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参与的问题及对策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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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农民政治参与，是指农民作为政治生活的主体，为实现一定的利益与要求，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和渠道参与政治生活，并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

它是农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了农民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中的政治地位、作用和选择范围，体现着农村政治关系的本质。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渠道和程序参与政治，如选举、投诉、信访、诉讼等。

当前农民政治参与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从农民自身角度讲，农民对这种涉及自身利益的权利往往持一种不作为的态度，在参与方式上不规范甚至不合法，层次较低。

从制度上讲，农民政治参与制度还不完善，并且渠道单一、不畅。

1、农民政治认同弱化，政治参与态度冷淡

从我们调查中收回的284个回答样本中来看,知道最近一次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时间的，只有17.6%。

从选举意愿看，超过半数的农民表示愿意，但有近40%的农民表示无所谓，初步反映出农民对参与政治选举热情有限。

与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相比，农民行使自治权，参与村委会选举及其选举意愿有所提升，在485个回答样本中，72.6%知道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时间，本人和家人参与的比例也达到73.2%。

愿意参与村委会选举的农民比例超过2/3。

改革的推进使农民进一步弱势群体化，导致了农民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对政治系统采取冷漠、回避甚至抵触的态度。

主要表现为：

不把政府的政策、指令当回事，不配合乡、村干部的工作。

当他们感觉无力改变现状时,农民往往会采取不配合、不参与的抵触态度；

很少认识到选举活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以及选举是其一种政治权利，而认为选举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参与，即使参与也不珍视民主权利，诸如出卖选票、代填选票等现象屡见不鲜；

农民主体意识淡薄、附庸意识浓厚，遇到事情不是选择正常的制度化渠道寻求解决，而是寄希望于“领导”的公正，迷失对民主权利诉求的正确方式。

2、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象日益增多

在我们的调查走访中当问到，通常用什么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时，多数农民不选择法律途径，而是选择上访或抗议等方式。

一些农民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维护自己正当利益时没有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行使，而是仅仅凭着的个人的感情出发而盲目行动。

其表现方式常有抗议、写大字报、越级上访、报复村干部、抵制法律法规的实行，有的甚至还出现暴力行为等等。

应当看到，农民的这些情绪化、不理智的行为，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反而会扰乱农村的社会秩序，影响党和国家各项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和实施，损害农村基层政权的权威和效能。

3、农民政治参与主要是工具性参与，范围窄层次低

我们调查样本显示：

农民的政治参与层级低下并且参与领域狭窄。

农民的参政权主要集中在村级层面,而在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参与度明显偏低。

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最终目标与归宿。

农民参与政治，仅仅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事实上的利益，或使人们能避免一种更大的祸害。

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因此，农民参政的终极目的是对利益的追求。

当前我国农民是把政治参与当作其它目标的手段，比如达到某种经济目标的解决或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手段，政治参与本身并不是目的。

而且农民的政治参与主要被限定在农村社区的范围内，内容也主要涉及农民自己的日常事务管理，既不触及国家权力，也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无涉。

农民基本上无法参与国家权利的运作，被排除在整个国家事务管理的进程之外，高层次或较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基本没有，而低层次的村民自治又意义有限，其政治参与内容实际上非常窄，层次也很低。

4、农民政治参与制度不完善，渠道不畅

我们调查收回样本统计显示，农民获取选举信息的渠道主要是村干部通知，分别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村委会选举的44.6%和51.7%；

利用村里的传统信息传播工具（广播、公告栏）通告的比例也较高，分别占24.6%和34.6%,而通过听别人说的非正规渠道获得信息的比例则很低，均不足5%。

它说明村干部的信息传递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前提条件。

从大的层面上说，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有许多制度化渠道与方式，但如何具体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如何通过政治手段争取和满足自己的利益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严格的程序化、法制化的规定。

虽然我国目前有一套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但这些制度并不很完善，而且现实中农民政治参的制度内渠道却很狭窄，现有渠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政治沟通渠道并不畅通，使得政府无法及时、直接了解农民的真实愿望。

二、农民政治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农民政治参与是农民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但在基层乡镇村治理中，主要有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组织因素等方面的因素制约了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1、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在欠发达地区，经济落后，农民生活依然贫困，这是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偏低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呈正比的关系。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治参与度就越高；

反之,则政治参与度越低。

在贫困山区的农村，自然资源稀缺，交通不便，“三农问题”凸显，农民的收入来源有限，劳务收入是大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外出务工成为农民摆脱贫困的最好选择。

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与分散性，导致了农民与外界的隔离。

传统经济的痛疾导致了农村经济的落后。

改革的推进又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的差距。

受落后经济的影响，农民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政治参与意识自然比较低。

在调查中,很多村民都谈到：

我管他谁做村干部，我理会的是能不能赚到更多的钱。

如果村民的生活仍然处在维持生计的水平，要调动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经济发展是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政治参与的程度永远只能依据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经济条件来决定。

2、农民整体的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

大量的事实证明：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公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政治信息和政治符号有更为清楚、深刻的理解，因而他们有着较强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责任感，一般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容易介入政治。

在我们调查的的一个村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是较低的，文盲的比例是10.34%，小学文化水平是29.10%，初中文化水平是45.32%。

中学以上的只有5%。

由于目前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还比较低，他们在信息的获取和处理以及一些政治参与的技术层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理解处于比较浅显的阶段，无法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中去，参与范围仅局限于农村社区，管理自己所在村落的日常事务，没有能力参加较高层次的政治活动。

一旦自身利益受损，农民更多的是选择非法的、用武力手段解决，而不是通过合法的正规渠道寻求利益保护。

主要归因于农民接受的法律教育比较匮乏，国家法制宣传和教育不足。

3、农民利益表达不畅

贫困山区农民政治参与主要涉及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村务公开等，除此以外，农民几乎没有其他表达利益的途径。

事实上，农民有极强的利益表达的愿望，“公民进行利益表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国家和政府保护以增进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公民缺乏足够的表达意识，不去积极进行利益表达，那么他们的利益就难以从政府那里得到保护和增进。

”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通信不畅，农民平均文化程度低，信息传递媒介非常有限。

村委会职能异化，村民自治空壳化，无法保护农民的利益，不能真正代表广大农民和政府对话，反映广大农民的愿望和呼声。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具体制度的缺陷和实践中的偏颇，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农民通过制度化渠道有效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

如信访制度的不完善，由于各级信访机构规格不统一，名称繁多，职能交错，缺乏内在的沟通和协调，造成了信访效本低下，真正通过信访解决问题的情况并不多。

同时，农村基层政府组织处理农民信访问题的方式粗暴，导致农民越级上访的现象时有发生。

农民的政治参与途径显得极其狭窄，农民的利益得不到维护，利益表达不畅。

4、参与机制尚未健全

现存的村治制度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一是村民大会形同虚设。

一些村近年来除了村委会选举大会外，没有开过村民大会。

村民代表大会运作也不正常，一年召开2次左右，一般是年头和年尾，几乎都是工作计划和总结，而且参与程度较低；

二是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环节中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在具体操作中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如村民大会只有在三年一次的选举中例行召开。

在被访的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选举是“走过场，是一种形式”。

在民主决策方面，大多数的被访者都认为决策是“个别人说了算”，普通村民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决策。

村民自治存在缺陷。

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所能参与的公共资源的分配层次是很低的，农民自治组织在强大的政府面前，所能发挥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甚至是被动和无助的。

况且，村民自治从实施以来，农村宗族势力便开始渗透其中，村委会成员、村主任选举被村里大姓家族控制主动权的情况时有发生。

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往往堵塞了村民政治参与的渠道。

参政机制不健全，使他们难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于是积累起强烈的不满情绪，一旦有外部政治动员，或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

三、解决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制约农民有效政治参与的经济、文化、制度、组织因素,必须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对症下药,方可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地表达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提高其政治参与的质量,达到参与的预期目的。

1、夯实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前提，经济是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物质基础，离开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

“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

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

”贫穷是制约农民政治参与的首要因素。

发展农村经济，能够为突破农民政治参与的种种局限创造物质条件。

为此应做到：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通过农业制度创新和政府对农业的财力支持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使农民拥有与其他社会阶层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为农民政治权利的保障与实现创造社会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

2、培育农民政治参与的政治意识

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农村仍然是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

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民主素养普遍低下,对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