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与文澜阁陈训慈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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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阁书虽移藏于其西之浙江图书馆,而异地来杭观光者,犹莫不一访书楼,以赏鉴阁书上“古稀天子之宝”之旧印,而缅想清高宗颁书泽被之广,与后此遭劫兴复之往事焉。
近人有谓晚清江浙文教之得免于陵替,文澜阁实与有功:
盖旧日书院府县学旧书,大抵稀得公览,而阁书则听学者诣览传写,故不仅学者著书,颇有凭藉阁本以成其学者(如胡培翚著《仪礼正义》,陈奂著《毛诗传疏》,皆曾寓西湖查阁书),即刻家之辑刊故籍,亦多倚为底本或校勘之资(如守山阁丛书,最近海上刊书亦时有就抄校者)。
其影响之远,殆难尽言。
观于最近来浙馆求浏览阁本四库全书者,犹终岁不绝,且有远省学者,赁居孤山,日来研摩,经年不辍者;
是可见其沾溉之广,无间今昔。
自咸丰以后,文源本既毁于西人,镇扬之宗汇二阁又尽失于太平之役。
今则文溯既已陷于伪满,于是四库原有七阁在今日我国权之下者,已成鼎足惟三之势。
文澜阁本为商务影印四库珍本之所据,虽有运存首都之说,至今未能公开。
而文津阁本藏北平图书馆,又远在北方。
于是自齐鲁以南,四库全帙之可以公诸士林者,仅此文澜阁本一部而已。
是则谓文澜阁书之所以陶育辅成中国学术之研讨者,几于泽被全国而未有穷,亦未为过言矣。
民国二十一年春,余来承乏浙江图书馆,其时阁书归馆藏已二十年,常登临摩挲,感念前贤之劳绩不置。
因溯阁书之历劫复完,实多钱塘丁松生先生之力,而是年适为公百龄诞辰纪念,爰以九月举为丁氏文物展览会,编行纪念专集。
复以阁书犹有缺卷,当向北平图书馆文津阁本抄补《三吴水考》所缺二卷;
而阁书原本乱后散在人间者,亦有陆续访求收回者。
每遇馆中文物展览,又辄为标类陈列,近复就馆中辟为“四库文献陈列室”。
至重编阁志阁目之事,虽未竣事,而馆友张君已有阁史之作,余亦先有《丁氏兴复文澜阁书纪》一文,且有浅说以诒阅者,皆可考览,会越风杂志社编者有“西湖特刊”之辑,以文澜系湖上书林重要之掌故,一再属撰关于文澜之往事。
辞不获已,爰抒写大凡,惟世之关心文教者,知之夙详,区区斯纪,殆无足为益耳。
二、人文渊薮建阁颁书
浙垣之公家藏书,渊源甚夙,而自宋南渡以后为称著。
其时临安为行都所在,纪家桥东之“国学”聚书甚富。
及胡元入主,即太学旧基建西湖书院,院中既搜藏图籍,其书目今犹有碑记可考;
更复刻经史巨编,至今藏家犹珍院本。
清初崇饰文治,杭府学尊经阁及敷文书院等皆有藏书,惟不供众览。
清高宗好大喜功,既勤远征,渐耽宴游,南巡之际,始建行宫于孤山之圣因寺。
(乾隆六度南巡,始于十六年三月抵杭州,以后每南巡必至,极游赏之娱,今所留遗迹题咏犹多。
)每感湖山幽美,人文俊秀,贮书翼教之动机,殆已萌于此时焉。
关于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之动机与经过,各家论述至多,兹限于篇幅,不复多赘。
盖乾隆内治外征,事多效颦乃祖康熙,而更思超轶前代。
中国一大类书之《古今图书集成》既成于康熙(至雍正三年印成),于是帝乃思于纂印群书之外,更网罗古今载籍,编成一大丛书,以示崇饰文治之极轨。
又以满人自入主中原,虽威胁利诱,犹未戢汉人之反感,则思因编纂之征书为一度总检举,期以禁毁违碍诸书,且藉此以羁縻才智于校勘考证之中,消磨其种族黍离之念。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下诏开四库全书馆,任纪昀、孙士毅、陆锡熊为总裁,而襄其事者复多罗致一时绩学之士(如朱筠、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王念孙等)。
阅十二年,始陆续写成四全部,每部都三万六千册,分贮于禁中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沈阳之文溯阁,热河行宫之文津阁(通称内廷四阁)。
浙省之决定分藏四库书,系乾隆四十七年事,而颁藏则始自五十二年,约至嘉庆初年始竣。
初上谕谓“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现特发内帑银两,再行缮写三份,分贮扬州之文汇阁,镇江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内,今拟改建文澜一阁,以昭美备。
”并指定寺后之玉兰堂为地址,而受命督建之陈辉祖,以地势潮湿,改请筑于堂东藏书堂后。
此时藏书堂本已领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其后即为阁藏之一部。
计外建垂花门,门内为大厅,后为大池,池中架石树仙人峰,东为御碑亭,西为游廓,就中建阁五间,凡三层。
此为文澜阁初建时之情形。
今阁宇虽系重建,但阁式与四周亭榭,皆依然犹昔也。
文澜阁既藏四库全书,自需员司管理及治事之费,大抵由浙省盐税支给,其后间取之厘捐,惟清代此阁管理之权,始终操之盐政(即两浙盐运使司之简称)。
当嘉、道、咸三朝,阁之管理经制情形,以文献散佚,莫能备稽。
惟知最早掌阁事者为陆费丹叔先生(墀),以勤职称;
道光间有周竹所任司事,以故去职,另设训导一人管锁钥,程次白(黼)任之,别有晒书一员;
咸丰间即太平军之乱以前,与典守之事者有仇豪士养正、陈琴齐其泰、陆匊珊光祺诸君。
匊珊先生杭人,工书画,其后书劫之余,丁氏拾残集书,曾为绘书库抱残第一图者也。
(《文澜阁志》上摹印乱后阁本排架图,亦陆氏绘。
原图今存丁氏。
)
三、庚辛之难阁圮书毁
昔牛弘叹藏书之五厄,固以私家为尤甚;
而兵火之劫,则公家藏书亦每难幸免。
道、咸、同之间太平天国之乱,历时十四年,蔓延十六省,破城六百余,虽一二领袖,怀抱去暴兴汉之远志,而军行所至,纪律不讲,至咸丰末驰突江浙,焚掠至惨。
镇之文宗,扬之文汇,并以咸丰二三年间太平之乱而尽付劫灰(参见莫友芝上曾文正书),而文澜阁书亦同遭此难。
吾人皆知太平军之陷杭州,第一次在咸丰十年庚申二月,第二次则在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一月,故浙人通称庚辛之祸。
庚申之役,太平军李秀成军以二月廿七日陷杭州,以清军援师踵至,盘踞六日即去。
当时湖上已入其手,阁书自已受侵害,惟为时既短,初无大损。
迨太平军失利于上游,李秀成再竭精锐以图浙,故辛酉九月围城,十一月廿八日杭垣再陷,其时李军胁从既杂,焚杀遂烈。
自是省垣陷于太平军者,凡三年又三阅月,而文澜阁地处城外交通冲要,尤易被兵。
不惟太平徒党据为营舍,奸民宵小且乘间潜入,珍籍先散,阁宇旋圮,其事虽不可详考,而书之散佚则自初陷时即已可见。
当时留下市上小贩,食物买卖,多裂四库书纸裹包者(见《丁松生年谱》),可见乱民因贪小利攘取而散之民间,其无知识而重惜字者,收散叶焚化之者,亦往往有之。
其不胫而走,辗转归于有识之藏家或巧黠之书贾者,亦难数计。
如震泽生员徐葵之乱后在沪上收集库书至五百四十九本,从此可想知散失之多。
于是而有人焉,恫文物之失堕,动保存之善念,冒险奔走,拾残搜阙,卒为后来兴复之基者,厥为钱塘丁松生先生。
四、丁公拾残谭抚建阁
钱塘丁氏八千卷楼之藏书,声闻宇内,今后人虽不克长保,但南京国学图书馆之珍藏,及比年先后印传于世者,犹多八千卷楼之精本。
至于丁氏竹舟先生(申)、松生先生(丙)之高风懿行,杭人士口碑传诵,至今不衰,学人谈武林掌故者亦多推重。
余尝寻绎旧闻,撰次《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一文,述为六事,兹不复述。
(见浙江图书馆月刊一卷七十八期)俞曲园先生之传先生,以为其一生事业,可纳为“存文献”、“筹教养”二大端,而保存文献之事甚多(如修建古迹、辑刊遗著),要以兴复文澜之功为大,袁爽秋先生(昶)所谓“以修复阁书蕴括众行之尤大者,其贤不可及也”。
盖当兵火乱离之中,人皆以救死扶伤为急,而二丁先生独伤阁书之沦佚,引收拾残编为己任。
初则流迁甬绍间,至留下与兄相合,获阁书数十册;
自是每夕往返数十里,摭拾残书,运至西溪,遂出乌戍,几为太平羽党所害。
悉运至沪,后复溯江赴如皋泰州,在冷摊亦有所获,更托书贾周京以惜字为名,由杭州收购残书八百束回沪。
至同治三年二月,清军复杭州,两公综其先后收拾之阁书,益以震泽徐葵之所收者,爬梳整理,得八千余册。
当时大乱初定,不遑修复故阁,乃建议当道,悉呈缴其所得藏诸府学尊经阁,当局采其议,遂以六月移藏。
当时竹舟先生任阁董(与同任事者为林桂山、吴颂音、徐印香三公),然两丁公以阁书残损犹甚,蓄意出资购求,同治五年以后之六年间,又继续收缴三百余册,连前共得九千又六十册(内《图书集成》六百七十三册),录目呈报,规定经费,请报部备案。
同治末年,又以阁董三人已去职,仅遗竹舟,乃举贤自代。
于是浙抚别委丁祭局董事陆点青(檀)等四人任阁董,而松生先生与焉(光绪元年)。
先生既居其名,益不懈初志,进而襄赞当道修复故阁之役,后且复谋抄补阙简焉。
太平乱后,左文襄(宗棠)巡抚浙江,安辑流亡,松生先生献助孔多。
即如崇文书院、诂经精舍、敷文书院文教之业,左公亦命松生先生监造修复,但未遑修建文澜(据阁志,曾估修,惮工巨而辍)。
光绪五年冬,茶陵谭文勤公(钟麟)来任浙江巡抚,谭公曾守杭州,心许松生先生之热心文教,至是遂决拨公帑,以兴复文澜旧阁,而属松生先生与应宝时先生主其事。
修阁字之经费,当时预估值一万二千九百元,其后连刻碑等杂费共一万八千元,由厘捐局就丝捐支给。
丁先生与邹寅先生实董其役,始事于光绪六年十月,工竣于七年九月,于是劫后故阁,焕然一新,园亭之胜,过于其旧。
张子祥(熊)为绘文澜补书图,谭公欣然跋其后,称其有志竟成。
翌月,遂将旧藏尊经阁之四库全书移藏原阁;
“担负络绎,赁湖舫以达孤屿”
(引张大昌《丁先生寿言》),谭公乃报其事于朝,并请颁给文澜阁匾额,以松生先生归美其兄,遂以奏请,故竹舟先生蒙四品之殊奖。
盖自遭辛酉之难,至此适二十年,虽书未全复,而阁与书得以复合而恢旧观矣。
此固微谭抚之辅翼文教不及此,而松生先生之冒险拾残、急公好义为尤足多也。
自七年书阁修复以后,受命为阁董事者,先后有沈兰舫(粲)、王同伯(同)、孙和叔(树礼)、孙康侯(峻)、张砚孙(荫椿)诸先生(康侯、砚孙二公任事至宣统三年五月)。
沈王张三公先殁,康侯先生老健,比年余尝数往谒,不幸于廿五年一月一日作古。
和叔先生年事更高,
卜居海上,余方探知寓址,将往谒而叩以文澜与省垣掌故,乃亦于客夏逝世,老成凋谢,于是阁史之口碑传述,亦渺不易求矣。
文澜阁四库全书,初颁时都三五九九O册,而当阁修成原书迁回时,实为八三八九册(《图书集成》在外),持较原帙,实仅四分之一。
丁松生先生既拾残于先,更矢愿从事钞补阙简,以期复全璧。
乃设局东城讲舍,悉出其家中珍藏之副本,更复百计罗致藏家之底本,持谠议于群疑之中,躬致力于抄校之役,藉谭抚之信任终始,得以排阻难而成功。
自光绪八年至二十三年,得以抄补或配抄残帙二万三千余册,合乱后所收残本都得三万四千余册,实支抄费五万一千六百缗。
虽篑覆之盖,犹待方来,而兴复之功,大体己告厥成焉。
于此有须一述者,即四库全书以外之阁本,其乱后之收购颁赠,复多谭文勤之力;
而整理续藏,松生先生之功亦不为小。
初文勤自鲍氏知不足斋购得《图书集成》全部(松生先生亦曾为补残帙),阁成即以归阁;
而《剿平粤匪方略》,亦以文勤奏请颁浙庋阁。
其后文勤升任闽浙总督,心不忘浙,又将闽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寄浙赠阁。
至阁藏《全唐文》一书,原亦嘉庆间之续藏,乱后散佚,则由松生先生将八千卷楼自藏一部相赠。
此亦吾人今日抚摩阁藏,所应饮水思源而不能忘者。
阁书抄补之役,书多工巨,终松生先生之生而未竟功。
惟当时抄书费之一事,颇可资吾人之谈助者,据补抄阁书章程第十四条云:
“抄资每千字钱四十文,校资每千字钱十文。
”今南北大图书馆传抄计酬,多定每千字三角左右,书估亦多给一角者。
以今比昔,相去至远,此固由于生活价之低,然书生生活之艰,亦从可见矣。
五、辛勤抄补光复旧物
丁氏之抄补四库阙简,略如上述,计先后购回残帙及抄补所得,已得三四七六九本之多,其翼教嗜义,功诚不朽。
然当时因写官学力不一,出自众手,间有重抄成分册不同者,故不论所阙待补者犹千余册,即补完缺卷编目整理,亦多有待。
松生先生既殁(光绪二十五年),久未有人赓其未竟之绪者。
及民国以后,赖省人士之协赀献力,先后数举,辛劬备至,使今之文澜阁四库书,得复其全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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