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商业发展与消费习俗变迁.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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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风尚习俗也在不断发生显著的变化，其中消费习俗的演变十分突出，并且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社会风俗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许多方面的内外因素中探寻原因，而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以及近代商业文化的影响，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

本文主要探讨在近代经济发展影响之下消费习俗与消费观念的发展演变，借以了解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风尚的嬗变轨迹。

【关键词】商业发展/消费方式/消费观念【正文】　　一、商业发展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消费方式往往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换言之，消费方式的变化，也是经济与时代发展变迁的具体表现之一。

美国学者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甚至将消费模式作为划分时代的一个基本标记。

在不同的社会与时代中，消费方式的变化又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

例如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与过去相比较，即表现出涉及面广、变化大、影响深的显著特点，称得上是消费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一场革命。

　　在近代之所以出现消费方式的重大变革，无疑是缘于新型经济也即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推动，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进而直接导致了消费革命的出现。

　　鸦片战争之后，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即逐渐对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产生了某些影响。

例如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

社会风气中已开始出现某种崇洋的倾向。

“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

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注：

陈作霖：

《炳烛里谈》，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第300页。

）。

不过，最初的这种变化主要还只是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尚不普遍。

到19世纪末，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已增至70余个，清朝政府自开的口岸也有20多个。

于是，洋货在中国的倾销更加畅通无阻，已深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在某些乡村也不难见到洋货。

例如在直隶的玉田，人们消费的洋货已“不可胜数”，“饮食日用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注：

姚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页。

）；即使是在云南昭通偏避之区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刺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

姚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1107页。

），因而能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

　　除进口洋货日益增加之外，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各国又通过逼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设厂权，从而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地生产和销售各种商品。

在此之前，洋商虽已在中国的某些通商口岸建厂，但为数较少，也未取得合法权利；甲午战争后则不仅获取条约的认可，而且建厂数量急剧增加。

于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各种洋货更加充斥市场。

由于其价格较诸进口洋货更低，所以也更易深入中国普通民众的家庭，以至于“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赀财，何可悉数”（注：

彭泽益编：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239页。

）。

洋货的日趋普及，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革。

[!

--empirenews.page--]　　不仅如此，洋商还将西方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也直接引入到中国。

包括在租界建西式洋楼和西式马路，参与赛马、赛船、网球、足球、业余剧社、公园或室内的音乐会等。

同时，洋商还在中国创设许多与新生活与新消费方式直接相关的公用事业。

例如在上海租界，1862年即出现了第一条西式马路——静安寺路；1865年首次安装了煤气路灯，并建立了第一条陆路电报线；1874年法国商人米拉从日本引进第一批人力车；1882年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始设置路灯；次年又架设自来水管首次放水；1908年有轨电车通车，1914年无轨电车也开通。

所有这些，最初虽主要是服务于租界的外国侨民，但也无不影响到中国人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改变。

不久之后，在上海南市的华界也相继出现了电灯、电话、汽车、自来水，并仿照租界改建和新建了多条马路。

如徐家汇一带“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

……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并获得发展，更进一步导致普通民众消费方式的变革。

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以及相应的消费方式都不得不发生变化。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之后，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城当学徒和做工，连妇女也进入纱厂或丝厂谋生。

这样，传统的消费方式自然随之改革。

过去的家庭多是以土布自制衣服鞋帽，现在则以做工的收入购买包括衣服鞋帽在内的各种新式消费品。

即使是在农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因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开始从事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手中拥有了一定的货币，从而得以购买一定数量的新式消费品。

清末民初的湖北蒲圻县即有不少农户种植茶叶和麻，“民国元、二年来，茶价与麻价互涨，财力既裕，居民遂奢僭无等”，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仿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

宋延斋：

《蒲圻乡土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

　　奢侈的高消费过去仅仅是限于官僚、地主之家，因此官僚云集的京城往往也是消费之都。

到近代，其情形则发生了某些变化，消费之都开始向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转移。

不仅如此，工商业越是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改变也越明显和越迅速，这一特点更进一步表明消费方式的变革与工商业的发展紧密相关。

例如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变革在上海即显得十分突出。

　　开埠之后的上海，进出口贸易发展之迅速和商业繁荣之程度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也是富商大贾能够纵情享乐而流连忘返的好处所。

相比较而言，上海可以说是最早模仿和接受西方生活方式而出现近代消费革命的大都市。

即使是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杭州，与生活方式令人眼花缭乱的上海相比，也多有不及之处。

19世纪70年代初的《申报》即曾发表过这样的文字：

“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惟洋泾浜一区几于无微不至，无美不臻。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从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各方面的迅速变化看，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堪称翘楚。

在晚清，西方的许多娱乐消费方式已传入上海，使得“蕞尔一弹丸地”的上海，能够“举中国20余省，外洋20余国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来，人多于蚁。

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有车马以代步行，有戏园茗肆以资遣兴，下而烟馆也、书场也、弹子房也、照相店也，无一不引人入胜”（注：

《申报》1890年12月1日。

）。

文人墨客描述近代上海商业之繁华和娱乐之丰盛的各种词句更是数不胜数，诸如“海天富艳，景物饶人”，“孤冢荒郊，尽变繁华之地；层楼高阁，大开歌舞之场”；“华屋连苑，离厦入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等等，这些都表明洋洋大观的上海是一个使人乐不思归的好地方。

中国古代的商人大多崇尚节俭，所获利润主要用于购买田地，但及至近代其消费观念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上海各种娱乐场所奢侈消费大摆排场的各色人等中，即不乏发财致富的商人。

一些大商人的交易谈判，也改在娱乐场所[!

--empirenews.page--][1][2][3][4][5]下一页进行。

可见，上海的现代生活对商人也有相当的吸引力。

同时，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又给商人提供了更多的赚钱机会。

　　有些研究上海历史的学者认为，畸形发展的近代上海，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色情消费之都或许并不过分。

这也是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过程中色情消费泛滥的表现。

当时的上海滩上，可谓妓院林立，名花如云，人称“十里洋场，粉黛三千”，“妓馆之多甲天下”。

据20世纪20年代上海知县估计，上海妓院“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注：

上海通社编：

《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第554页。

）。

上海妓女的人数也多得惊人，根据本世纪初上海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报告，租界华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达12.5%。

在近代上海，狎妓冶游已公开化，其方式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乘车兜风、听书、吊膀子白相等，种类之多颇有使人应接不暇之感，这种现象在其他许多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

有人曾痛心疾首地指出：

“无论男女，一入上海皆不知廉耻”，“上海男女淫糜无耻，为中外所羞言”。

但更多的上海人，特别是上流社会并不以此为耻。

当时在上海流传的所谓“七耻”中，有一耻是“耻狎幺二”。

之所以“耻狎幺二”，乃是因为“幺二”系地位很低的次等妓女。

而能够与那些地位较高的“长三”妓女厮混，则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大张旗鼓地开展选花榜的活动，也反映了上海风流场的兴盛。

选花榜即是在妓女中选美，1882年已在上海开始举行。

许多报刊为此大肆宣传，不少文人与嫖客各自为其钟情的妓女捧场，有时相互之间因笔墨官司闹得不可开交。

妓女一旦榜上有名，立刻身价百倍，其大幅玉照登于各家报纸，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与狎妓冶游成风的社会习俗相适应，上海的色情业也较诸其他城市更为发达兴盛，商人非但自身可以躬逢于花天酒地之间，而且还能通过发达的色情业赢利增财，遂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从这方面看，近代的上海似乎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黑色大染缸，消费方式的变革也存在着不良倾向。

小说《文明小史》第14回所写的一件事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上海这方面的憎恨：

一位青年执意想去上海读书开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强烈反对，并说“少年弟子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帐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

……有我一日，断乎不能由你们去胡闹的。

”（注：

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

）确实，近代的上海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眼中似乎是一个花花世界，在这个花花世界中人人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音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几天之后可以变为仪态大方的太太。

”（注：

陈旭麓：

《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

）[!

--empirenews.page--]　　总之，近代的上海是一个神奇的经济中心和消费魔都。

这种神奇不仅体现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一个以往不甚起眼的小县城一跃成为远东巨埠的大上海，同时，它又是一个无奇不有、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既使人惊讶赞叹，又受人指责攻击。

尽管如此，上海仍以其强大的神奇魔力，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西方各国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趋向：

　　一是趋新赶时髦。

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消费方式变化中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显然是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

例如在商业发达的上海，各业商人无不以种种标新立异和赶时髦的方式，千方百计引导人们加入消费新潮流，以便从中获取厚利。

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推崇各种时髦之举。

19世纪末的《申报》曾发表文章对这种盲目趋新赶时髦的风气予以批评：

“此邦之人钮于时尚，惟时之从，一若非时不可以为人，非极时不足以胜人。

于是妓女则曰时髦，梨园竞尚时调，闺阁均效时装，甚至握管文人亦各改头易面，口谈时务以欺世子。

”（注：

《申报》1897年7月14日。

）受其影响，追赶时髦的消费方式与习俗也日益突出。

近代上海的风气即时时变更，以至“三数年间，往往有如隔代”。

特别是“有客籍之人旅游过此者，谓之较之两三年前街市有不同焉，以沪上求时新，其风气较别处为早，其交易较别处为便。

而不知在土著之人观之，则凡诸不同者，不待两三年也，有一岁而已变者焉，有数月而即变者焉”（注：

《申报》1897年7月14日。

）。

类似的现象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