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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当前正处于“十五计划”的总结和“十一五规划”的部署阶段,对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与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乔舒亚。
库珀。
雷默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突破了“华盛顿共识”的藩篱,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主要包括:
创新的速度快于社会问题出现的速度,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可持续的、平等性的发展;
军事上的非对称战略,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林毅夫、蔡昉、李周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始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
“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
胡鞍钢则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学习能力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本文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①。
胡鞍钢很早就提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政策舞蹈”。
这可能被认为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印迹,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柔性政策或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
罗德里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构建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诊断法”,即鉴别出在任一时点上对经济的最大瓶颈因素,然后利用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集中精力减轻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从而实现次优效果。
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主导思路与中国改革以来柔性政策的调整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并不完全归属于制度。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相互之间交往行为的框架;
其可以分为两大类:
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
之所以要建立制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
这其中一个基本要素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即在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人们在做某件事或作出某种决策之前,能够预知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或损失。
但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违背了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其灵活多变的性质决定了其变化的周期比较短,从较长时期来看,人们无法按照现存政策来准确预期自己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
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议题。
本文把执政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分为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以此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
其中,决策能力包括自律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决策机制则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两个维度来衡量。
其具体含义
自律能力指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加强党内纪律,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治理腐败,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等。
自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环境。
这也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前提。
学习能力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危机、挑战都能很快适应,并从历史、国外经验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应对危机。
学习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引领中国克服困难,化解危机的宝贵财富。
缺乏学习能力的执政党不可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它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用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
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它是中国进步的灵魂。
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指的是决策在一个透明、广泛参与的集体决策中进行,并且依据的是全面的信息和科学的方法。
坚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减少决策失误的主要途径。
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认识或驾驭这个过程。
因此,必须有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各个岔口连续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佳选择。
二、政策治国:
五年计划的变迁特征
自从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至今为止已相继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以政策治国的特点。
例如,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宗明义的指出:
“充分认识改革中还可能出现某些问题和风险,加强政策观念、法制观念和全局观念,作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可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比法律、制度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综合整理了过去十个五年计划的战略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五年计划基本都牵涉了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政策,通常以指示、报告、建议等形式表现出来。
这些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1.政策变化比较快。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政策内容总在不断变化。
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每个五年计划要出台2~5个主要文件以改变既定的政策,如果计入制定和总结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年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政策调整。
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因地制宜、适时调整的特点。
2.政策经历了从无序的变化到有序的变化的过程。
这表现在五年计划的相关政策一开始主要是内部的草稿,后来成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并公布了相应文件。
在十个五年计划中,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前5个五年计划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也就没有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
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
相对于前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章无节。
以“二五”计划为例,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
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一度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此后正当“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时,从1957年秋冬开始,毛泽东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为了跟上“大跃进”的步伐,国家计委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
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
会议于1958年8月28日做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对“二五”计划草案全面修正。
但是,1958年8月以后,各地方和各部门集中主要力量抓当年工业生产及编制1959年计划,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4、5月间进行[10]。
而1959年形势发生变化,编制工作不再进行。
第二个五年计划既无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
而这些政策的转变主要由于非经济的原因,是一种无序的变化,无法预测。
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制定不再只受到计划这单一因素的影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政治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小。
市场机制以及外在竞争压力对政策的决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此时的政策变化真正是从实际国情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目的,造福于广大人民。
从其有序变化这一角度说,此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
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仅一字之差,却赋予政策更大的市场含义,同时也就增加了更大的灵活性。
3.政策的计划方式、调控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
早在“一五”计划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提出:
“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
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
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
”[11]这种全面计划和分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无疑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
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
但是,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受计划制约。
因此,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
几乎都是直接计划与指令性计划。
“五五”计划以后,情况有所改善,计划手段不断丰富。
仍以农业为例,“五五”计划后,国家除了对农业产值提出完成的硬性任务,多是指导和建议性的措辞,并且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权。
4.政策内容越来越充实、完备。
从内容上来看,五年计划从着重关注的工、农业发展逐步完善,涉及人口、财政、精神文明、法制建设、地区规划、环境保护等各项内容,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框架,具有一定科学性。
当然,政策内容并非越全面越好;
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寻找最大约束条件的过程。
治理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之间建立好平衡,既要“照顾好四面八方”的利益,但又不能平均用力、无关痛痒。
因此,发展政策的变化常常体现在不同的强调力度之中。
5.政策经历了从只有制定没有总结到既有制定也有总结的过程,越来越透明、民主、规范。
从“七五”计划开始,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都会对过去的五年计划作一个总结和回顾,或者以章节的形式放在新的五年计划报告里,或者通过《人民日报》等党的重要媒体发布刊登。
而“十一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国家相关部委更是委托高校科研机构对“十五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同时也有研究机构独立对“十五计划”的成果和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些都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三、柔性中的稳态:
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分析
中国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以至于灵活多变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的领导人以其强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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