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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科技善于分析法,把分析的实践上升到科学方法论的高度加以阐明,从而给近代科学理论提供有效方法和明确方向。
(3).中国古代科技重实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重理论。
中国古代科技实用性强,一般能直接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却很少能用逻辑方法对这些经验材料进行整理,作出理论概括和分析。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重理论。
(4)中国古代科技服务于农业,西方近代科技主要服务于工业
1、源泉:
我国古代人民积累的丰富的知识经验,成为了古代科技发展的源泉。
2、政治:
中央集权制度为科技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3、经济:
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为科技的进步提供了经济基础。
4、政策:
政府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对科技也给予一定的关注。
5、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为科技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6、对外交往:
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发展也使中国古代科技能吸收其他国家地区人民的智慧,得以进一步发展。
7、中国古代科学家探索精神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
王永星
中国古代科技曾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居于世界前列,散发过耀眼的光芒。
但它却没有孕育出近代科学,反而在明清之际变得裹足不前。
是何原因呢?
本文仅就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加以探讨,我们可以从这些特点上得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兴衰的一些原因。
一、“大一统型”的结构体系
所谓“大一统型”的结构体系即指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和程度与“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密切联系。
如中国古代交通、通讯、军事技术、历法、土地丈量技术、绘制地图技术、皇宫建筑等,统称为“大一统”技术。
如果把古代的技术成果按农业、“大一统”技术、手工业和医药技术加以分类统计,并算出各类技术在整个技术构成中所占的百分比,与大一统社会结构相联系的技术成果所占百分比,多在30%以上;
而分裂时期则在13%以下,它明显地表现出“大一统”技术与大一统社会结构休戚相关。
统计结果表明,历代手工业多占技术部分的30%-50%。
这样在统一时期,手工业和大一统技术的总合计分就占了整个技术部分的70%-80%,它决定了技术的水平。
因此,我国的古代技术发达主要是由大一统的社会相应的地主经济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技术水平的最高峰是在宋代,这时不仅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形态趋于成熟,而且地主经济和商品经济也非常发达。
当时国家征收商业税的年收入就增达2200万缗,约占部收入的1/7。
相反,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陷入分裂,地主经济衰落,商品经济普遍萧条,这一时期的技术净增长水平也最低。
唐朝开元年间的统一和商品经济发达是众所周知的,与此对应的技术净增长也很高,在安史之乱发后,商品经济衰落下去,技术净增长也随之下降,五代的情况也这样。
由于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特别是通过国家官僚行政机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古代技术固有的封闭性,使得一些重要的技术能在转移中发扬光大,古代技术工匠的伟大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组织起来,造就了中国古代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四大发明的出现就是象征。
但是“大一统”技术是靠封建大一统帝国的结构和行政干预来打破其封闭性的,而技术体系本身却是不开放的,技术转移只能在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需求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与封建王朝盛衰波动相一致,两者几乎是同步的。
大一统王朝崩溃之日,技术增长值降到最低点。
我们知道的宋代丝织技术,它在宋朝太平盛世已发展到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前差不多的水平,但它存在于大一统技术结构中,不可能向开放型技术体系转化。
大一统技术是中国特有的,虽然它产生了伟大的四大发明,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带上了沉重的封建桎梏,没有发挥它所具有的巨大能量。
二、自成体系,独立性和排它性强
从地理环境上我国北面是寒冷的西伯利亚,东临浩翰的大海,西南是高耸着的喜马拉雅山,西部有阿尔泰山、喀喇昆仑山以及沙漠、戈壁的阻隔,因而虽然与其它地区和民族、国家不断地发生过接触和交流,但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大规模的经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祖先就连绵不断地繁衍生息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以农业生产和各种工业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活动,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传统,同时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传统的科学和技术。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勿庸置疑--是与古代印度、古代希腊以及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的科学技术有着明显不同,不论是发展的道路、处理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以至所包括的内容都是如此。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有着自己的体系。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的许多分支,各学科大都存在有独具一格的体系,这是比较明显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最早是以《九章算数》为代表,以解决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为主要内容,以算筹为主要的计算工具,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十进位值制的记数系统来进行各种运算,形成了一个包括算术、代数、几何等各科数学知识的体系,而且以算术和代数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经过汉唐千余年的发展,又逐渐形成了《算经十书》,内容更加丰富。
到了宋元时期,以算筹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体系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在高次方程和高次方程组的数值解法,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内插法、一次同余式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西方早出数百年以上的优异成果。
到明中叶,伴随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用数学比较发达,计算由筹算演变成珠算,在当时和其后的数百年间,珠算盘是世界上最好的计算工具。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始终是以计算见长,以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而且以此为其显著特点。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历法、天文仪器、宇宙理论等方面都很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不断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其中以历法最为突出,中国古代历法一直采用了阴阳合历的形式,包括以气、朔、闰、晷漏、交食、五星等为中心的一整套内容。
它不断以测算日月食、推朔、验气、推校五星行度等手段校验历法的准确度、使历法处于不断改革、推陈出新的演变进程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日臻完善与精确。
此外,在星群划分上采用三垣二十八宿的划分法,观测和有关天文仪器采用赤道座标系统和把一周天划分为3651/4度的分度方法。
宇宙理论方面所取用的“盖天说”“浑天说”“宣天说”等,在世界古代天文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
中国古代地理学、地图学也自成一个独特的体系并取得很大成就。
地理学以《山海经》、《禹贡》为开端,以《汉书·
地理志》为代表,历代正史中大都有《地理志》。
唐代以后以有历代地理总志的编纂,宋代以后又大量出现方志。
这些都属于《汉书·
地理志》这一体系,其延续之长、资料之丰富堪称世界第一。
地理学一直采取的是直交网格法,即将大地视作平面时绘制地图的投影方法,较少考虑大地是球面的。
中国古代医药体系,特色更为突出,而且延续二千多年,不断地得到充实和提高,至今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体系。
它以中国古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阐明其间的关系,并将生理、病理、诊断、药物、治疗、预防等等方面串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观念。
中国农业发达较早,至少可以追溯到7、8千年以前。
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是:
农牧并举而偏重农业;
耕作制度上是连作复种。
高度节约的生产道路;
耕种技术上精耕细作。
关于技术各门类,如造纸、丝织、瓷器制造、印刷术、火药制造方面,本为中国首创。
钢铁冶铸方面产生了铸铁、铁范铸造、铸铁柔化术、高强度铸铁等技术,使中国古代的钢铁生产走在世界的前列。
建筑方面形成了以木结构为核心物砖木建筑体系。
庄重对称的宫殿建筑和精巧的园林技术都是精品。
但总的来讲,中国古代技术体系的绝大部分内容仍然是为了满足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需要而形成的。
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资本主义萌芽在纺织行业中表现得已比较突出。
多锭纺车甚至水力纺车早已出现,按中国当时已有的技术水平,活塞、曲轴、传动齿轮等机器部件的工作原理,都已在各种机械上体现出来了;
但是最初的蒸汽机并不是首先在中国出现的,产业革命更没有在中国产生。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虽然先进,但它们都是在封建社会中产生,受封建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所限制,并且是为满足封建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
这一特点不仅可以适用于对于中国古代技术的考察,而且也适用于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进行总的探讨。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门类虽然有各自不同的体系和特点,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伴随着封建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基础,到秦汉时期形成体系,并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一经形成,便具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它自成体系,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保守性和排它性。
当然这些都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一脉相承。
随着这一体系本身的充实和发展,它的保守性、排它性也日益突出,它使得与之相左的科学成果、科学思想的出现,成为很困难的事,即要突破原有体系的框框,是很不容易的;
另一方面,它对外来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吸收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局限性,如数学方面笔算的方法早已随佛教而传入,但由于筹算法的高度发展,没有为人所重视;
三角函数表早在唐代已传入,但由于代数法的高度发展,也被湮没在浩瀚的史籍中。
这些对我国古代数学和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憾事。
当然如果外来的东西不影响到体系本身,如农作物,药物等的引入,可以顺利地被接受并融化在原有的体系之中,但其它与原体系迥然异趣的理论,就难以吸收了。
明清之际传入的西洋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知识界面前展示了与中国原有体系不同的新东西时,原体系的保守性与排它性就显然成为较快地吸收这些新知识的一种障碍了。
三、中国古代科学与政治密不可分
儒家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统治思想,它对于封建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刻而广泛的,作为中国古代的科学,同样是在儒家思想的作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直接影响科学理论的内容,它使科学理论摆脱不了稚气。
即便是已经踩着近代科学门槛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仍然宣称什么“夫声气风力实传心光,受命如响,神不可测”。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人们很难把自然当作科学的客观对象来研究。
理气之争与善恶相随,天地日月之论与君臣等级相伴。
世界是万物交感的世界,学问家的任务就在于建立起包括自然现象在内的给出道德说明的理论体系。
第二是科学的政治化和理论的技术化。
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祖冲之,为《大明历》的实施,曾和朝廷宠臣戴法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戴法兴最终失败了,然而戴并不是全是错误的,如戴法兴批评《大明历》把上元积年的算法搞得过于复杂庞大了。
上元积年本是一个虚设的数,在三国魏时和南朝时,有学者已经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处理上元积年了。
但祖冲之并没有用这些先进的经验,反而认为戴法兴的批评没有道理。
另外,戴法兴在辩论中为了维护“十九年七闰”的说法,提出“日有缓急”,也就是说太阳的运动是不匀速的。
祖冲之把这种看法斥之为“未见其证”。
这样,又过了一百多年,到了6世纪时,北魏、北齐间著名的天文学家张子信根据长期观察,发现太阳的运动在冬至点前后较快,在夏至点前后较慢。
后来隋代刘焯又发挥了这一思想。
本来,在两个科学家争论时,各有对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中国古代科学辩论常常和政治斗争相关。
如果科学辩论被看作政治斗争,那么一派的胜利就表示另一派的观点全部被否定,甚至遗忘。
从来没有一切都对的科学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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