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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真正对他进行深入研究,并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公正评价的,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学者,但对其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新闻现象的描述、新闻概念的解释等层面,研究者多为历史学者,缺乏专业性、系统性和对当前新闻意义的思考。
针对现实中新闻采写实践中存在的诸多专业性的问题与不足,例如新闻采访过于浅显而不够深入、新闻写作格式混乱等,学习和继承前辈们的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
被称为“新闻全才”的邵飘萍,在新闻采访艺术方面有一套比较系统、完善的思想和主张,独具一格、影响深远的新闻采写观,直至今日,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因此,对邵飘萍的新闻采写艺术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有助于新闻记者提高新闻采写水平、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
基于此,笔者将《邵飘萍新闻采写艺术研究》作为毕业论文题目。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循历史轨迹可以看到,邵飘萍作为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著名记者、报人,对其采写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
在国内,真正对他进行深入研究,并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公正评价的,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学者。
毛泽东曾经是邵飘萍的学生,四十年代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深情的提到邵飘萍,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思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毛泽东的评价,成为中国学者研究邵飘萍的指南。
从总体上看,在专著方面,目前关于对邵飘萍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
一是传记型,二是史论型。
在论文方面,学界目前发表的关于直接研究邵飘萍的文章共有90多篇,按照他们的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邵飘萍的生平研究,二是邵飘萍的新闻业务实践研究,三是邵飘萍的新闻思想整体研究。
这些成果从整体上研究了邵飘萍的新闻成就,但多停留在现象描述,概念解释等层面,研究者多为历史学者,缺乏专业性,系统性,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细化、全面,并且缺乏对当前新闻意义的思考,对其新闻作品细读不多,重视不够。
而且现实中我国新闻采写实践过程中存在诸多专业性的问题与不足,例如新闻采访过于浅显而不够深入、新闻写作格式混乱等,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从邵飘萍的新闻活动概述、新闻采访艺术、新闻写作艺术、及对当今新闻工作者的启示等层面,对邵飘萍的新闻采写艺术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
进一步去思考和分析,以期出现科学合理的研究成果,对当前的新闻实践有所帮助,从而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1.3研究方法及思路
本研究紧密结合21世纪中国新闻事业建设、中国新闻学史研究的实际,遵循系统辩证法的指导性原则、对象与方法一致的适应性原则、有机构成的协调性原则,综合运用历史与逻辑一致、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研究方法,对邵飘萍的新闻成就进行细致分析,从而为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的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经验借鉴。
研究以历史文献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邵飘萍新闻作品、理论著作的文本解读,借鉴国内外相关学者的著述成果,根据有关历史事实来还原历史场域、思想图景,试图对邵飘萍的新闻采写艺术进行总结和提炼。
本研究将以时间线为依据,介绍邵飘萍的主要新闻活动概况,以彰显被称为“新闻全才”的邵飘萍在发展完善中国新闻事业方面所作的开拓性的贡献,同时在众多的新闻活动中,鲜明的点出邵飘萍在新闻采写上独到的造诣。
并从采访思想及采访技巧两个层面对邵飘萍的新闻采访艺术进行了分析。
结合邵飘萍诸多的新闻采访事例,逐步对其新闻采访思想进行剖析,结合邵飘萍的新闻采访思想,得出其比较系统、完善的新闻采访技巧。
在分析了邵飘萍的新闻采写艺术后,会从专业研究的现实意义出发,总结得出其采写艺术对当今新闻工作者的启示。
2邵飘萍的新闻活动概述
2.1《申报》驻京特派记者
邵飘萍以“铁肩辣手”自勉,他的一支笔诛丑伐恶,旗帜鲜明,记载着以后成为历史佐证的时代风云。
1908年春,邵飘萍与其同学陈布雷、张任天等一起创办了《一日报》,这也是他初涉报坛的尝试。
当时,邵飘萍也被聘为《申报》特约通讯员,负责撰写金华通讯,开始真正的接触新闻事业。
1912年他协助著名报人杭辛斋,任《汉民日报》主编,开始职业办报生涯,正式走上“新闻救国”道路。
但由于撰写了大量反对封建主义,宣传民主思想的论说,遭到了袁世凯势力的迫害。
1913年秋,《汉民日报》便被查封了,而后,邵飘萍于1914年东渡日本,与潘公弼组织“东京通讯社”。
1915年应友人的邀请回到上海,为《申报》、《时事新报》执笔撰稿。
1916年下半年,邵飘萍被《申报》聘任为驻北京特派记者,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新闻特派员”称号的记者,这也是他一生当中重要的转折期。
当时各大报馆都会选派采访写作能力最强的一流记者进驻北京,地位相当于报馆主编,月薪百元左右,采访范围不受地域限制,可以涉及其它省市。
’1916年至1918年,邵飘萍在作为驻京记者两年的时间内,为《申报》撰写了250余篇、22万余字的《北京特别通讯》,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及国会的动态做出翔实可靠的报道,引起新闻界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响。
就邵飘萍的职业生涯而言,《申报》的从业经历十分重要,对他日后的新闻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2.2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
民国时期,外国人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因没有国家通讯社而被外国人掌握着中国新闻通讯的命运,而且外国媒体的电讯报道基本上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经常有颠倒是非曲直的行为,邵飘萍对这种行为极为愤慨。
1916年7月,邵飘萍在北京南城宣武门外珠巢街创办了新闻编译社,被视为中国人自办通讯社的始祖。
新闻编译社主要采写本国新闻、选择外电消息,以供上海《申报》、北京各报及外国驻京记者,每天分三个时辰发电稿,傍晚由三四个人将记者采访到的消息手抄油印,然后派专人分别送往各大报馆。
由于邵飘萍十分善于采访,新闻编译社经常被冠以“内幕、独家”的称谓。
在邵飘萍的一再努力下,终于能够将北洋内阁的阁议公之于众,成为该社每周二、四、六的重头戏。
编译社的稿件时效性强,发稿快捷,“以至政府的重要新闻已无一可漏”。
在新闻编译社运营期间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压迫,但其表现出的独立性令后人赞叹不已。
它与《京报》始终相伴,在其存在的时间内,肩负了时代的主题,见证了一代名记——邵飘萍的新闻活动及其先进的新闻思想。
2.3创办《京报》及多种副刊
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前门三眼井创办了《京报》,这也是他独立办报的开端。
在邵飘萍执笔撰写的《本报因何而出世乎》的发刊词中,申明了《京报》的办报宗旨:
一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代表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
二是“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
1921年在纪念《京报》创刊3周年的时候,邵飘萍进一步阐述了《京报》的宗旨,与初创时相比,《京报》增加了“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这些新内容。
期间,邵飘萍对报纸的版面进行了革新,对报纸内容进行了扩增。
《京报》从原来的对开4版1大张,扩版为对开4版两大张。
若遇重大事件,还另外发行号外、特刊等。
同时邵飘萍将《京报》设置为五大栏,改用5、6号字,并设有多种栏目,配以标题,突出重点,从整体上看版面整齐、一目了然。
在扩版后,《京报》的新闻报道的比重增加了,除二、三版专刊新闻外,其他版也刊登专门性新闻,如第五版的社会新闻等,既有特别记载,又有2专件、消息。
在当时,邵飘萍坚持以经营为本位,增加了广告所占的篇幅。
但在当时广告所占的比重依然很小,所以邵飘萍格外重视发行,以此来吸引、充实经济来源。
至1926年4月《京报》被迫短暂停刊时为止,已创办副刊23种之多。
《京报》副刊当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京报副刊》、《莽原》、《图画周刊》这三种。
其规模之大、门类之广,无不令人吃惊。
可以说,《京报》副刊是时代催生的产物,使《京报》声望大增,在中国新闻事业史和文化史中留下了重重一笔。
2.4新闻思想及新闻教育成就
邵飘萍“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新闻记者,也是一个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报刊政论作家、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
”[1]1918年,邵飘萍在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后才逐渐形成自己的新闻思想,1923年出版的《新闻学总论》、《实际应用新闻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也标志着他的新闻思想日臻成熟。
其新闻思想首先体现在倡导新闻自由。
在他看来,新闻机构作为“社会公器”和“国民舆论代表”,它肩负着教育、批评、督导政府的“天赋”权利,因此必须通过设立新闻立法来保证新闻自由。
其次是致力于新闻改革。
在内容上,邵飘萍认为,“报纸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坚持唯物主义新闻反映论。
在版面上,主要集中于改革《京报》的新闻版面。
最后是对新闻从业者的要求。
认为新闻记者应当具备好的品性,同时邵飘萍要求记者做到“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
[2]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之前,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及业余新闻教育事业是一片从未被开垦的领域。
邵飘萍清醒的意识到“欲救其弊,只非提倡新闻学不可”。
[6]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作为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揭开了我国新闻学研究与教育的序幕。
它以研究和教育为手段,以发展新闻事业为目的,着重进行了新闻基础理论与新闻采访写作、编辑以及新闻社组织经营的研究和教育。
其中邵飘萍的倡议之功功不可没,11月3日,邵飘萍第一次给新闻学研究会会员作了一场热情、诚挚的演讲,从此开始出任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每周日也会进行两小时的讲授,主要介绍各国的新闻机构组织,报纸出版程序,新闻采访的任务以及记者应有的素质、品格及准备。
3邵飘萍新闻采访艺术分析
3.1采访思想
3.1.1新闻要以真实性为第一原则
作为民国初年不可多得的“新闻全才”,邵飘萍在他14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新闻采编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新闻采访观。
张季鸾称赞他:
“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
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7]邵飘萍认为“报纸应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同时记者也应当要到第一线去“探究事实”,他多次强调“事实乃最易于证明是非”,主张用事实说话。
在他看来新闻应“以真实为骨干,以兴味为血肉”,每次采访都力求做到“亲临现场,细致观察”。
然而,民国初期中国新闻界普遍存在着向壁虚构、捕风捉影,甚至生造事实党同伐异。
邵飘萍说“我国今日尚在幼稚时代之新闻纸,却有‘新闻材料缺乏及所载消息不确’为两种极大祸根。
”[8]面对这种现状,邵飘萍找到一个重要的突破口,那就是倡导新闻记者在采访中深人实际,亲临采访第一线,据实报道,完整的纪录事件的原貌。
1917年是邵飘萍初到北京的第一年,同时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邵飘萍坚持以真实性为原则,在这一年采访活动最为突出,共写了2多万字的文章,每一篇几乎都是深人采访第一线获得的新闻。
3.1.2记者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
邵飘萍认为记者作为“无冕之王”,要正确的认识这种权利,摆正位置,不断加强自身修养,邵飘萍强调记者要以“品格为第一要素”,即“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糜鹿兴于左而志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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