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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对十月革命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从革命发生时一直延续到现在。
特别是苏联解体后,革命问题不再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真正成为历史学客观研究的对象,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如1917年十月革命是悲剧性的错误还是历史的自觉的选择?
十月革命是否不可避免,应不应该从二月走到十月,是否存在其他的方案?
俄国是否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
十月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但是,在争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学者们并没有很好地回复到历史的本原,有些历史事实或者是被忽略了,或者是被扭曲了。
一、十月革命是不是可以不发生
近年来经常会听到俄罗斯人说,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发生,俄国今天会发展得更好。
有一些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小撮人的密谋,是少数人的政变,学者们甚至会谈到从二月到十月是否有必要的问题。
笔者认为,历史是不存在假设的。
尽管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根源。
无论是在俄国史学界还是国际史学界,几乎都不存在对二月革命的质疑,俄国在20世纪初的经济、政治情况特别是卷入一战之后社会的危机状态,使得二月革命的发生被认定是条件成熟的产物,不管它是自发与否。
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使俄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
那么为什么从二月到十月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俄国资产阶级不能保有其胜利成果,俄国不能沿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发展下去,使政权从沙皇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呢?
以往的文章从布尔什维克纲领策略的成功方面分析这个问题的已经不少,本文仅从二月到十月期间临时政府及布尔什维克之外的其他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政策失误的角度来阐释这个问题。
二月革命胜利之初,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及其主席李沃夫的威信都很高,俄国内各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甚至人民群众都对其寄予厚望。
但是临时政府的施政纲领却只谈到了一般的政治民主改革,比如实行政治和宗教特赦,言论、出版、集会和罢工自由等。
不论是临时政府,还是保皇的十月党、标榜民主自由的立宪民主党,对人民最迫切关心的战争和土地问题都没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甚至还声称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正是时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米留可夫在照会盟国的《告公民书》上所加的注解引发了临时政府的第一次危机。
注解上说:
“临时政府与盟国同心同德,继续对这次战争的胜利结束充满信心。
”[1]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比之沙皇时代是个巨大进步,但是因为不能满足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迫切要求而失去了民心。
二月革命突然爆发,使资产阶级仓促掌权,一方面它还缺乏领导整个国家的成熟经验,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前线失败、经济崩溃的混乱局面,加之适逢刚刚打破沙皇封建君主专制,在空前的政治自由环境下,社会上各党派和阶层积极行动起来,为争取参加政权和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而展开公开的政治斗争。
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无法应付革命后混乱的局面,整个控制系统处于无组织状态。
而且,临时政府内部不和,意见分歧甚至互相敌视。
在二月到十月这段时间内,政府多次发生危机,频繁更迭,数易其主,包括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内共存在过五届政府。
这些都显示了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和国家的不成熟,损害了临时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人民对它的期望值。
同时也给布尔什维克反对临时政府,反对奉行同政府妥协的政策宣传制造了机会。
从二月到十月期间,活跃在俄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资产阶级政党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等。
在临时政府中占优势的立宪民主党是二月革命时期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到1917年5月,全党约有三万党员。
该党主张全部政权归临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在战争、土地、民族等问题上与临时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在政治上也随着临时政府而起落。
资产阶级政党中还有进步党、十月党等,力量都弱于立宪民主党。
当时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是社会革命党。
其平分土地的纲领吸引了大批农民和士兵,党员人数多达100万。
社会革命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分左、中、右三派,这使其力量相对削弱。
最初各派都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
5月其领袖参加政府后,中派和右派都要求全力支持政府,在战争与土地等问题上都与临时政府站在一起。
左派则反对党的领袖入阁,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土地问题上坚持土地社会化纲领,主张农民自己起来夺取地主土地。
社会革命党在社会上的影响较大,但也许是像该党一位领导人В.切尔诺夫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权力恐惧症”,他们并不积极为自己争取政权,而是喜欢在联合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
切尔诺夫讲道:
“先前的大多数革命都是激烈的夺权斗争的竞技场。
而我们俄国的革命有时却退化为争取放弃权力、争取将权力推在别人肩上的斗争。
”[2]作为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革命党也自愿把自己的命运绑在了临时政府的战车上。
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的力量也很强大,早在1912年就宣称有党员25万人。
孟什维克主张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主张由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农民擅自夺取地主土地。
孟什维克派在二月到十月期间有几次大的失误。
他们认为,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此政权理应由资产阶级掌握。
无产阶级在现时代还没有能力主持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按照我们的观点,争取政治自由应该是,而且只能是为在多少遥远的未来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必要条件之一。
”[3]因此,在二月革命胜利之初就掌握了苏维埃领导权的孟什维克领袖们如齐赫泽等,居然通过决议把政权转归临时政府。
用苏维埃执委会成员孟什维克派的Н.苏汉诺夫的话说,这意味着“把政权奉送给阶级敌人”,但他仍然提议这样做,“以保证民主派同这些敌人作斗争的完全自由”。
[4]这是孟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的第一个重大失误。
要知道,拥有政权,才拥有行动的主动权。
在临时政府的“四月危机”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多数并把持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们又一次有机会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但由于领导人的妥协政策,他们派代表参加了联合政府,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得以继续执政。
1917年8月底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被粉碎后,列宁建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成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但遭到拒绝。
不仅如此,苏维埃还通过决议,支持克伦斯基的新执政内阁。
政权和平过渡到苏维埃的机会再次失去。
当时社会上各主要资产阶级政党如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新生活党等还犯了一个共同的但却是致命的错误。
他们意识到了在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影响迅速增长,苏维埃和社会愈益“布尔什维克化”,存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可能,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过分轻视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能力。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10月25—27日在斯摩尔尼宫召开了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包括左派都对这次代表大会缺乏重视,没有像布尔什维克一样进行有效的组织工作。
结果,在出席会议的代表625人中在布尔什维克占39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179名,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21名,孟什维克联合派国际主义代表35名。
布尔什维克人数占了60%。
只占少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包括左派)又因会上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而退出了会议。
而左派社会革命党因坚持要组织包括全体社会主义政党的政府而没能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
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的新政府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组成。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决定了事件后来发展的整个进程。
虽然围绕着建立纯粹社会主义者政府的问题和联合政府的组成问题的争吵在继续,但在很大程度上,结局已然确定。
从布尔什维克党的角度来说,二月革命之初,它的力量还相对弱小,党员人数只有2.4万人。
但是布尔什维克党一方面以符合人民利益的纲领和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或者用某些史家的说法是其“政治现实主义”为其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善于利用临时政府及上述政治派别的失误,抓住历史赋予的契机,加强自己的宣传,壮大自己的力量。
布尔什维克党员人数从二月革命之初的2.4万人增长到4月的8万人、7月的24万人,到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控制了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全国多数大城市的苏维埃。
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是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前面我们引述过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等资产阶级党派对布尔什维克可能掌权的轻慢态度,我们从他们纷纷出来探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可能性问题本身,也能了解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达到了涉足政权的程度。
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其坚强的、杰出的领袖列宁的带动下,以其适时的策略赢得了人民,壮大了自己,赢得了政权。
这样的情况用“一小撮人的密谋”和“少数人的政变”来解释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到底什么是十月革命道路
什么是十月革命道路呢?
评价十月革命道路问题时,不少研究者喜欢把十月革命道路与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发展道路合二为一。
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界定十月革命的性质。
二月革命爆发之前,列宁远在瑞士,当时他对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的估计还相对遥远,正如其常被引用的一句话:
“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
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会有幸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
”[5]应该说,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俄国的国情来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还没有提到列宁的议事日程上。
但是出于职业革命家的敏锐的政治嗅觉,列宁意识到了二月革命的爆发给俄国无产阶级提供的历史契机。
他在写给国内同志的信中指出:
“二、三月革命不过是革命的第一阶段。
俄国目前正处在向革命的下一阶段……过渡的特殊的历史时刻。
”[6]列宁提出,在这次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善于通过最可靠的途径走向革命的下一阶段,应当在第二次革命中把国家政权从地主资本家政府手中夺过来交给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府,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人普遍参加的人民武装组织,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争取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
列宁指出,采取这些步骤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
不过这个时候列宁还没有明确意识到第二阶段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到来,正像他自己所说:
“我不能从我所在的这个该死的远方来判断这第二次革命究竟临近到什么程度。
”[7]
列宁回国后在《真理报》发表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也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8]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说的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那么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不是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列宁在1917年4月反驳加米涅夫对他的指责时说:
“这是不对的。
我不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直接提醒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在提纲的第8条中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9]列宁在这里又重提他在1905年写的文章《两种策略》中的一段话: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
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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