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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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看,有许多难得的关于元、明两代风俗事物的记载。
从语学看,有很多珍贵的元末明初的口语史料。
”[③a]这一评价是很恰当的,只是所说时代需稍加修正。
语言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两书的价值[①b],相比之下,史学界似乎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关于两书反映的时代还可以作一些讨论。
朝鲜李朝世宗五年,为了便于“读者传写诵习”,政府令“铸字所印出”《老乞大》、《朴通事》等书[②b]。
这是官方文献中关于两书的首次记载。
世宗八年八月,司译院在报告中明确说《老乞大》、《朴通事》是“译学”的教材,要“通事”背诵[③b]。
十六世纪初,李朝语言学家崔世珍为《四声通解》一书作序,其中说:
“夫始肆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以为学语之阶梯”[④b]。
可见二书在李朝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这些记载也说明《老》、《朴》成书应在世宗五年以前。
朝鲜李朝成宗十一年十月,侍读官李昌臣向国王启奏道:
“前者承命质正汉语于头目戴敬,敬见《老乞大》、《朴通事》曰:
‘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顿异。
多有未解处。
’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
请令能汉语者尽改之”。
成宗当即下令:
“选其能汉语者删改《老乞大》、《朴通事》。
”[⑤b]这条记载说明:
《老》、《朴》二书的语言是“元朝时语,”两者成书应在元代。
十五世纪下半期便已开始对两书从语言角度进行修改。
正是在十五世纪,李朝创制了“训民正音”,也就是谚文,“谚解”事业便发展了起来。
到了十六世纪,崔世珍编写了《朴通事谚解》和《老朴辑览》,后一篇是“汇二者要语而注解者”[⑥b],也就是《老》、《朴》两书的重要词汇注释。
崔氏的《朴通事谚解》后佚。
李朝肃宗三年,司译院正边暹、朴世华等根据《老朴辑览》重作《朴通事谚解》,此书序文说,“而以《辑览》及《单字解》附其后”[⑦b]。
又有《老乞大谚解》,成书情况不详。
这两种《谚解》常见的是汉城《奎章阁丛书》本。
本文论述即以此为据。
但此本《朴通事谚解》后附的是《老乞大集览》和《单字解》,而不是《辑览》。
这是因为原来《老朴辑览》中与《朴通事》有关部分,已作为注文收入《朴通事谚解》一书中,剩下有关《老乞大》部分,自行成篇,便成了《老乞大集览》。
序文所说以《辑览》附其后是不够准确的。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老》、《朴》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不断的加工整理。
现在《朴通事谚解》和《单字解》中,提到“新旧原本”,“旧本”、“今本”,“两书旧本”、“新本”,便反映了两书变化的痕迹。
关于两书的写作年代,太田辰夫先生认为,“大致可以推想它们是在元代产生的”。
但同一篇文章中又说:
“仍可推测该书原本是在元代写成的,或是在去元代不远的明初,或比这再稍迟些。
”[①c]说法比较灵活。
杨联陞先生认为,两书产生于“元、明时代”或“元末明初,”已见前述。
朱德熙先生则“根据书中所记故实及典章制度”,断定是“元代的作品”[②c]。
我很同意朱先生的看法。
如果单从语言学角度考虑,明初和元代很难说有明显的区别,判断两书产生于元末明初亦可说得过去。
但如看重从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方面进行考察,则两书应断定为元代作品。
朱先生已举出一些比较重要的例证,我在这里想再作一些补充。
例如,朱先生提到大明殿月台上四个将军,引证《辍耕录》“大汉”条,注意的显然是镇殿将军。
但“大汉将军”明代尚有,不能充分说明问题,而大明殿则非元代莫属。
它是元代宫城中的正殿。
明代宫城中的正殿是奉天殿,后改皇极殿。
又如,《朴通事谚解》卷中记买卖人口,文书开头写的是:
“大都某村住人钱小马”。
大都是元代北京的名称,明太祖攻下大都,改名北平,成祖时改北京。
又如,书中多用达达、回回、汉儿人等称呼,这正是元代的特色。
下面还可以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哥,你听的么,京都驾几时起?
”
“未里,且早里。
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
“今年钱钞艰难,京都也没甚买卖,遭是我不去。
往回二千里田地,到那里住三个月,纳房钱空费了。
“说的是,不去倒快活,省多少盘缠”[③c]。
这段对话从字面上来看很难理解。
“京都”“驾”起,前往何处?
为什么要在“八月初头”?
为什么要等“田禾都收割了”?
“往回二千里地”又何所指?
但只要我们了解元代的两都制度,这段话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里的“京都”,指的元代上都开平,在今内蒙正蓝旗境内。
在大都与上都之间,有四条交通路线,来回约二千里左右[④c]。
元朝皇帝每年三月前后便由大都出发,前往上都避暑,八、九月间再由上都返回大都。
上都是元朝的夏都。
皇帝一行,动在万人以上,随行马匹及其他牲畜甚多,沿途骚扰极大。
有的皇帝为了表示关心百姓,便下令在秋收以后再返回大都,以免损坏农作物。
如元英宗时,“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
帝曰:
‘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
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
’”[⑤c]这就是为什么“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的原因。
皇帝一行到上都,许多商人也随之而往,这段对话实际上是两个大都商人的口气。
《朴通事谚解》卷上记,“午门外”“两个舍人操马”。
其中之一“白绒毡袜上,拴着一付鸦青段子满刺娇护膝。
”注文中说:
“《质问》云:
‘以莲花、荷叶、耦、鸳鸯、蜂、蝶之形,或用五色绒绣,或用彩色画于段帛上,谓之满刺娇。
’今按,新、旧原本皆作‘池’,今详文义作‘刺’是。
‘池’与‘刺’音相近而讹。
”注文作者显然从刺绣来理解,以为应作“满刺娇”,其实不然。
元代中期诗人柯九思曾在宫中任职,他的《宫词一十五首》是脍炙人口之作,其中一首云:
“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
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
”柯氏自注云:
“天历间御衣多为池塘小景,名曰满池娇。
”[①d]天历是元文宗的年号。
时代略晚于柯九思的诗人张昱有《宫中词》,其一是:
“鸳鸯鸂鶒满池娇,彩绣金茸日几条。
早晚君王天寿节,要将着御大明朝。
”[②d]其意与柯九思诗相同。
由以上二诗可知“满池娇”是一种宫廷中服装图案的名称,描写的是池塘中的花、鸟景色,因而得名。
宫廷中所好必然影响到宫廷之外,首先是上层贵族、官僚。
《朴通事谚解》记述的“操马”“舍人”,无疑是贵族官僚子弟,他们最容易效法宫廷的生活方式。
因此,正确的是“池”不是“刺”,《朴通事》的“原本”是对的,《谚解》本改“池”为“刺”是错的。
《朴通事谚解》卷上记,有人得到“开诏”的差使,旁人问:
“往哪个地面里去?
”回答道:
“往永平、大宁、辽阳、开元、沈阳等处开去。
”这是几个相互毗邻的地区,位于大都的东北方向,元设大宁、辽阳、开元、沈阳诸路,属辽阳行省;
设永平路,直属中书省。
永平路治卢龙,明改永平府。
大宁路治大宁,明初一度改大宁府,后废。
辽阳路治辽阳,明初废,改设辽东都司。
开元路治在今吉林农安,明初废。
沈阳路治今辽宁沈阳,明废,改设沈阳中卫。
元代辽阳行省管辖的地区在明代有很大的变化,将永平、大宁、辽阳、开元、沈阳并提,只能是元代的事情。
《朴通事谚解》卷上还有一段文字记“西湖景”。
其中说:
“西湖是从玉泉里流下来,深浅长短不可量。
湖心中有圣旨里盖来的两座琉璃阁,远望高接云霄,近看时远侵碧汉。
”“两阁中间有三叉石桥,栏干都是白玉石,桥上丁字街中间正面上有官里坐的地白玉玲珑龙床,西壁厢有太子坐的地石床,东壁也有石床,前面放一个玉石玲珑卓儿。
北岸上有一座大寺,内外大小佛殿、影堂、串廊,两壁钟楼、金堂、禅堂、斋堂、碑殿。
诸般殿舍且不索说,笔舌难穷”。
这里提到的“玉泉”,就是今天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而位于玉泉山脚的西湖,就是今天昆明湖的前身,只是范围有较大的变化。
西湖北岸上的大寺叫做大承天护圣寺,建成于元文宗至顺三年,由于它位于西湖之畔,民间便称之为西湖寺,这个名称后来亦见之于官方文献。
大承天护圣寺有“二阁在水中坻,东曰园通,有观音大士像;
西曰寿仁,上所御也”[①e]。
这二阁就是《朴通事》中所说湖心中的两座琉璃阁,富丽堂皇,为两湖增添了景色。
元顺帝至正年间,“承天护圣寺火,有旨更作,乃上言:
‘水旱频仍,公私俱乏,不宜妄举大役’。
议遂寝。
”[②e]显然,这次火灾使护圣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明代,承天护圣寺改称功德寺,有关文献中,再没有提到湖心双阁。
有的记载说:
“功德寺旧名护圣,前有古台三,相传元主游乐更衣处,或曰:
此看花钓鱼台也。
”[③e]这三处古台无疑就是双阁和双阁中间石桥的遗迹,两阁应毁于元末火灾之中。
《朴通事》中所描写的,是大承天护圣寺落成后、火灾发生前的西湖景致。
从以上所述来看,《朴通事》所载,以元朝史实和典章制度为其内容,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
从满池娇出现和大承天护圣寺的完成年代,可以断定此书上限不能早于元文宗至顺三年。
朱德熙先生根据书中所记高丽僧人步虚的事迹,认为“当作于至正六年以后、元亡以前的二十余年之间”。
也是言之成理的。
总之,我们可以断定《朴通事》成书于十四世纪中叶。
《老乞大》一书,重点是记载商业活动,此书开头,记述高丽商人来中国,途中有人对他们说:
“从年时天旱田禾不收,饥荒的上头,生出歹人来”。
并举出两个拦路打劫的例子。
同书又记,商人们在一处投宿时,客店主人说:
“如今官司好生严谨,省会人家不得安下面生歹人。
”“新近这里有一个人家,则为教几个客人宿来,那客人去了的后头事发,那人们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
因此将那人家连累,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
似这般带累人家,怎么敢留你宿!
”“达达”即蒙古,“达达人家走出来的”指从蒙古人家中逃出来的奴隶。
政府保护使长对奴隶的所有权,逮捕逃奴,“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即指此。
这正是元代社会特有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足以说明其成书时代。
《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的语法、词汇,也富有时代特色。
概括起来,有两个特点。
一是两书都用口语写成,虽然后来经过修改,但仍保存了许多元代的口语资料。
当然,明代初期的口语,与元代相近,因而也可以如杨联陞先生所说保存了元末明初的白话史料。
杨先生已有精辟的论述,此处从略。
二是蒙古语法的影响。
杨先生指出,两书中常见“根底”、“上头”等字样,“这都像是受了蒙古语法的影响”。
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这些都是蒙古语语法在硬译文体中的表现。
所谓硬译文体,就是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直接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文体,在元代相当流行[①f]。
原来仅限于公牍,后来影响到其他文体和口语。
以“根底”来说,它是硬译文体中的常用词,蒙语后置介词的对译,有“在”、“向”、“从”、“同”、“把”等多种意思。
“上头”是蒙语介词的对译,意思是“因为”、“所以”。
杨先生提到的另两个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是“有”的用法。
《老乞大》中有一段对话:
“你的师傅是什么人?
“是汉儿人有。
“多少年纪?
“三十五岁了。
这段话,如从汉语角度理解,很可能断为“是汉儿人。
”“有多少年纪?
”《老乞大集览》上对此加以说明:
“元时语必于言终用‘有’字,如语助而实非语助,今俗不用。
”在句末出现“有”是元代蒙古语硬译文体的特有现象,《元典章》所载公牍中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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