告诉人们,荆州这块古老的热土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荆州是《禹贡》中的九州之一,因当时境内的荆山而得名,春秋战国时为楚所有。
楚庄王以“三年不飞,飞将冲天;
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凌云壮志,在内政上起用贤臣孙叔敖等,并着力发展经济,提倡勤俭,改革兵制,使国力兵力日盛。
庄王执政第八个年头,带兵到洛阳,竞先后与号称“中原第一霸主”的齐桓公以及晋文公等相抗衡,乃至于睥睨列国,“观兵于周郊”、“问鼎小大轻重”。
后又两次伐宋,晋国不敢出兵,宋遂臣服于楚。
鲁、郑、陈相继俯首。
楚威王继庄王之威势,于楚威王七年(前333年)打败越王无疆,尽取吴地,在长江边在石头山(今清凉山)上建立金陵邑(南京城)。
楚威王觉得南京“有王气”,吩咐在龙湾埋金,留下了威王埋金的故事。
楚威王七年大军伐齐,与齐将申缚战於泗水,进围徐州,大败申缚。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江南霸主,郢都的繁华在当时只有少数城市可以相比。
后汉的桓谭在《新论》里描述楚都郢城的繁华时也说:
“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
”人们早晨穿着新衣服出门,晚上回来新衣就挤破了。
这种描绘虽不免夸张,但楚都郢城的繁华由此也就可见一斑了。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冶炼技术、锻铸铁技术、丝织刺绣技术和漆器工艺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楚先民创造了堪与古希腊雅典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
荆州考古发掘出了营建规制恢闳壮观的纪南城遗址,工艺精湛的汉代丝绸和织锦绣品,以及典雅庄重的青铜钟鼎彝器,精美犀利的兵器与车马装具等,足以夸耀于天下,至于出土的爰金和出土的简策等,无一不足以证明当年这一带社会制度的完备和经济流通的发达。
春秋时期,楚国“贡丝于周”,郑国的商人也曾到楚国,把楚地所产的丝绵和丝织物引销到郑国。
前苏联西伯利亚巴泽雷克五号墓出土了一批约当中国战国时期的丝绸文物,其花纹风格和刺绣技法同我国湖北战国楚墓出土的刺绣品竟然完全相同。
这说明楚地的丝绸与域外的交流早已开始了。
战国时期的精美丝绸、越王勾践剑和整套石磬编钟,无不折射出楚文化的熠熠光辉。
因此,当后来屈原在《哀郢》中追怀先辈勋业时,曾以“州土平乐,江介遗风”之句来予以讴歌和颂扬。
那时候,繁华的郢都不但是楚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且还是文化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名人学者,例如孔子、墨子、庄子等,都到过郢都,著名法家吴起还在这里主持过变法,荀子曾作过楚国的兰陵县令,而道家的老子、农家的许行、天文学家唐味等就是楚国人。
另外,古代的楚国还是音乐、舞蹈之乡,大戏剧家优孟、大音乐家钟子期、大歌舞家莫愁都在楚都舞台上有过出色的表演。
近年在郢都四周出土的大批钟、磐、鼓、瑟等各种乐器,再现了古代楚国艺术繁荣的盛况。
在文学方面,更出现了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以他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文学,其内容之丰富,想象之神奇,造诣之高超,在古代所有长篇抒情诗中是无与伦比的。
鲁迅赞道:
“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于此设郢县,又分置江陵县,并隶南郡,而荆州为郡治。
汉时,沿习秦制,汉武帝划全国为十三州,荆州是其一。
其时荆州因其地理位置和物产等方面的因素,已经成为南方五郡之冠。
荆州城已是当时全国的十大商业都会之一。
两汉时期史载其“地势饶食,无饥谨之患”,“沃野千里,市民殷富”。
三国时,这里是争霸的要津。
从魏晋开始,中原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更促进了荆州经济的发展。
东晋末年的安帝,南朝时的齐和帝、梁元帝、后梁宣帝,隋时的后粱王以及唐末五代十国时的南平国王等,先后有11个纷争王侯在此称帝(王)建都,历时100余年。
隋朝以前,大运河尚未开凿。
荆楚平原的粮食给养北运,多半经杨夏水道这条于西晋时开凿的人工运河,由江陵入杨水(汉江支流)到达今沙洋一带入汉江,然后逆汉江经襄阳至洛阳、开封、长安等地。
唐代时荆州为陪都,称“南郡”,与长安城南北呼应,与当时的长安、洛阳等城市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作为“天下粮仓”的荆州,在《全唐文》中就有“贡赋所集,必由之径,实在荆襄”的记载。
荆州可谓热闹非常,繁华之极。
杜甫有“结缆排鱼网,连樯并米船”的诗句,写出“北漕南粮囤荆州”的繁荣景象。
唐宋以后,南方的经济逐渐超过了北方。
宋都南迁后,南方成为中国经济重心所在。
《宋记》载“荆城(荆州)跨南楚之富,扬部(扬州)有全吴之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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