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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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8日,刘仁静参加了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
在恽代英的帮助下,刘仁静还学习了一些自强自励及待人接物的具体经验。
良师益友的帮助,使刘仁静进步很快。
他刻苦学习,努力上进,以有志用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年少气盛,常坚持己见,不能从全局着眼的毛病也较突出。
对于他性格中的主观偏执自以为是,恽代英一再指出“气不重,未能极意委曲以事天下,多正色斥呵他人之时,非与人为善之道。
”“多争气,虽失不全在养初,然事不贵争,争气恐为将来之累,谏人未能委婉。
”刘仁静后来的发展证明恽代英确实看得深刻、准确,可惜刘仁静没有能接受好友的教诲和引导。
少年刘仁静
1918年7月1日,刘仁静满载互助社同仁的深情厚谊,肩负“将来为本校理科方面尽力”的重任,离开武昌到北京。
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
他充分利用这个新天地里的各种条件,用功读书,课堂上攻读理科,课外阅读文艺小说,成为班级中的佼佼者,并担任班级评议会的评议员。
1919年5月4日,年仅17岁的刘仁静参加了北大学生的天安门集会,后转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和几个同学奋勇爬窗进入曹宅,为大家开门,达到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为民泄恨的目的。
此后,北京各校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发布保护卖国贼、镇压爱国学生的两道命令,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刘仁静和同学们上街演说,当众昂然入狱。
几十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还写道:
“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
”为迫使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刘仁静用心思考,拿起笔写文章,为斗争争理。
6月24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
“夜接养初信,论不签字,快极透极,益长进矣。
亟录之,以塞《学生》篇幅。
”
五四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逼北大校长蔡元培挂冠出走,任命胡仁源为北大校长。
为抵制当局拿北大开刀阴谋,刘仁静被法院拘捕。
他年纪虽小,但态度很坚定,当他和同伴出现在被告席上,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
《晨报》记者特别写了这样一段:
“更有学生刘仁静,今年只十余龄,亦与鲁土毅等同被羁押,昨日出庭时,审判长令其答辩,彼竟莫明其妙,不自知所犯何罪。
而辩护人则时时请堂上出注意,谓彼十数龄之小子,实在极可同情云云。
此一事亦为记者出席旁听席后所恻恻不忘者也。
“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合影。
后排右起:
邓中夏、章志、李大钊、
陈愚生、高君宇、黄日葵。
前排左起:
刘仁静、孟寿椿、沈治、苏甲荣
刘仁静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引起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注意。
他后来回忆:
“我出狱后,有一天,在我的宿舍里,我见着一个人走进来,他年近三十,面庞清秀。
他见着我和我热情握手,慰问我,并对我在五四运动中的行动表示称赞。
我们谈了很多,最后他介绍我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在这个社团里,刘仁静结识了两位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良师益友李大钊和邓中夏。
短暂辉煌
刘仁静在北大期间,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英译本,从这些著作里,接触了一些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知识,特别是当年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引发的世界革命高潮对刘仁静进行着直观的教育,使他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认准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关注着“中国的劳动问题及社会主义运动”,决心参与以俄国方式开创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
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刘仁静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研究会里一本一本地读书,读完后还喜欢宣传,言必称马克思,动辄要无产阶级专政,还登台演讲,人们说他“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戏称他为“小马克思”。
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所以当李大钊、张国焘和张申府在北京发起组建共产党时,刘仁静经张国焘介绍,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到达上海,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两名代表出席会议。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选出张国焘和刘仁静为出席“一大”的代表。
刘仁静晚年曾回忆当时的具体情况说:
“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
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选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补习学校开了一个选代表的会。
”“我依稀记得,那一天李大钊没有出席。
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代表。
”“我记得选举的实况是:
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6月底,刘仁静先和邓中夏、黄日葵结伴赴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会后接着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在李汉俊家举行。
刘仁静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讲话翻译,并参与起草大会文件的工作。
刘仁静主张明确肯定武装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资本公有制和联合第三国际等4条原则。
刘仁静的意见符合多数代表的认识,后来都写入了大会通过的文件。
“一大”后,党中央临时决定在各地代表中选3个人留下来协助工作。
刘仁静被留下来协助李达搞宣传,主要是协助李达筹办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列著作,从事理论宣传。
李达、刘仁静遵照陈独秀意见,结合自己所读所闻,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在极短时间内提出设想,确定选题,联系译者与印刷方面,为马列著作的出版作了大量工作。
1921年12月,刘仁静回到北京。
在李大钊的鼓舞和邓中夏的支持下,创办《先驱》于1922年1月15日出版。
刘仁静在发刊词中写道:
“本刊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的情形,而求得一最合时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在署名“仁任”的评论《革命与社会主义》中,刘仁静强调“革命正是社会主义的灵魂!
”可惜的是,这本新出版的革命刊物,不等它出第四期就遭了反动政府的禁令。
只好转移到有条件出版的上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
刘仁静虽不再任主编,但仍经常为《先驱》撰稿。
1922年9月,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到莫斯科开会。
陈独秀为团长,刘仁静为团员,瞿秋白为翻译。
11月13日,聆听了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主题报告,几十年后刘仁静还印象鲜明地回忆当年的情景说:
“记得那一天我们急切地挤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当我们终于看到列宁在几个人的保护与照顾下走进来时,会场立即沸腾起来,大家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不约而同地高唱国际歌。
各种语言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在大厅里激荡着,形成一种十分动人的团结战斗气氛。
我那时还不会唱国际歌,但我的心却随着这首召唤我们奋起的进行曲节拍猛烈跳动,久久不能平息。
列宁当时是用德文报告的,我听不懂,只觉得他讲得很慢很有力。
列宁讲完后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国际歌声又一次爆发出来。
现在回想那种热烈的场面和昂奋的情绪,仍然会使人感到浑身是劲。
当时,规定大会上发言只能使用俄、德、英、法4种语言,陈独秀虽通晓英文法文,却不能用口语表达,瞿秋白的俄语很好,但他不是代表。
这样,在大会上发言的任务就落到刘仁静身上。
他列了一个提纲就信心十足地走上了国际讲台。
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
他在介绍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变化、中国工人运动发展以及共产党成长壮大的情况后说:
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要想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第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帝国主义,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
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理想。
群众宁可追随小资产阶级政党并且被该党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我们加入国民党,我们就可以向群众说明我们也赞成革命的民主的,但是这种革命的民主,对我们来说,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而且我们还能够指出,虽然我们是为了这一尚为遥远的目标而奋斗,但我们并不忽视群众的日常要求。
我们能够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分化国民党。
在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后,刘仁静接着又出席少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会上,他根据出国前临时了解的情况,在分组讨论中汇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的情况。
两次国际大会,使刘仁静接受了生动的共产主义教育,认识了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当时任务的理解。
会后他没有及时回国,留下来瞻仰了革命圣地彼得格勒,开始学习俄文,结识了一批中国留学生,并和任弼时建立了深厚友谊,还和在巴黎留学的周恩来通过信。
1923年4月同赴莫斯科汇报“二七”罢工的张国焘结伴回国。
回到北京后,刘仁静参与传达共产国际、少共国际会议精神,研究怎样在实际工作中贯彻。
不久,他作为列席代表,和北京代表何孟雄结伴南下,赴广州参加党的“三大”,介绍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起草青年运动决议。
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激烈争论中,刘仁静赞成同国民党联合。
1923年8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刘仁静以出席少共国际大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介绍了少共国际“三大”关于各国青年运动的一般见解与主张,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实际,指出:
“应多收集经济材料,以图发展青年工人的宣传”,提出了注意青年工人运动的问题;
青年团同其他革命党派的联合战线,“不是思想上的联合、组织上的混合”,而是“为处置某问题共同目标上的联合”,强调了青年团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会上,刘仁静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任临时中央局编辑职务。
9月29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组织4人中央局,由刘仁静任委员长,林育南任秘书,恽代英任编辑,邓中夏任会计。
这期间,刘仁静还及时抓住当时政治形势中的突出问题,撰写了14篇文章,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他在《中国革命之前途》一文中说:
“中国革命是否能急速成功呢?
在我看,是不能的,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运动。
自欧洲大战以来,帝国主义的最坚固的英美势力,未受重大的损失,反日趋强盛。
……中国此时是曹吴与英美统治势力全盛时期,民众又毫无觉悟,毫不感觉要反抗压迫。
此时而言革命能急于成功,只证明其为一种热烈的希望与梦想,毫无事实的根基。
”“中国的革命,我敢断言,无劳农群众与全体国民的参加,永不会得着胜利。
……中国推翻外力与军阀的压制,不仅军事行动得农民工人的援助,而且收没外人在中国所积聚的财产,工厂、矿山、银行等,尤赖他们的组织。
”为了加强组织建设,刘仁静以团中央名义先后发布12号、21号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服从中央,但他在通告中强调了个人的作用。
上海团地委指出通告中的错误是突出个人、弄错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要对刘进行弹劾。
刘仁静面对上海团地委和各地团组织的质问,被迫接受批评收回通告,心里感到委曲,觉得犯此错误,丢了面子,今后不好工作,便决心辞去团中央的职务。
1924年3月22日,团中央召开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中央及地方工作,刘仁静的辞呈没有被接受。
但他已沉溺于个人情绪中不能自拔,表示辞职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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