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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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备受各界关注。

修订工作历时一年，集中全党智慧、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历史经验、尊重前人智慧，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对于一个党员，纪律是高压线；对于一个政党，纪律是生命线。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8700多万共产党员制定了思想、行为准则。

尤其是《条例》，将党的纪律整合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这“六大纪律”，并把政治纪律排在首位，这体现了从严治党的规律，也抓住了管党治党的根本。

党建领域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修订后的两大党规，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党管党的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和纪律要求，通篇贯穿着“全面”与“从严”两个关键词，吹响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号角，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被媒体誉为“史上最严党纪”。

一、为什么要重新修订《准则》和《条例》

此次修订的《准则》和《条例》，最早均诞生于1997年，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

2004年，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10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正式发布。

1、出台时间久，有些新的腐败行为找不到处罚依据

现行的《处分条例》是在1997年“试行条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于2003年12月31日由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在反腐倡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反腐败斗争进入新阶段，《处分条例》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亟待关注。

由于出台时间已有十余年之久，近年出现的新的作风问题、腐败行为，在条例中甚至找不到处罚依据。

“比如对公车私用行为，条例中就有没有相应的具体处理规定，处罚时往往是套用‘挥霍公共资源’行为处理。

”

2、党内法规和国家法规存在嫁接不畅、水土不服等问题

原《处分条例》的体例基本参照《刑法》，而刑事规范和党内法规因在制度定位、制度目标、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处分条例》很多方面“嫁接不畅、水土不服”，内容大而全，庞杂繁琐，党纪特色不明显。

原《处分条例》10类违纪行为分类标准较为混乱，部分是按照党纪种类进行分类，如违反政治纪律、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分类，其余多数按照刑法中犯罪行为类型分类，如失职渎职行为、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这些行为分类下的违纪行为刑事色彩浓厚，与对党组织、党员的特殊身份纪律要求切合度不够，使用率不高，有些条文几乎闲置。

3、相关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

例如原《处分条例》第八章专门以一个章节11个条款规定了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界定了违纪构成并按照情节轻重提出了具体的罚则。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提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52项禁止行为，违反廉政准则的行为如何适用《处分条例》，又通过一个实施办法加以细化，三个规范性文件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效力层级不清，需要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另外，《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也都有相关纪律处分的内容，造成重复交叉。

二、《准则》和《条例》修订纪实

  作为面向全党8700多万党员的党内基础性法规，《准则》和《条例》的修订必须慎之又慎，每一处修改都离不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力求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特别提到，要“着手修订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

中央纪委常委会对修订这两项法规高度重视。

王岐山先后14次召开专题会议对修订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6次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对修订两项法规及相关工作进行研究。

在调研中把握方向，在修改中不断完善，2015年王岐山在3次调研活动中都提到了“修订条例”，三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各有侧重，主题针对性较强且层层递进。

3月28日，王岐山在河南林州主持召开座谈会。

突出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

指出必须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明确纪律的内涵，密切联系实际、求真务实，把纪律执行到位，真正使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

5月9日，王岐山在浙江嘉兴主持召开座谈会。

强调要纪法分开。

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靠党章党规党纪。

“党纪”与“国法”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同。

党纪严于国法。

7月9日，王岐山在陕西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

指出要加强党内监督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

他强调，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要坚持党纪严于国法，实现纪法分开，体现党的先锋队性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制度创新。

两项法规的修订是反复锤炼、不断升华的过程。

9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对两项法规修订稿征求意见。

对征求到的每一条意见和建议，修订工作小组都认真研究、反复论证，逐一推敲、字斟句酌，力求精益求精。

9月29日，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准则》和《条例》修订送审稿。

会议决定，根据审议情况对《准则》和《条例》修订稿作进一步修改后，按程序呈报党中央审议。

10月8日，中南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会其他同志对《准则》和《条例》修订送审稿提出了重要意见。

最终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准则》和《条例》分别有8条281字、11章133条17000余字，充分吸收了关注度高、针对性强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一系列实践和理论重大创新成果。

三、《准则》、《条例》新变化新看点

（一）、《准则》、《条例》新变化

变化一、《准则》覆盖所有中共党员，普通党员纳入管理不留死角

此前，“准则”的全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很明显，主要针对的是党员领导干部。

此次修订后，名称变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所针对的对象覆盖了全体党员，也就是说，普通党员也被纳入到了《准则》的覆盖范围。

将普通党员纳入廉洁从政准则，太有必要。

一直以来，总有些人以为我又不是大领导，只是8700多万党员中小小的一个，哪里会管到我?

这种侥幸心理和“小官巨腐”的产生不能说没有关系：

中纪委网站文章显示，今年1-8月，北京市纪委共查处“小官贪腐”290人,涉案金额共计3.23亿元。

“小官”身份与巨额贪污数字之间的强烈反差，为百姓痛恨。

另外，“准则”一词是指行为或道德所遵循的标准、原则，有一定的示范和标杆意义。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覆盖全体党员干部，也是向全党明确了是非荣辱，明确划定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有助于形成自觉自律、不想腐的氛围。

如果普通党员有一天当上领导，其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也将更加牢固。

变化二、纪法分开：

将原先十类纪律重新归纳为六类纪律，力求“纪律姓‘纪’”“纪法分开”

条例修订：

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修订删除了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

修订后，条例从原来的3编、15章、178条、24000余字缩减为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

例如，之前与刑法等重合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内容，不再单独规定于党纪中。

专家解读：

中央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现行党纪处分条例2003年12月颁布实施，但随着形势发展，已不能完全适应从严治党新需要。

最大问题是纪法不分，其中近一半内容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重复，实际上难以用到，也浪费了行政成本，甚至在极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以纪代法、越俎代庖的情况。

例如，2015年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某地一位区县领导因收受礼品被党纪处分，未进入司法程序，而该地某中学校长因收受家长礼品被处以更严的有期徒刑。

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不少违纪案例反映出党纪滞后于反腐败形势，一些党纪与国法重复，党纪抓小抓早的作用体现不突出，出现了“没查都是‘好同志’，一查就成‘阶下囚’”的现象。

此次修订落实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要求，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从小错抓起，不让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

专家表示，条例修订的精神已经在近期纪委执纪当中有所体现。

例如，中央纪委对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通报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提拔职务进行非组织活动，违规选拔任用干部，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等。

高波表示：

“通报中通篇都是鲜明的‘纪律语言’，是纪委执纪当中纪法分开的明显信号。

新修订的条例正是把这些实践成果固定下来。

”

变化三：

划定红线：

强调追责明确6类“负面清单”

条例修订：

强化“负面清单”作用，将原有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梳理整合、科学修订为六类：

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把党章关于纪律的要求具体化，并在分则各章中按照同类相近和从重到轻的原则进行排序。

专家解读：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介绍，例如滥发津贴等，以前虽有制度约束，但过于零散碎片化，现在制度更加规范，处分体系更完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过去，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严肃问责的条款，修改条例整合明晰了党员的“负面清单”，对党员干部禁止行为的事实范围进行了调整，内容细化，可操作，不仅告诫党员干部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罚依据，违纪行为不再有空可钻。

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谢春涛说，比如原条例第150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的提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

“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法，以前太具体反而容易有遗漏，让一些人钻了空子。

修改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

”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旧条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什么都管，但有些问题没管好。

例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以前难以把握，存在模糊地带，此次修订明确列出，可以“对号入座”，使违纪者不能再心存侥幸。

高波介绍，条例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确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反政治纪律条款，把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等列入违反组织纪律要求中。

“过去常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怎样算做到，一些人并不清楚，现在条例中对此明明白白说清楚了，不能再打擦边球。

”高波表示。

变化四：

十八大以来成果制度化：

方向精准体现从严治党常态化

条例修订：

将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等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常态化。

条例明确增加了一些违纪条款，如廉洁纪律方面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权职或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人员谋利等；在违反群众纪律方面新增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侵害群众民主权益等；在工作纪律方面增加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在违反生活纪律方面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专家解读：

多位专家指出，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始终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但也时有“反‘四风’只是一阵风”“反腐力度过大动摇执政基础”的杂音，群众在切实感受到反腐成效的同时，也担心反腐力度可能减弱。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表示，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党规和法治一起作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一些腐败问题，必须出台严厉举措，刹住歪风，但禁令并不是一阵风的运动，也需要在日常工作中长期发挥作用，更严约束党员的党内生活。

例如，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不少党员干部大吃大喝、出入高档会所、打高尔夫等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而大吃大喝在以前的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具体明确的表述。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对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等相关责任进行处分，一旦违反将依条例严格查处，这对党员的约束力明显增强。

庄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