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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呢?
没说。
其实,夏的公子夏浮筠为乃父作传,曾经明确不含糊地说过,其父“平素不习西文,未履欧美之地。
”夏曾佑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说过:
“弟既不通外国语言文字,一失舌人,便成聋瞽。
”梁启超则说,他们“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
还有一套署名为现代学术经典的丛书,每本书前面都有个很长很长的序。
里面说:
夏曾佑做过《时务报》主编。
后来,看到北京师范大学的一篇史学博士论文,也这么说。
其实,压根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他怎么就这么说呢?
想来是东拼西凑弄乱套了。
(按1898年6月王国维致许默斋:
“现拟请夏穗卿为(时务报)主笔,未来第六十三期《论近代政教之原》即夏作也。
”主笔,尚且为“拟”而已)
据悉,已故周予同先生曾经搜集过不少夏曾佑的材料,但是,生不逢辰,全都流失了。
袁英光、朱维铮诸先生亦颇注重夏氏史料之搜讨,多有创获。
余忝为后学,窃不自愧,亦思有作,或可博诸先生之一粲,免诸覆瓿。
因有此作,发凡引绪,方家政之。
夏曾佑之生平
夏曾佑,字穗卿,号碎佛。
别人称呼或自己署名,有时也写夏仁和、夏泗州、夏、穗公、穗生、两浑、沙门大田氏、大田、冰庵,等等。
最常用的笔名则是“别士”。
“别士”这个名字,据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出于《墨子》,与“兼士”对称。
墨家叫“兼士”,非墨家便叫做“别士”。
梁启超是心醉墨学的人,故号“任公”,又自命为“兼士”。
夏曾佑自称不能做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人,甘愿听任墨家排挤,故自号别士。
他是浙江仁和(杭州)人,生于同治癸亥年十月(1863年11月)。
哲嗣夏浮筠《夏曾佑传略》说他“生于前清咸丰癸亥年十月”。
“咸丰”为“同治”之误。
“癸亥年十月”为1863年11月。
按夏曾佑诗《壬午五月十二日作》,首句为“廿载光阴转瞬过”。
壬午是1882年,向前推“廿载”,恰好是1863年。
近代浙江出身的许多著名学者,像马叙伦等,都把夏氏尊为前辈乡贤先生,章太炎也是他一度要好的朋友。
他的父亲夏鸾翔,字紫笙,是位数学家,著有《致曲图解》、《少广槌凿》等书。
清同光时,与同乡的李壬叔善兰、戴谔士煦并称为杭州算学三大家。
夏鸾翔去世得早,但失去父亲的夏曾佑并没有因此影响学业。
他自幼好学深思,禀性聪慧。
童时出游,见到虫介物,常常取而集之,以观察其形体结构动作为乐。
有时被刺毒伤,也不在乎。
一次,偶而在教会看到一本叫《谈天》的书,爱不释手。
一位英国传教士便问他:
“你年纪这么小,看得懂吗?
”他回答:
“懂”,这位英国人便把书送给他。
《谈天》是一部天文学译著,介绍了一些近代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论,在晚清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
此外,他至少还读过《光论》、《声论》、《万国通论》、《泰西新史揽要》等译著。
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若利用西学作为“开风气之资,虽学人未能立至高深,而实事求是之学,有异空言,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皆能有益也。
”显然,这类传教士的译著,对夏曾佑启蒙思想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
在接触西方科学知识与思想的同时,夏曾佑更多地是钻研中国传统典籍,这反映了晚清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知识界的一般特征。
他少时读书,曾经以数十巨册置于案上,穷一二日之力读毕。
有时一天可读二三部。
及掩卷,书中要旨,能一一备述。
因此博及群书,几无学不窥。
梁启超说他二人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
从光绪八年(1882)开始,夏曾佑便有了“近日文章慷慨多”(《壬午五月十二日作》)的志向。
此后,他的一生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线,形成两个明显的不同时期。
光绪十三年(1887),到天津,与同乡叶瀚(浩吾)等人颇多酬答。
十五年(1889),举于乡。
转年6月12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命令,赐他和文廷式、吴鲁、董康等人进士及第。
他当官了,入词林,改礼部主事。
但官小职闲,专心于读书治学。
作文,不起草,每得一题,端坐沈吟,移时而展卷录就。
座客在,不为之间。
风流潇洒,思想活跃,积极进取,充满热情,成为当时的名流。
特别是他身处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朋友多,信息灵,而才华又出众,所以显得非常炸眼,构成其生命中最闪光的一段。
大约在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北京的新派知识界有过一段思想活跃时期。
一批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从传统中走来,有了当时所能掌握的最多最广的西方新知识新思想,好像小鸡破壳似的,奋争着想出世有所表现。
他们时常搞些小聚会,谈古说今,恨不能道出自己的全部抱负,朦胧地呼唤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
夏曾佑参加了一些这样的政治与学术性沙龙活动,与杨锐、梁启超、汪大燮、沈曾桐、曾习经、吴德潇、吴樵、麦孺博、谭嗣同等人互有来往,是一位佼佼者。
梁启超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
“自不见足下以来,朋辈中玄妙之论久绝于耳。
”又在另一处说:
“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
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
”在梁启超的集子里,不仅保留了一些信札,而且对两人的交往有还算详细的记载。
那个时候,有人说他是“梨洲嫡派”。
宋恕则谓“夏子之学,可谓广大。
”说他学识不行的,似乎还没有。
山雨就要来了,中国需要转型,夏曾佑赶上了这个好时机,而他在舞台上尽管不是男一号,可毕竟是个引人注目的主打演员。
讨论中最使夏曾佑兴奋的,是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问题,甚至有人把他比作刘申受、龚自珍,而他本人并不以公羊家自居。
他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
原来,这看上去是个学术考辨问题,实质却是个政治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个现实政治理论问题。
说穿了,他也想像康有为那样,做一位帝王之师。
这是那个时候的书生们最喜欢的论政话题、论政方式,也是论政书生最高的理想,既显得有学问,又说明他有经世之才,符合人性潜意识里最基本的价值期待。
他以史学家的眼光,今文经学的立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排荀”思潮,目的在于通过对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个中国学术史体系,打倒汉学,借古申今,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制造理论基础与历史根据,规划未来的社会发展走向。
在致宋恕的一封信中,他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排荀”思想,说:
“观有儒教以来,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
”他的任务就是去伪存真,擒贼擒王,先打倒汉学的老祖宗荀子,然后推倒当时垄断学界的整个汉学,恢复心目中“素王之道”的本来面目。
这种从思想启蒙、学术考辨入手过渡到政治领域,慢慢带动社会变化与进步,避免革命震荡的改良思想,是他一生的基本主张,在细节上固然与康有为不同,但实质并没有两样。
康有为写了一本“新学伪经考”。
夏曾佑这套东西,毋宁说就是“兰陵伪经考”。
可是呢,康有为勤于著述,又有一批学生,而夏曾佑,却如梁启超所说,既不著书,又不讲学。
他的思想,只是和心赏的朋友偶然讲讲,或者在报纸上随意写一两篇。
性格决定命运。
夏曾佑在思想史上地位远不如康有为,实与其性格相关。
至于气象的不如康有为阔大,韧性的不如康有为持久,性情的不如康有为自负,定力的不如康有为坚强,同样与性格息息相关。
但无论怎样,他对此时的中国思想启蒙作出了贡献。
凭借着这一套在朋友中高谈阔论的帝王之学,以及一些“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再加上一些涉及诗界、文界、史界的“革命”主张与实践,一些“洋泾浜”式的奇特语言,一批钱锺书批评为“尚不成章”而梁启超倍加推崇的诗作,他此时的声望特别高。
爱给人戴高帽子的梁启超甚至说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堪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更是他“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
尔后,夏曾佑基本保持了这一时期的锐气和声望,这从当时名流们的通信中就可以看出来。
1896年2月18日,姚寿祺《致宋燕生书》:
“穗卿在京常见,常畅谈,真好学深思之士,钦佩无涯!
”2月26日,宋恕《致姚颐仲书》:
“穗公聪通,拔俗寻丈,定庵之后,几见斯人?
”吴士鉴说他学问“超远,足以开未有之途径。
”汪大燮说他“落落才高,亦能为第一流事业之选也。
”是“太聪明高视阔步之人。
”不过汪氏又骂他为人差劲,“向来见异思迁,性情浮动。
”“最喜欺侮忠厚人,见人有为人欺侮者,甚以为乐,又其言语深刻,喜讦人私,不择人而施。
”这或许是汪氏私见,不可为据的。
1897年10月26日,严复、王修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通上下中外之情,借采访、选择国内外重要之事。
”宣传西方民主政治,抨击科举和旧教育制度。
12月,《国闻汇编》出版。
此时,夏曾佑正应孙宝琦(慕韩,夏的同乡)之邀,在天津“育才馆”任教,常与吴敬恒过往,又与严复“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
在严复影响下,他确立了历史进化思想。
严复也成为他最钦佩的当代智者。
《国闻报》按期发表严复译述的赫胥黎名著《天演论》,阐发保种保群、自强进化之公理,与上海《时务报》南北呼应,声望甚高。
夏曾佑置身其中,虽非主角,也可想见其胸襟怀抱了。
但总的来看,他的政治兴趣较前有所淡化,治学宗尚也由帝王之学逐渐移于佛学。
1896年2月11日、3月6日,宋恕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杭州籍的几位学者作了比较,说:
“夏穗卿,天机清妙,最善谈佛,恕所见海内宗教家,惟湘人吴雁舟(嘉瑞)出其右耳。
然其谈儒归狱兰陵,与长素归狱向嗣(按:
“向嗣”初为“刘歆”),均为有意翻奇,初非实事求是。
杭州新起学人,行谊识解当以孙仲屿(宝暄)为最;
训诂词章当以章枚叔(炳麟)为最;
宗教空理则以穗卿为最。
若以刘宋四学月旦三君,则孙儒、章文而俱兼史,夏则玄也。
之三君者,非但杭英,殆亦非浙西之英欤!
”这很能反映夏曾佑此时的学问趋向及其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
所谓“有意翻奇”,可谓正是“玄”字的注脚。
这种以玄学“有意翻奇”的治学方法,在今天的学术界似乎被发扬光大了,只是缺少了学问和政治怀抱。
据说,他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昕夕不倦,所以才自号为碎佛。
1908年10月他到南京祗垣精舍与苏曼殊谈佛学,让曼殊也深感佩服。
《杨仁山集》中有他一封信,提出:
“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人民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
”说明他谈佛学终归还是为了政治。
耐人寻味的是,在戊戌变法中,夏曾佑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政治活动。
所以,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逃日本,六君子被杀,朋友张元济等人受到处分,他却未受任何牵连,而且被任命为安徽祁门知县,汤志钧先生搜罗广泛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也就不收他。
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却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中国政治的走向,与朋友们私下里用化名作隐语交换传递着政治信息。
不过,由于形势严峻,他不再过多地抛头露面,朋友书札往来也给人窃窃私语的感觉,发表文章更少署真名,政治姿态显得非常低调。
1898年10月28日(九月十四日),朝廷以《国闻报》“挟洋自重,刊布邪说”,下令严禁惩办。
12月2日(十月十九日),以候补道严复、王修植在报馆秉笔,屡被参劾,命裕禄随时察看。
转年2月23日(一月二十四日),复以《国闻报》“造作谣言,变乱是非,诽谤朝廷”,命裕禄严行禁止。
这些,都不见夏曾佑受到什么牵连,足见其谨慎。
尔后,他便去了江南。
梁启超说他二人后来“各走各路”,所指即戊戌之后,是含有微意的。
夏曾佑不参加实际政治运作,性格之外,是由此时的思想状况决定的。
他最反对招摇、“嚣张”,而主张偷偷地干、悄悄地干,“平实壮往”,“总以沈潜远到为宗”,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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