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台湾报禁解除前后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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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台湾报禁解除前后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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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没办法,我又去台湾省政府办的日报——《台湾新生报》里面兼职,不是正式职员。
晚报是上午工作,中午就下班了,我再去日报。
《新生报》是官方的报纸,那个时代公务人员系统的待遇还好,加上日报的销量在台湾总体比晚报好,虽然是兼差,但还是每月领3800块,两边收入加起来了就不错了。
那时候,整个政治环境的白色恐怖开始慢慢变淡。
根据台湾的经验,由一个很严密的威权社会,变成柔软的威权,再由柔软的威权转变为开放,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
1972年,台湾的软性威权到了尾巴,尚未最终解体。
当新闻记者不能乱报新闻,要老老实实,不可以在文章里面掺沙子,不可以指东骂西,不可以跟异议人物有太多接触……以免惹到麻烦。
我在《民族晚报》和《台湾新生报》跑政治新闻,那时,如果不是官方发布的政治新闻,报出来就会有麻烦。
那个泛权威性,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
新闻记者都喜欢跑独家新闻,因为我在国民党里面当官的朋友还挺多的,所以他们有时会说:
老王啊,弄一点新闻给你。
诸如此类的,反正就是一些官方还不想发布的,甚至还是泄露了一点机密的消息。
我们小记者跑新闻,每天回去都要填稿单,报告我们今天跑了什么新闻。
如果有政府机关没有发布的独家新闻,要特别注明。
这种情况下,采访主任或主编一般会把我们找去,说这个新闻既然政府都没发,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发好了。
那个时候《台湾新生报》这样的官方媒体中就有这样的麻烦。
安全室与黑资料
那个时代的报馆,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安全室,专门管安全,看你是不是有忠贞的问题,匪谍的问题。
任何一个单位都有的。
在台湾,衙门里面的安全室,是人人都敬而远之的部门。
他们也就是两三个人,到处串门,东打听西打听,然后记些资料,打小报告。
我就是在安全室有案底的。
我跟《台湾新生报》的社长也算是朋友,我递了辞呈要去《中国时报》的时候,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当年一来这边兼职的时候,他就准备把我升成正式职员的(正式职员月入大概5000多块),但是安全室一直有意见。
安全室的权威是比社长大的,他不让我升,我只好一直兼职在这干了大概三年。
我知道之前肯定有把柄落在安全室手里。
在进新闻界之前我就有黑资料,我硕士读完,和一群学生搞团体,搞东搞西,被“调查局”抓到过。
可是我们做的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就说对我们宽大为怀,不办我们。
这种事情在全世界的特务系统运作中都有,有个术语叫做“设局陷害”,也就是用一个莫须有的小事情把你套住,不办你,让你紧张,以后要跟他们合作。
我是很早就被设局陷害的。
我在做新闻的时候,很长时间内,总是有“调查局”、“警备总部”打电话给我,约我去喝咖啡,“你跑新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啊。
”
《台湾新生报》在台湾政治发展早期的时候,是一个案子蛮多的报纸。
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的时候,福建人占多数,财经界、农业界、媒体界有很多福建人。
那个时候国民党一下子来到台湾,人很多,位子少,就斗来斗去,福建人在1950年代被斗得很惨。
《台湾新生报》早年还出过一些福建籍名记者,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被判成匪谍罪了。
所以报纸就成了惊弓之鸟。
那个时候台湾的媒体,没有一点关系是不可能办的。
《民族晚报》是政府里面一个管财务的官员退休下来办的。
《民族晚报》也没有什么立场,那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必须根据上面的规则出报纸,还没有特别敢跟政府唱反调的。
台湾在很长的一个时段里,特务系统比较厉害,而且特务系统是直接进到印刷厂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都是检字工人根据手写的稿子检字。
假设是特务系统派的工人,他就会把稿子影印一份,送给特务机关。
特务机关根据笔迹就会知道是谁写的,躲都躲不起来的。
最先的时候,大家是用匿名写,发现不行,笔迹会被认出来,后来就在把稿子交给一个杂志时讲明,这个稿子要重抄一份,再去检字。
每个人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几乎天天都换笔名的。
我在《民族晚报》时开始给外报写评论,都用笔名发表,我自己不知道有几十个、几百个笔名,搞不清楚了。
我第一次用南方朔这个笔名,是在1970年代末,在《夏潮》杂志上发表《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
&
lt;
大学杂志&
gt;
阶段的量底分析》。
那篇文章好几万字,很有学术味道。
文章发表的时候,大学杂志已经关闭了。
很多人还在猜那篇文章是谁写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特务机关都不知道。
过了好多年才被别人讲出来,所以没有给我惹什么麻烦。
《大学杂志》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开始有的,我是杂志108个社委之一,正好是108条好汉。
校园读书人办个杂志,上面会容忍一段时间,等杂志开始有影响力了,他们就会注意你。
媒体管制也是看影响力的,报纸、周刊是最重要的,当然有电视以后,电视影响变得最大了,政府就开始注意电视。
月刊没有那么重要。
《大学杂志》是月刊,管制就松一些。
《大学杂志》在我去《民族晚报》不久就被查封了。
它最先的时候是很有校园特性的一个杂志,谈些风花雪月、西方思想和社会变化,对新闻管制者来说无所谓。
后来杂志的成员变了,开始关心本地新闻,谈论本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它关心台湾农村贫穷问题、政治不民主问题,以及“中央民意代表”不改选的问题。
这就碰到忌讳了,踩到了政府的痛处。
真正有影响力就是在转变之后,早期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
所以我们谈论《大学杂志》一般都是谈它的后期,
那个时候我是记者,很忙,有参与一点点,不是那么核心。
后来杂志被查禁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办法。
那个时候台湾软性威权刚刚开始要瓦解,风气还是蛮紧的。
坦白说,可以办个杂志作出气孔,已经可以偷着笑了。
杂志被禁了后,在时事圈算是个大新闻,大家骂成一团,但被禁了也就禁了。
松动是一个过程
1977年中坜事件时,我刚刚进《中国时报》。
中坜事件是一个暴动,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台湾的大事情,但当时报纸都没有新闻报道,过了好多天,大概一、两个礼拜,《联合报》才敢登出来,大概是事情已经过了,加上他们跟上面有一定的沟通,所以才开始报道。
我所在的《中国时报》一直都没有报道这个事件。
1970年末到1980年代,整个社会的发展比较松动。
媒体的经营者,也比较会去争取,他们都去跟高层讲话,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可以登之类的。
高层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整个社会的演变,高层的沟通,这两个因素使《中国时报》言论尺度会比较宽松。
那个时候只要不替反对派宣传,有什么事件发生,是允许报道的。
我的角色比较独特一点,之前搞反对派的人长期是我的好朋友,我常常跟他们来往,还写文章支持他们。
这些特务系统都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没事被盯得很紧的一个人。
在“高雄事件”(美丽岛事件)之前,台湾政治情况已经开始很敏感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很紧张的,国民党里面所谓的打手派的人也都出来了,和党外势力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那个时候除了执政的国民党外还没有其他政党,反对者我们叫做“党外”。
那个时候媒体有一定程度的小小空间,但是不能帮党外势力宣传。
上面的人跟《中国时报》老板讲,王杏庆不好好跑新闻,每天跟那些人搞东搞西。
老板也不好随便开除我,就把我冷冻,让我不要跑政治新闻,改个角度,在报馆做改稿副主任,改一些小记者写的没什么水准的东西,坐冷板凳。
当新闻记者坐冷板凳是很生气的一个事情,这明摆着叫我走路嘛。
我就辞职,去了台湾高雄的《台湾时报》。
因为是地方的一个小报纸,管制比较松一点。
“美丽岛事件”是媒体的大事件。
事件发生以后,包括打警察什么的,媒体都有登的。
这个事情是国际关注的焦点,那个时候不公开审判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全世界都在看,所以媒体要全面据实的报道。
庭审时每个人的讲话都是全笔录的,全场下来就是好多万字啊。
所以每个报馆都是派一组人去,这个小时你来笔录,那个小时他来笔录。
我也参与其中。
等到“高雄事件”发生后,情况改善了,《中国时报》的老板又叫我回去。
1970年代末,新闻环境开始有些变化了。
因为那个年代经济开始慢慢起飞,报纸广告就多了,记者们的待遇也就好了。
战后出生的、学历比较不错的人,也开始进入新闻界了。
1970年代到1980年代,是台湾新闻的扩张期。
报纸发展比较快,基本到了1980年的时候,《中国时报》、《联合报》两大报,每天都能卖到一百万份。
那个时候有一句俗语:
办报纸跟办印钞厂一模一样。
我去《中国时报》时,收入就是每月一万块了。
在“高雄事件”之后,台湾才开始有环保运动的报道。
很多话题,民权运动、环保运动都是外国人搞起来之后,台湾才跟着搞起来,跟着别人走。
开始变成党外的一员
回《中国时报》以后,我就开始做专栏主任。
我在《中国时报》是二进二出。
因为无论怎么讲,我都是有案底的。
大概在1985年的时候,台湾的政治比较动荡,蒋经国的身体不好,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右派和自由派又斗得很厉害。
有一阵子右派比较强,媒体又开始紧起来,压力就会转到《中国时报》老板这里。
我当时是副总编辑,感觉自己受到限制,不爽快,就走掉了,开始变成党外的一员。
离开《中国时报》,我去了党外杂志《前进月刊》,它的前身是《前进周刊》。
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新闻特性的刊物,专业性强一点,不是乱骂人的。
在那个时代,非主流的党外媒体非常发达,有一堆周刊。
这中间,《前进周刊》是最好的。
很多新闻界的人都匿名在里面写稿。
《前进周刊》后来被禁了,就改出月刊了。
我去时,那个单位没有几个人,我当总主笔。
我在《前进月刊》呆了一年多。
我在《前进周刊》经常被约请喝咖啡。
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反正写文章的人,文章写出来了,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呢。
而且没有什么大秘密嘛。
只是要应付他们,打哈哈。
在《前进月刊》的时候,1986年夏天,《前进月刊》领导风潮,率先在台湾搞街头群众运动。
所以他们说南方朔是台湾群众运动老祖父(笑)。
那次党外人士林正杰要坐牢,我们就根据坐牢这个题目诱发一场群众运动。
这基本上是台湾第一次和平的群众运动。
之前的美丽岛事件和中坜事件不是群众运动,那叫暴动。
街头都闹翻天了,但之后也没事啊,那些人胆子才大起来,赶着在1986年9月28号宣布组党,这次群众运动也是一个促进因素。
开放报禁后然后媒体就开始要解严了。
民进党组党后,国民党才开始正式宣布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解除戒严。
搞政治的都搞政治去了,我们不搞政治的一堆人就开始办《新新闻》周刊。
我只能说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媒体人。
那个时候台湾需要客观公正、有一点批判性的公共媒体,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兴趣,我们的本业。
党外杂志等于是造反的杂志,《新新闻》和党外杂志不同,是专业性的新闻杂志,都是资深媒体人在做。
因为我的个性不喜欢管人,我就只管自己的笔,管自己读书。
《新新闻》创刊以后,我就专任总主笔。
接触西方的新闻界,就会有很多感触。
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些很重要的记者会上,看到很多欧美的白头发记者,台湾没有,都是些二三十岁的记者。
记者应该是越老越值钱,怎么变成越老越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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