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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学与心学在学说上的区别,[如回答不出,则继续讲授;
反之,则加以总结,做有针对性的讲授时间宜控制在数分钟以内。
讲解部分:
一晚明至清代思想文化的变化问题
1.王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冲击
现代史学研究的结论之一,是认为中国历史发展到明代中叶,在我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例如苏、松、杭、嘉、湖等江南五府,出现了所谓经济领域内的资本主义萌芽。
这个新的经济事象的出现和发展,尽管就当时而言还是极其脆弱的,分布和影响的范围也十分有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萌芽的顽强存在,还是多多少少地动摇了人们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某些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们开始愈来愈严肃地质疑千古不变的官本位的、以宗法血缘纽带维系着的等级社会在结构上的合理性,尽管这种质疑还是很模糊、很笼统的。
工商业的发展和少数无功名者财富的增加,一方面要求壁垒森严的专制社会给予经济发展以更大的自由或者说是自主权利;
另一方面,“钱”在观念上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工商业者幻想着以“钱”为基点,实现一定程度上的人权平等,体现了人的自主意识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
在其后不久的理论家那里,这种自主意识被表现为著名的“工商皆本”的呼号。
自此以后不久直到清初的将近两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她在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少有的天崩地解的时期,阶级矛盾、等级矛盾和国内民族的剧烈冲突,尤其是明季清初急剧动荡的社会时局和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也十分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思想文化的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发展和演变。
程朱理学在南宋理宗时期被确立为官方哲学,此后,理学以及朱熹在意识形态领域包括一般的社会观念内的地位愈抬愈高,其学说甚至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学术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甚至出现了“此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的现象。
直至明代中叶,王阳明及其学说的出现,方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惟我独尊的局面。
王阳明是明代少有的“文治武功”“具佳”的名臣。
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实现两大目标,即破“心中贼”和破“山中贼”。
所谓破“心中贼”,即要求人们破除功利之见,去人欲而存天理。
目标固然无新意,但王阳明却大力倡导一种“狂者进取”的学风,以破除程朱理学的烦琐和空疏,反对以教条束缚人的思想。
他曾作《月夜》诗,有句云: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
毫不客气地批评朱熹、郑玄的学说“支离”,激励其弟子们学习“铿然鼓瑟”的曾点,故而他提倡的是一种比较生动活泼的教条气息比较少的学风。
所以,尽管可能与其初衷有所不同,但在客观上,王阳明的“狂者进取”的呼号对当时的封建学统却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多少使其具有一些异端的色彩。
近年来一个非常时髦的立论,是将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儒学看作是“人学”,认为这种“人学”能够弘扬人的自主意识,例如“我欲仁,斯仁至矣”,“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类。
孤立地看,这些言论的确表达了一股发自内心的、完全排除了神学观念的、昂扬着对人生深刻反思后的一种获得心灵解放的轻松和进而对浊世的坚定的批判精神与执着的救世信念,似乎是应当加以肯定的。
但问题是,上述所有这些是否就是中国古典哲学甚或是全部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文化传统的本质所在?
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是否就是我们民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此处可以发动学生进行讨论,时间可以控制在10-15分钟以内。
如果超时,也不要紧,可以将后面二题压缩一些,因为学生对1840时的中国现状有一定的了解)笔者的意见是否定的。
儒学家们炮制的“人学”之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即为圣人观。
历史上的圣人观念五花八门,被炮制出的圣人也形形色色,其生平事迹也光怪陆离,但其本质上的两个特征却是共有的,一为生而知之,兼天生的道德偶像;
一为凡人不可企及的“素王”地位,既碰不得,也说不得。
基本上属于植根于血缘宗法基础上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自然产品。
圣人观所要求的,是造就愈来愈多的血统亲缘和政治法统上的孝子顺孙,培植的一种大众的奴性意识,掀起的是一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亘古不断的造神运动。
所以,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在历史传统异常深厚的中国,往往进行得步履维艰,踉跄难行。
至少在孙中山先生以前,改革者的社会实践总是或快或慢地遭到失败,我们甚至可以将此种现象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性”。
因此,当时任何带有一点点离经叛道倾向的“异端”言论,对于经历了近代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国人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古训”和值得骄傲继承的文化传统。
在长期以唯物和唯心两把尺子衡量一切思想文化的哲学界,至少在改革开放以前,王阳明是一直受到最“严正”的批判的。
而恰恰就是这个王阳明却在中国的近古时期,开启了别开生面的对人道的追寻。
他称颂人的伟大与尊严,宣称无论富贵贫贱贤愚智昏,不分男女,皆可以成为圣人。
他甚至认为在有些地方举目所见都是圣人,即人人皆可为圣人,当然,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王阳明没有也不可能论及人在社会各领域内是否具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然而,仔细研读他的理论著作,我们的确可以发现其中孕育着一种当时非常少见的朴素的呼吁平等的思想,或者说是观点。
王阳明教诲他的弟子们在启发愚夫愚妇如何修养成圣之时,一定要以平等的身份,也即愚夫愚妇的身份,而不能以圣贤的身份同他们交往。
他的学生称颂他说“先生譬如泰山在前”,王阳明当即反驳道:
“泰山不如平地大”(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16-117页,1992年版)。
王阳明的名言之一:
“人者,天地之心也。
”(王阳明:
《亲民堂记》,《王阳明全集》上册,第251页)实际上是将人放在了与天同等的地位上。
至于人是否比自称为天子的人间皇帝更为尊崇,王阳明没有明说,但我们看他的言论,却不难明白。
在王阳明的笔下,人不仅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人的良知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本原和主宰、一切是非的准则和言行的指南。
古往今来的一切事物、一切理论与思想主张、学说以及人们的言行,都必须受到良知的审视;
凡是同我心中的良知不合的皆不能苟同,决不能以孔子或者其他所谓圣贤的是非为是非。
作为一个人,要不顾荣辱得失,坚决批驳他所认为违背真道、常道即良知的种种言论和行为。
王阳明以天下国家的兴亡为己任,力图将明代衰败之世恢复到有无相恤的“仁厚”之世,进而至于小康,最后达到人道之至极的理想大同社会。
王阳明去世以后,以他为学术宗师的思想流派竞相阐发师说,伴随着斗转星移,适应时代之变化,演变和发展阳明之学,其中王艮、李贽、刘宗周、黄宗羲、孙奇逢、李、陈确、唐甄等堪称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王学的奠基人,王阳明虽然不是启蒙思想家,但是明季清初和晚清的启蒙思想主张和当时的社会批判思潮,却往往可以从他那里找到源头。
2.明清实学的兴起
如果说王阳明对人的自主意识的追寻尚有如起于青萍之末的微微气流的话,那么,当明代中叶之时,文化界学术界对实学的讲求已经蔚为一种思潮。
罗钦顺标榜经物宰世之学,主张变法致治。
吕锐意于天下国家之事,虽然屡遭贬斥犹犯颜直谏,在解州判官任中,兴利除害。
黄绾大力倡导实学,主张实行“上以道揆,下以法守”的王道政治。
崔铣既宗程朱,又对程朱多所批评,不肯随着朱子的笔头子转。
他力主实行“民本”政治,强调“其治世者,其论公于众;
其世兴者,其论公于朝;
其世衰者,其论公于野,上下不公,其世不可为已”(崔铣:
《诸儒学案中•文敏崔后渠先生铣附录》,《明儒学案》下册,第11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他身处朝中,敢于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力图使天下国家归于治世。
总之,尽管当时不同学派的学术见解有着很大的差异,甚至互相诋斥,但是崇实求虚、经世求治的思想主张却成为一代仁人志士的共识。
几乎与之同时,在文化界也逐渐掀起了一场“复古”之风,其宗旨,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上海,中华书局1936版,第6页)。
文学为一时代之先声,于是有前后七子文章之复古;
经学方面,人们开始以为程朱之学并非圣学,开始有人致力于考证、求索,以恢复《五经》本来面貌为己任。
朱希圣说:
清代学术,以考据之学为最长,直超乎汉唐以上,而斯学发达之原因,有正因,有旁因。
每观世人泛举旁因,而不能抉发正因,诚为治史者一大憾事!
窃谓清代考据之学,其渊源实在乎明弘治嘉靖间前后七子文章之复古:
当李梦阳、何景明辈之昌言复古也,规摹秦汉,使学者无以读唐以后书;
非是,则诋为宋学。
李攀龙、王世贞辈继之,其风弥甚。
然欲作秦汉之文,必先能读古书;
欲读古书,必先能识古字。
于是《说文》之学兴焉。
……然古书之难读,不仅在字形,而尤在读音;
于是音韵之学兴焉。
杨慎著《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余》、《古音略例》,陈第又为《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考》列举证据,以证明古音;
于是顾炎武继之,成《音学五书》。
其书刻于明崇祯时,其学实成于明代也。
清兴,顾炎武乃以实事求是之学提倡一世,于是音韵明而训诂明,训诂明而古书不难尽解(转引自萧一山:
《清代通史》卷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41-942页)。
上述社会思潮的演变和发展,至明季清初可谓是大放异彩。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孙奇逢、傅山、李、唐甄、陈确等大儒竞相抒发进步、革新的思想主张。
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有如下几个特点:
1、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的思想观点具有某些革新色彩,他们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斥责君主是天下之最大祸害,认为天下百姓是国家主体,君主是国家之客体,因此不能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应公其是非于“学校”,并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求对政府进行监督。
这些启蒙思想家们以他们的正义和智慧将对人道的追寻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产生了民主主义的思想萌芽。
在此基础上,他们在经济方面也提出了“自由私产”、“工商为本”和“均田”的主张。
2、反对程朱理学的空谈理性,崇实斥虚,倡导经世致用。
应当承认,清初学者在学术上与程朱理学或者陆王心学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大多单队空谈理性心性,以崇实经世相标尚。
与黄宗羲、李齐名的孙奇逢,发展了阳明学中的实学思想,强调阳明良知之说着力于“致”字,把日常行事一类眼前事视为“致良知”的源头(《清儒学案新编》卷1,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27-29页)并进一步指出“行”在认识上的重要性:
“盖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
知不足以兼行,耻躬不逮,圣人固虑之。
”(同上书,第43页)并以此引申出力行,讲求实际等主张。
黄宗羲、李、陈确等一派阳明学巨子,无不以注重践履,以经邦济世为己任。
其他如陆世仪、张履祥、陆陇其、吕留良等虽学祖程朱,亦无不以实用为事,讲求经济之学。
顾炎武更走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即依据实际来做当世之务的倡导(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4页),力主实事求是,经世致用。
王夫之力辟陆王,侧击程朱,“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参见《明清实学简史》,第568-575页)。
所有这些都在当时的思想界掀起了很大的波澜。
复古、考据、疑古之风甚盛。
清初学者力反明季空疏寡陋、游谈无根等陋习,学风为之一变,即由明季只空疏演变为清初之敦实;
由明季之轻视践履转变为注重躬行;
由明季之束书不观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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