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雅典民主政治衰落原因Word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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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希波战争给雅典经济带来空前繁盛,毫无疑问,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虽使个别城邦,如斯巴达的物质财富有所增加,但就雅典而言,其经济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战争完全耗空了它积累多年的财富,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

斯巴达的军队多次入侵阿提卡地区,橄榄树被砍伐,葡萄园被夷为平地,牲畜几乎死绝,阿提卡地区几乎完全破产。

手工业几乎完全停顿,战后居民贫困化和购买力下降以及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其他希腊城邦手工业生产等因素对雅典手工业产品需求大为减少。

商业也衰落了,战争期间商业停顿,战后“就连雅典的地中海市场,都为未曾卷入战争的其余各国商人泰半夺占了。

”[2]雅典经济的巨大损失还可以从公元前4世纪的税收变化说明。

雅典政府在公元前428/427年首次向公民征收战争税的所得税额为200塔兰特,从当时规定的税率为财产价值的1%推算,应纳税公民的财产不下2万塔兰特。

[3]但到公元前378/377年,雅典应纳税公民的财产总值仅约6000塔兰特,不足50年前的1/3。

[4]在公元前377—357年间的征税总额仅300塔兰特[5]。

雅典经济尽管在公元前4世纪有过波浪式增长趋势,但物质财富是衡量经济盛衰重要杠杆之一,这组数字充分显示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经济,如果说它处于经济危机或衰落还有失公允的话,那么它至少是处于一种低谷的徘徊状态。

公元前5世纪末以后雅典经济与古典时代极盛时期相比所出现的巨大变化,对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切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6]同样地,古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末以来呈现的危机,是与同时期经济的低谷徘徊状态有密切联系,即经济是根源。

经济的低谷徘徊首先恶化了中下层群众的经济状态,减弱了他们的政治力量,民主政治的基本细胞是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又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这种公民必须以经济上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为前提,他们总体实力的增强,具体表现为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壮大,这是民主

政治得以发展繁荣的必备条件之一,然而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如修昔底德所描述的:

“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

……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以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

”[7]随着公民人数的减少以及战后因土地私有化程度的加深,土地转让、买卖、出租、抵押等情况的日渐增多,第三,第四等级的公民经济地位日益恶化,他们有的终日为工作、糊口而奔波忙碌,无暇参加正常的政治生活,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极为不利,这不仅因为闲暇“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的人生幸福界”,[8]更因为它是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9]。

公民没有闲暇,民主政治只能是一句空话;

而有的则变成穷光蛋到处寻事生乱,他们的出路或起义,或去充当雇佣兵,或成为企图推翻合法政府实行独裁统治的野心家的工具。

政治素质下降,日益成为威胁城邦存在的力量。

对此,亚里斯多德就非常直观地说:

“在中产阶级人数多的地方,公民间的派别分裂就极少可能发生,”“当穷人占多数而没有中产阶级时,内乱就常常来临,邦国也很快归于毁灭”[10]这里的中产阶级所指的实际上是公民小土地所有者集团。

其次,社会财富的匮乏使民主政体失去了坚强的物质保证。

民主政治的巩固和发展必须有赖于国家财力的增长,如果没有充裕的资财,统治阶级就没有能力在一定范围内调和整个社会的冲突与矛盾来达到加强政权的统治基础,不可能维系中小工商奴隶主和小农及社会下层群众的联盟,同样不可能进行诸如发放公职津贴,举办社会救济、兴建公共工程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的改革。

以公元前4世纪前期为例,这时期雅典金钱的岁入仅130塔兰特,相当于公元前427-426年的十五分之一,较之伯里克利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

物质财富的大大减少,国家不能再利用国库收入为贫民提供各种谋生手段,民众法庭有时也因财政困难被迫关闭,“人人都会有饭吃,有的人服兵役,有的人当守卫军,有的人从事公社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领导地位”的理想社会也随着国库的空虚而难以实现[11]。

一切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都随之受到限制,民主派的地位受到挑战。

总之,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持续低谷徘徊,国库收入的减少,处于这样经济背景下,雅典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遭到破坏,持续了两百多年的民主政治开始进入其末期。

二、公民集体意识丧失———民主政治思想根基发生动摇

在公元前6世纪初形成的公民集体中,与农业有关的公民（包括奴隶主和自力谋生者）占有主要地位,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生、发展不仅取决于公民集体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加强,同样也取决于公民集体意识的高涨。

公民集体意识的主要内容包括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及共同的风俗习惯、传统的宗教信仰等等。

其中普通公民群众对于城邦高度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是雅典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抵御外敌并扩充国力的强大精神力量,是雅典城邦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巨大动力,伯罗奔尼撒战争前,雅典公民自觉地将自身与城邦溶为一体。

亚里斯多德对此曾有过精僻论述:

“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个隔离的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大家满足其需要）。

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之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

”[12]基于如此深刻地认识,每个雅典公民有着高度主人翁的政治责任感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保卫祖国、管理祖国和各项事业的高度积极性,有着义无反顾为捍卫祖国而流血、牺牲的崇高品质。

以至于伯里克利可以自豪地宣称:

“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

”[13]流传至今的古希腊文献,全都证明,正是广大公民群众表现了空前高涨的群体意识,民主政治进入巅峰。

然而,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古希腊人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却走向低谷。

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人民群众普遍追求安逸生活,不再把效命邦家作为人生理想作为民主政治巩固和发展之主要根基的诸信念,到这时虽未泯灭却已是风蚀欲尽。

这时期,一般公民群众所关心的是自私的琐事而非城邦国家;

贫穷人更将城邦视为利益的源泉,就连喜剧亦清晰地反映出公民气质上的变异:

“旧的喜剧彻底地属于政治性,它在舞台上批评并讽刺城邦国家的生活;

但新的喜剧则在私人和家庭生活里寻找资料,它表现在烹调、鱼价格、悍妻和庸医这些材料上。

”[14]更为严重的是,从前某一城邦的军队本应由本邦爱国公民组织,但这种观念现在也逐渐消失。

在城邦里,一般公民逐渐养成习惯,雇佣雇佣兵,来替他们

去打仗。

因为一则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自由民日趋贫困,造成大部分公民无力出资购买武器装备自己;

二则那时战争常要经过许多年,不象从前只需一个夏季即可了事,

而且能让自己牺牲在战场上的公民为数也极少[15]。

对他们来说,首要的是个人的利益和得失,而不是城邦的安危与尊严,伯里克利在他那篇著名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所竭力讴歌的雅典公民集体内部和谐一致,人人关心国家事务,个个勇于为国捐躯的英雄史卷已成为历史的光荣,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对城邦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丧失,是个人私利和享乐胜于公民集体利益思想的滋长。

普遍接受了这种信念的雅典公民,自然不可能再希望重振伯里克利民主政治黄金时代之隆。

所以法国学者Ｐ•克洛舍认为,人民群众对安的追求导致了民主政治的灭亡[16]。

与人个主义、利己主义思潮的滋长,对城邦忠诚和献身观念的淡漠,随之而来的是雅典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冷淡和民主精神信仰的动摇,这是雅典城邦公民集体意识丧失的另一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尽管雅典公民集体仍然存在,但实际上已由一个同心协力、充满生机活力的集体,蜕变为缺乏政治热情和民主信仰的集体。

此时不问政治的风气十分盛行。

德谟斯梯尼曾经说到五百人会议中处于多数的一般成员的表现,他们“闭着嘴、不提建议,并且很可能,他们不惯于进入举行会议的房间。

”[17]在人数不多的五百人会议中存在这种情况,在人数更多的公民大会中同样不例外,由于广大公民群众不再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以致于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通过发放开会津贴的办法来吸引公民出席公民大会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反映了广大公民日益摆脱对城邦的政治责任,传统的意识形态正遭受巨大的冲击和破坏。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国家事务的日益复

杂化,普通公民群众由于自身知识、能力、自卑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序上减弱其对所形成的决议过程的积极极参与,再加上法典的“违反宪法起诉制”规定,任何公民认为某项新法案违反雅典的民主宪法,都可以向法院起诉;

如果控诉人胜诉,新法案提案人便受到处罚。

“违反宪法起诉制”可以有效地防止一些野心家把个人或党派的利益置于城邦或民族利益之上,然而它也使得许多普通公民群众不去多提意见,甚至不提意见,以减

少麻烦,长此以往,公民的政治热情渐渐减退,以致民主政治的根基发生动摇。

至于对民主政治的信仰产生怀疑,那是因为古典时代,雅典国家收入达到按古代标准来说十分惊人的数额,国库的膨胀对雅典的政治生活发生重要作用。

它首先用在维持在役军人和有“报酬”的公职（陪审员的津贴和议事会成员的津贴）,也用在作为希腊人民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传统教育的重要工具———戏剧,还用在“装饰雅典”一—修建建筑史上著名的神庙及雅典卫城等。

这些措施对雅典公民的民主信仰起了促进作用,为民主信仰的生长,发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然而公元前5世纪末以后,这些曾经是民主政治繁盛

时代推行的重要措施,有的在执行中走了样,走的暂时停止,有的被迫取消,雅典公民在难以靠剥削异邦人和奴隶为生的同时,靠政府的津贴也不可能,贫困的自由公民再也得不到救济,贫富分化明显,穷人与富人间矛盾加深,在这种趋势下,不仅中产阶级和上层人物开始对民主失去信心,而且穷人也对民主表示不满,整个社会对民主政治的信仰发生混乱,曾让他们为之争取,为之奋斗的理想,曾让他们引以为自豪,并视为生命的民主制度已丧失其诱人的魅力。

放弃了民主信仰的雅典中下层民众软弱无力,一切事务听凭政治家的安排,成为奴役和某种附庸;

而社会的上层则越来越倾向于强人政治,认为只有强人,凌驾于公民集体之上的有威信的领袖或独裁者,才能为深陷危机的城邦找到出路。

柏拉图、苏格拉底、色诺芬等人就曾不止一次地发表自己的强人政治主张,认为社会都应服从于强有力的个人,苏格拉底更是援引《伊利亚特》的诗句,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这里不能人人都做王,……让我们只有一个司令,只有一个君主,由那乖僻的克洛诺斯之子宙斯来统治我们吧!

”[18]社会的变迁所引起的思想和观念上的变化,加速了雅典城邦民主制的衰落,民主政治失去了存在的思想基础。

三、雅典“党争”和城邦间的争斗———民主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