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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把“儒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主要部分,从儒士的性格中探求古代知识阶层的性格。
这样做当然不是有意忽略如下事实:
在先秦时代儒士只是百家之一流;
在帝国时代,佛教徒、道教徒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化人也都构成了知识文化角色。
但是,在塑造古代知识传统和政治文化形态上,儒家和儒生的作用最为深远,由此,儒士就奠定了其在知识阶层中的主导地位。
如果把“知识分子”理解为从事知识文化活动的专门性角色的话,自孔子以来的儒门师徒,当然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了。
然而,儒生又大不同于近代以来的知识阶层,后者是社会结构与行业高度分化的产物,这种分化是以近代大工业制度作为基础的。
儒生活动于小农经济的传统社会,由于这个社会的独特历程和传统,他们形成了其独特的形态和性格。
“儒”之起源,由于史阙有间,至今犹为疑案[1]。
虽然对此我们至今也只能做出一个大致的推测而已,但这对于理解儒者后来的思想倾向及活动取向,仍然是不无裨益的。
《论语·
雍也》:
“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由此学人谓儒名不始于孔门。
许慎谓“儒”为“术士之称”[2],颜师古曰“凡有道术皆为儒”[3],俞樾言“凡有一术可称,皆名之曰儒”[4]。
由“儒”名这一广义,知儒者于古为以技艺为生者,他们是后来之知识阶层的前身。
如学者所言,儒者来源于贵族知识礼乐专家,其所务所事与文化教育关系颇密。
尽管围绕“诸子源于王官”的说法,学人聚讼纷纭;
但是说儒者可能与历史早期担任了某种专门职事者有特别关系,庶无大谬。
稽诸史料可以看到,儒家与历史早期的司掌礼乐、教育之官员,特别是乐师,关系颇为密切。
众所周知,在古代文献中,“师”这个称谓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义项,就是特指乐师[5]。
在“儒”与此“师”之间,我们能够看到事业传承的明显迹象。
章太炎有《原儒》一文,辨析“儒”有三科:
“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
“类名为儒,儒者知诗书射御书数”,亦即所谓“师儒”;
“私名为儒”,特指“儒家者流”。
章氏的这个论述颇为出色,至今依然经常被讨论“儒”之起源者引为前提。
其于“术士”一义,说儒者冠圜冠,圜冠即鹬冠,又名术士冠,亦即古代雩祭祈雨之皇舞舞师、舞人所戴之羽冠[6]。
“儒”字从“需”,而“需”字从“雨”,“需”很可能与古代涉及了祈雨的法术行为相关[7],乐人、舞人原是这种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如此,则乐师、舞人之事中,很可能就包含着早期“儒”者之业。
就“师儒”一义而言,“儒”是以六艺教人之师。
而乐师于古正是司教之官。
古代文献中所见之教官,一为师保类,多由君主领主为子弟聘选年高位重、德劭学优者为之,兼司其监护及教诲。
《周礼》又称师氏、保氏教国子以德行艺仪。
另一种就是乐师类。
乐师司掌乐舞歌诗,较之称为师保者,他们的职责似乎更集中地显示了一个教育系统的存在。
《大戴礼记·
五帝德》“龙、夔教舞”,《尚书·
尧典》记舜命夔“典乐、教胄子”,乐师司教,看来是源远流长。
《国语·
周语上》:
“瞽史教诲”,韦昭注:
“瞽,乐师也。
”《礼记·
内则》:
“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贵族子弟要自幼学习乐舞,而司教乐舞者当然是乐师了。
又《礼记·
少仪》曰:
“问大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从乐人之事矣,幼则曰能正于乐人、未能正于乐人。
”“正于乐人”者,受教于乐师也。
《周礼·
春官》记大司乐“掌学政”,乐师及大小师、大小胥等辅之。
俞正燮谓:
“虞命教胄子,止属典乐;
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乐、胥皆主乐;
《周官》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皆主学。
……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8]。
学人谓“‘乐’是古代最早的教育内容之一。
……在关于西周官制的文献中,具体实施教学的多属乐官。
……当时乐教内容之丰富,教官之众多,分工之细致,都体现出‘乐’在古代教学中的重要性”[9]。
乐师是古代教育的主要承担者,礼乐是早期教育的主要内容。
乐师之所教者为“学士”,他们是贵族子弟。
春官·
乐师》:
“诏及彻,帅学士而歌彻。
”郑玄注:
“学士,国子也。
”“学士”即国子、士庶子或庶子。
又《仪礼·
丧服》:
“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
”孔颖达疏:
“此学士,谓乡庠序及国之大学、小学之学士。
《文王世子》[10]亦云‘学士’。
虽未有官爵,以其习知四术、闲知六艺,……得与大夫之贵同也。
内则》谓男童六岁受教,“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
”《周礼·
大胥》“掌学士之版”句注引汉《大乐律》:
“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适子,高七尺以上,年二十到三十[11],……以为舞人。
”此制学人以为源于周代国子二十学舞大舞、参与祭祀之制。
周代学宫所教之舞中颇有之祈雨相关者,学宫中的学士如果担任了舞人,当然也要参与这类活动;
换言之,这些青年学士也构成了“术士”的一部分。
后世以知诗书礼乐者为“儒”,而诗书礼乐正是乐师之所教、学士之所习者。
《礼记·
王制》称乐正“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土,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又同书《文王世子》:
“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
冬读书,典书者诏之。
”如果“凡有道术皆为儒”,“凡有一术可称,皆名之曰儒”之说可从,那么“儒”原来不过是学者之称。
孔子“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之语中,其“儒”称亦为学者之意。
周代乐师司掌礼乐之责以及乐师和学士之间的这种文教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中就为孔门师徒所继承了。
孔子学说聚焦于“礼乐”。
卜辞中有@①、@②、@③等字,王国维以为即是“礼”字,它初指“奉神人之器”,“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12]。
裘锡圭指出“@①字应该分析为从@④从珏”,“本是一种鼓的名称”[13];
林@⑤辨@①、@⑥异体而礼之初字从@⑥,而@⑥从珏从@④,“这是因为古代行礼时常用玉和鼓。
孔子曾经感叹说:
‘礼云礼,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这至少反映古代礼仪活动正是以玉帛、钟鼓为代表物的”[14]。
案《国语·
晋语五》:
“戒乐正,令三军之钟鼓必备”,韦昭注:
“乐正主钟鼓”。
又《辅师@⑦簋》记师@⑦昔在小学敏而可使,王使之“司乃且旧官小辅@⑧鼓钟”,论者以为乐师。
孔子由“钟鼓”而论“乐”,颇得“乐”之古义,且正合于古代乐师之职责。
《墨子·
非儒》:
“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
”《史记·
孔子世家》: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昔。
”这“弦歌鼓舞”之事,明明承自乐师。
又孔子以“诗书”教弟子,而以“诗书”教人,本亦乐师之责。
《孔子家语·
弟子行》记曰:
“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
吾闻孔子施教也,先之以《诗》、《书》。
”此语《大戴礼记·
卫将军文子》记作“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赣曰:
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书》。
”[15]。
是“《书》”即“《世》”,而《世》即世系、《世本》之类。
征诸史籍,以《诗》、《世》教人,即所谓“讽诵诗,世奠系”,原本亦乐师之事,而孔子承之[16]。
又乐师于《周礼》为礼官,其下有“dǐ@⑨liá
o@⑩”,亦即所谓“相”,而孔子颇知为相之道[17]。
又赞礼之人亦通谓之“相”,而孔子少好礼,以陈俎豆、设礼容为戏,成年预助祭、任傧相。
其弟子公孔赤愿为宗庙、会同之“小相”。
由《论语》等所见,孔子与其时之乐师之交往,亦颇密切[18]。
作为学派的儒者是否直接源于乐师,这一点史阙有间、尚难定案;
但是在文化渊源上,他们之间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样一点在塑造儒者的思想性格和活动取向上,自有重大影响。
二.师与士
“需”可能与某种法术相关;
乐师所教与学士所习之乐舞,也颇有涉于祭祀、祈雨等事者。
但如果就此论定乐师就是巫师,那仍是有失简单化了。
“师”承担着培训“学士”的职责,而“学士”则是未来的国家政务承担者。
学宫中的活动确实包括着宗教性的内容,但至少到了周代,这种文化教育已是相当人文化了的。
并直接地服务于国家统治的需要。
周代学宫所教习之“六艺”—一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官员实施统治的基本知识技能。
射、御具有军事训练性质;
至于“六书九数”,则为“治民之专具”。
礼乐是维系贵族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与纽带,被认为具有“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的重大意义,故礼乐修养,也就成了学士必修之主课。
又诗书,乃与礼乐相辅相成者。
楚语》记申叔时论太子之当学者,有《春秋》、《世》、《诗》、《礼》、《乐》、《令》、《故志》、《训典》等等,颇为可观。
据《左传》、《国语》等,这些也正是贵族通常所修习、所称引者。
诗书为先王制礼作乐、遵礼用乐之成文记录,亦为居位任事者必备之知识。
《诗·
@⑾风·
定之方中》毛传称说“九德”:
“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九德,可以为大夫”[19]。
观其所述,这必定是个颇为古老的说法。
士大夫临事则引书据典,博喻取义,旨远辞微,彬彬有礼,文采粲然可观,显示了雄厚的文化。
《谷梁传》成公元年言“古者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范宁注“士民”为“学习道艺者”,疏引何休云:
“德能居位曰士。
”或以为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为战国以下之事,为春秋以上所无。
《谷梁传》之士民究竟何指暂且不论,然而至少在春秋时代,社会中确实已存在着一群“学习道艺”以求“居位”者,这就是学宫中的学士。
这些贵族子弟是未来的统治者,其身份自不同于平民;
但在其尚未“居位”之时,也不得视同于受有爵命之官员。
古代入大学的年龄,或曰十五,或曰十八,或曰二十。
以“九年大成”计,学士身份无论如何也要延续到“二十而冠”之后。
如以二十入大学计,则二十九岁左右方能出学。
前引汉代《大乐律》定制选舞人以“年二十到三十”为限,学人以为其制源于周代国子学士二十学大舞参与祭祀之制;
内则》所言古“四十始仕”或不能尽信,但周之学士如未出学,其学士身份或许也要延续到三十岁。
据《周礼》等,这种学士要接受乐师以及公族、宫伯、诸子、都司马等官的教育管理,并要参加祭丧宴享、宿卫征伐等事务。
《左传》成公十八年:
“荀家、荀会、栾、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
”这种有待公族大夫教训的“卿之子弟,其身份应该就是学士。
《仪礼·
”又《左传》襄公九年:
“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
七患》称灾年则“大夫彻县,士不入学”。
这“竞于教”、入于学之“士”与“大夫”并称,正与《丧服》相合,即是“学士”。
这样一大批既不同于农、工、商又有别于官员的“学士”,我们不妨就将之视为最早形态的“士民”。
把学士培养成为居位治国者,就是周代学宫的主要功能,也是教官乐师的基本责任。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子产称“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
又同书昭公十八年说周大夫原伯鲁不悦学,闵子马称:
“夫学,殖也,不学将落。
原氏其亡乎!
”贵族不学则不能从政,宗族不免因之而衰。
故其时颇以“好学”、“敬学”为美德,有“人生而学,非学不入”、“人不可以不学”之强调,君主时将“敬教劝学”视为要务[20]。
进一步说,在周代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业已形成了深厚的“君子治国”与“贤人政治”观念,所谓“君子”、贤人”,是掌握了道义理想、治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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