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精神分析──从《药》到《许三观卖血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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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精神分析──从《药》到《许三观卖血记》
作为祭品的血
鲁迅在小说《药》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毂觫的故事:
在本世纪初的江南某地,一位病者的家属从刽子手那里谋得一死刑犯的鲜血,制成“人血馒头”,用以治疗其患病的儿子。
在小说中有一段关于“人血馒头”的描写:
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这一段描写甚为简略,但是,“血”作为一个意象,仍然相当触目地凸现在读者的眼前。
其实,在更早一些时候写成的《狂人日记》中,已有对血的意念的暗示:
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用“吃人”来比喻旧礼教在扼杀人性方面的残酷性。
在这一点上,《药》与《狂人日记》是一脉相承的。
血,通常被视作人的生命之菁华和本原。
“吃人血馒头”即是以提喻的手法,更加含蓄而且更加深刻地表达了“吃人”这一基本主题。
《药》使血的意念得以确立,并赋予它以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流血,在中国历史的变迁中,也的确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
然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血的意念的最初形态是以“人血馒头”这一奇特的形式出现的。
一份普通的食品,蘸上些许(牺牲的)血,立即变成了一份药品;一次普通的摄食行为如是奇妙地转变成为一次性命攸关的医疗活动。
这一奇妙的转变,包含着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秘密。
鲁迅本人对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仇恨是众所周知的。
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指责过中医在理论上的荒谬和在实践上的危害。
的确,如果站在现代医学科学的立场上看,传统中医理论中夹杂了许多不可理喻的内容。
医术有时近乎巫术。
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中国传统文化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同源性。
特别是在人体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更具萨满教色彩。
从“吃人血馒头”作为医疗手段这一点来看,似乎是原始宗教中的“血祭”仪式的残余。
事实上,原始祭祀活动也经常含有医疗的动机。
在原始祭祀活动中,人们相信,通过杀死并吃掉“活祭品”,可以攫取牺牲者身上的某种生命因子(比如“魄力”之类),从而使病者康复、体弱者强壮、怯懦者勇敢。
很显然,《药》中的治疗故事也是一次带有萨满教色彩的“医疗—祭祀”活动。
其中,血的本质乃是祭品。
从较为浅表的层面来看,《药》中的故事是对传统医药文化的否定性的讽喻。
可是,在更为深刻的意义层面上,鲁迅则又重新启用了“医疗—祭祀”的巫术功能。
在鲁迅看来,在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中,革命者不得不成为牺牲品,不得不用自己的血作为一剂良药,来疗治国民精神的麻木症。
正如他的诗句中所表示的──“我以我血荐轩辕”。
与鲁迅本人特殊的二重身份(医生兼启蒙思想家)相一致,医疗活动与启蒙活动在他那里总是存在着一种隐喻关系。
启蒙总是类似于一项医疗活动,如同一次服药,一次注射或一场手术。
并且,在其他启蒙思想家那里,情况也大致相同。
在这里,鲁迅(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之中:
在关于肉体的医学层面上被否定的“医疗—祭祀”活动,却在关于精神的启蒙层面上获得了肯定,并被袭用。
启蒙就像是一个神话,牺牲者的自觉献祭是其必不可少的仪式。
通过血的巫术功能和神圣化倾向,启蒙精神在其所摧毁的神话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了关于其自身的神话。
然而,鲁迅的复杂性在于,他的启蒙意识本身亦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他赋予牺牲的主题以悲剧性的力量,使之达到神话的高度;另一方面,他又对启蒙的实际效能在一定程度上持怀疑态度。
比如,在《药》中,他安排病者(华小栓)以一个死亡的结局,多少已暗含了对疗救神话的不信任。
而在《野草》中,这种不信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甚至达到了绝望的程度。
《野草·复仇》一篇首先设想了一种类似于“血祭”的情形:
以利刃击穿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并描写了这仪式化的行为所含具的宗教迷狂般的体验。
接着,又安排了一对“祭品”的出场: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将要拥抱,将要杀戮……这一场景类似于上古时代关于生育神或谷物神的祭祀仪式的一部分。
但是,这一仪式在《复仇》中并没有最终完成。
“他们俩”既不拥抱,也不杀戮,只是枯立着,仿佛要永远这样下去。
结果是“祭品”以及仪式的观赏者一同沦于生命的干枯。
而“他们俩”尚且──以死人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牺牲品的拒绝姿态使祭祀仪式陷于中断,血的动机走向了神话的逻辑之反面。
另一方面,因为是“无血的大戮”,仪式的意义核心也就被抽空。
这样,一场模拟的祭祀仪式从形态到意义都归于空虚。
这也正是“复仇”主题的基础。
“祭祀”(或“疗救”)的庆典,变成了“复仇”的荒诞剧。
不过,《野草》毕竟是鲁迅处于思想的非常状态的作品,其特定的“反神话”气息不仅于当时的文学精神格格不入,也与他本人在《呐喊》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倾向相去甚远。
如前文所述的《药》,则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结构形态上,都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
不仅如此,从文体学角度看,它同时亦保持着神话所特有的庄重而又神秘的特征。
在叙事上,《药》采用了一种二重的结构。
其显性线索为医疗故事,其隐性线索为牺牲故事。
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过医疗故事呈示出来的、关于牺牲的“寓言”。
寓言性的结构保存了神话式的神秘性。
牺牲作为一种仪式是被暗示出来的,其具体的过程包括牺牲品、祭司(或刽子手)、祭坛等,基本上被处理到隐匿状态中。
更为奇特的是,在故事的结尾处,鲁迅在牺牲者的坟墓上安排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花环。
这一情节有些突兀,与整部作品的风格不一致,但它却帮助了仪式的完成。
这样,一个祭祀仪式就显得更加完整、彻底。
神话学的完整性要求比美学的协调性要求更强大。
从另一方面看,对仪式过程的隐性处理,避免了仪式本身的残酷性的一面。
这也正是神话仪式的必要条件之一。
祭祀,尤其是“血祭”,如果不具有起码的神秘性,而是一种过分公开的活动的话,那么,它与杀戮也就没什么两样。
如果直接观察祭坛,也就会发现,它几乎就是一个屠宰场。
鲁迅之后,“血”仍在文学中频频出现,或作为意念,或作为主题。
不过很少被当成药物。
比如,在殷夫的《血字》中,血就奇怪地转化为墨水,用以记载暴力和仇恨。
特别是在革命文学中,血不再需要通过“医疗—祭祀”的寓言性的转换来与启蒙发生联系,而是直接成为神话仪式中的象征物。
血的某一类特性,比如其颜色和温度,被特别地抽取出来,并得到了强化,而成为一种象征:
革命所必须的热情和力量的象征。
它更接近于神话对于血的想象。
血在神话祭祀仪式中的直接的象征功能,抹去了“血祭”过程本身的残酷性,而成为对热情和力量的单纯的暗示和刺激。
当血的意念与国家祭祀仪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它的象征性的力量便立刻魔术般的转化为现实。
如果说,在殷夫那里,血腥的书写尚为一隐喻的话,那么,在红卫兵那里,它则转化为现实。
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小将们曾经真实地、而非象征性地用牺牲者的血在墙壁上大书“红色恐怖万岁!
”现实追上了隐喻,实现了隐喻,实现了诗。
而诗,反倒显得像是一件多余的、甚至有些可笑的东西。
作为物品的血
正因为现实超越了隐喻,被超越了的隐喻的神秘性亦不复存在。
当祭祀仪式已然成为日常生活,它也就不再是神话了。
要么,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对于血这一事物,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而且,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看,这种神秘的、被认为是隐含着生命之奥秘的体液,无非是含有某些特殊的生化成分(血红蛋白、铁质、卟啉、一定比例的O2和CO2,等等)的、红色的液体。
神话一旦涉及其物质的基础,也就濒于瓦解了。
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作品中,血的意念闪烁可见。
比如,在莫言的《红高粱》中,鲜艳的红色总能引起关于血的联想。
在莫言笔下,血的意念依然残存着神话学的痕迹。
《红高粱》的最初动机和基本意象仍然指向某种神话性。
该作品的“题记”即是一段祭文,其内容与祖先崇拜观念有关。
“红高粱”这一核心意象也始终在不断地暗示着对先辈热血的记忆,并通过一种象征性的功能转换,成为种族的“图腾”。
但是,作品中的另一些描写却使主题的发展悄悄地偏离了原来的方向──流出的鲜血灌溉了大片高粱地,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了稀泥,使他们拔脚迟缓。
腥甜的气味令人窒息……
血在这里首先是一种粘稠的液体,它的粘稠性造成了对行走的阻碍。
当然,它同时也阻碍了自身的神圣化进程,其粘稠的物理特性提醒人们:
血不过是一种物质。
此外,血的另一类物理特性──“腥甜的气味”则更加直接地作用于人的感官,并造成感受者生理上的不适。
这一点,在如下一段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手粘腻发烫的液体。
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
这种令人遗憾的物理特性,暴露了事物的“物性”本质,它引导事物走向了神圣化的反面。
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人的感官生命背叛了意志,生理背叛了伦理。
事物的物质性的一面一旦被呈现出来,关于事物的神话也就立即陷入了荒诞和尴尬的境地。
要么,神话的实质本就是荒诞,是一幻象和空虚。
在另一处,莫言甚至还有一段十分接近于祭祀仪式的描写──罗汉大爷被活剥皮。
尽管这是残酷的杀戮,而非真正的祭祀,但它却具有祭祀所必备的一些基本因素:
祭品、祭坛、刽子手、观众,以及必要的程序。
也许可以说,祭祀与杀戮从根本上乃是相通的,只不过前者通过一系列带神秘色彩的仪式,使后者成为一个神话。
而在莫言那里,神秘性的幕布被无情地揭开,一切都被搬上了前台,祭祀神话的残酷本质便暴露无遗。
比起莫言来,余华似乎更“嗜血”。
在余华的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那位少年主人公初次出门就尝到了血的滋味。
它与“遍体鳞伤”的汽车里漏出来的汽油的味道相仿佛。
汽油的味道与淤泥的味道是大不相同的。
淤泥固然是一种无生命的物质,但它毕竟还属于土地的一部分。
有机生命的血肉终究也会化为淤泥。
另外,淤泥还可以通过对生物的滋养而与生命发生间接的联系,甚至,其中常常就孳生着微生物。
故而,像莫言那样在血污中嗅到淤泥的味道,这多少还有些人情味。
而汽油则完全属于反生命的物质。
既然从人体中流出来的血液如同从汽车中漏出来的汽油,这也就意味着人本身亦类似于一种无生命的机械装置。
血的意念在莫言笔下显然具有反神圣化倾向,但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与生命的关联,或者就是生命激情的象征。
而在余华那里,血以及人的身体则完全非人性化了。
《现实一种》讲述了一个残忍血腥的故事。
血的动机贯穿始终,并动摇了人性的基础。
小说中有一段写到山峰的妻子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儿子时的情形:
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她似乎看到了儿子头部有一摊血迹。
血迹在阳光下显得不太真实,于是那躺着的儿子也仿佛是假的。
血出现在这里,没有任何隐喻功能或象征性,也与任何带神话色彩的仪式无关,它仅仅是一摊物质。
它的流失,只是意味着一个有机生命的死亡,或者说,失血使躯体转化为虚假的、不真实的生命,转化为物质。
而脱离了生命体的血液自身亦只能是一种毫无用处的物品。
在《现实一种》的后半部分,山岗由于虐杀自己的兄弟而被处决。
如果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部作品仅仅是一个关于家族伦理的反面的“寓言”的话,那么,故事至此即可宣告结束。
但它却节外生枝地多出一段医生解剖山岗的尸体的场面。
这一场面与莫言笔下的“活剥皮”的场面有些相像。
“活剥皮”作为一种刑罚,其残酷性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它必须在保持人体的完整性和活力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否则,就失去了刑罚的意义。
而对山岗的尸体的解剖,则是一次肢解。
它首先使对象的身体彻底变成“物”,才能成为医学科学的实验品。
山岗此刻仰躺在乒乓桌上,他的衣服已被刚才那两个人剥去。
他赤裸裸的身体在一千瓦的灯光下像是涂上了油彩,闪闪烁烁。
这一场面可以看作是对祭坛的模拟,只不过祭坛已被改造成了解剖台。
医生代替了祭司,科学代替了神话。
这个“祭坛”充分暴露在科学理性的光芒之下,它的神秘性彻底消失了。
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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