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美国历史的城市视角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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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有三:
其一,美国历史发展进程由于很少外来偶然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市场经济影响直接而强烈,因此发展脉络清晰,带有一定的“原型”特征,据此可更准确地认识很多重大历史现象的发展规律,其中包括城市发展规律。
在这一点上,美国历史与其他国别史相比,有其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其二,美国城市与国历史发展的同步关系非常明显,其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阶段都有城市的烙印: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由一个英属殖民地走向独立,进而展开工业革命并成为工业化国家,全国人口也由农村为主过渡到以城市为主。
在20世纪里,美国经历了一段工业化的鼎盛时期、而后向后工业化过渡,城市化比例也由上升到饱和、出现郊区化,空间结构以大都市区发展为主,最终形成以大都市区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到20世纪末,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经济的长足发展又和大都市区人口的高度分散及空间结构上的多中心化互为表里;
其三,美国城市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持续增长的趋势。
其中,尤其是20世纪出现的大都市区化,是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的新的规律性现象之一,在此方面,美国领各国之先,其经历更有前瞻性意义。
可以说,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如果撇开城市,美国历史上很多重大问题都将陷入无法解释的境地。
这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出发点。
一
从纵向看,城市及后来的大都市区在美国历史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而且日益显要。
第一,城市与美国独立战争。
近代初期的北美大陆,除少量印第安人部落外,大部为尚未拓居的处女地。
英国殖民者在这块空旷的大陆上开辟殖民地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城市为依托。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这些城市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以经济活动为主,而非政治中心或军事中心乃至宗教中心,在性质上与当时南美殖民地城市完全不同。
尽管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到独立战争前夕仅为5%,城市的数量及其人口都很有限,但以波士顿、费城、纽约和查尔斯顿为基础形成四大经济中心,带动了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兴盛和文化的初步繁荣,并逐渐成为与宗主国抗衡以至彻底摆脱其控制的抗争基地。
城市孕育了民族认同感,其“长期的自治经历当然是独立战争的原因之一”。
[1](P352)结果是,独立战争主要是城市居民发动和领导的。
这是因为英国的高压政策直接危及到城市居民的利益,危及到殖民地工商业的利益,使之成为主要矛盾。
如英国在“七年战争”后所颁布的一系列高压法令,就是这种性质。
1774年英国颁布的马萨诸塞政府法甚至禁止市镇会议例会一年,这更是火上浇油。
在斗争中,北美殖民地还有很好的组织基础,这就是议会制度和市镇会议。
议会制度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很多论述,此不赘述;
市镇会议则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发明。
由于新英格兰人大多居住在港口附近的村镇中,住地集中,交流频繁,人们往往集中起来讨论决定当地的重大问题,久而久之形成固定体制确立下来,冠之以简单明了的名字“市镇会议”(TownMeeting)。
随着更多的市镇建立,这种市镇会议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固定形式,一直延续至今。
市镇会议推动了殖民地自治和独立意识的形成,并为抗英斗争培养了骨干力量,很多市镇会议的代表成为后来大陆会议的成员。
战争中,以城市居民为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加之市镇会议的多年熏陶,组织得力,有条不紊,13个殖民地得以协调行动,一致抗英,最后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偌大的北美殖民地能组织起如此协调的抗英斗争,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
战后城市领导人积极推动从邦联政府向联邦政府过渡。
城市代表在制宪会议上居绝对主导地位,从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等几个关键州推选的代表中87%都有城市经历或联系。
[2](P16)在批准宪法的过程中,无论位于何处的城市,都无一例外地赞成批准之,显示出已熟悉市政的居民对联邦体制的高度认同。
美国革命之所以很快获得对英斗争的完全胜利,并在独立后顺利地向联邦制过渡,与城市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的多年熏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也正因如此,美国革命带有很强的城市色彩,可称之为一场城市革命。
第二,城市与美国西部开发。
美国自建国后,就开始自东向西不断开拓的历程。
19世纪上半期,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美国工业革命开始,交通运输方面随之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即出现所谓的“运河时代”、“汽船时代”和“铁路时代”。
这些因素导致国内贸易由南北流向改为东西流向,确立了大西洋沿岸城市在全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在东北部形成经济核心区(corearea),为进一步的区域性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
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增强,促进全国经济一体化。
美国西部的开发,是以这些城市为基地进行的。
对此,美国著名城市史学者理查德·
韦德曾有专门研究。
他指出:
“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城市的西部,对于这一点却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这些城镇从建立之初就成为整个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文化生活的焦点和社会巨变的场所。
”[3](P1)应该说,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韦德的研究发表之前,对西部开发的解释一直以曾主宰美国史坛多年的弗雷德里克·
杰克逊·
特纳的边疆学说为基准,即西部开发之初是农业边疆为主,农业开发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出现工业、矿业的发展,最后才是城市边疆。
韦德明确指出,特纳学说过于强调地理环境对西部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响,而且偏重于农业,贬低了城市的主导作用,而西部的历史真实却是城市是边疆开发的“先导”(Spearhead),或至少是城市边疆和农业边疆并存。
对特纳的边疆学说在根本立论上的这一突破,引发了学术界对西部历史的重新思考。
到19世纪后期的西部开发,城市的先导作用更为明显。
所出现的大量铁路城镇、矿冶城镇、畜牧业城镇,均在农业开发和大规模开发之前,这些城镇构成西部开发的主体和主要空间依托,与传统性开发大相迥异。
西部开发的这种城市化性质规定了西部开发的方向,带动并加快了总体性开发。
第三,城市与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
内战后,伴随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4](P7)至19世纪末,一个以大中小各类城市构成的城市网已在全国范围初步形成。
进而美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流向和城乡结构等也出现一系列相应的变化。
这种现象当然令人瞩目,因此有的美国学者形象地说:
“美国诞生于农村,后来搬入城市,这个过程是19世纪后期完成的”。
这些不同规模、各种类型的城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分布日趋均衡,进而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形成了以综合性城市与专业性城市相结合、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相互依存、同步发展的城市体系。
这两个城市体系集中了众多的工业企业,构成美国工业布局的心脏地区。
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体系的工业布局又各有特色。
中西部城市多集中于原料产地,利用当地优势,着重发展了粮食、肉类加工、钢铁冶炼、机械加工等新兴工业,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
面临中西部的激烈竞争,东北部城市也不断强化其专业化程度,侧重于它的传统工业,如纺织、制革、烟草加工、日用五金等等,即以轻工业为主。
轻、重两大工业区的形成,使全国工业体系臻于完善。
这是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剧烈变革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促进,是19世纪末美国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
第四,城市与美国进步运动。
进步运动是美国“搬进城市”以后第一场以城市为阵地并以城市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社会改革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看成确立城市在美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主导地位的一次调整,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美国方名副其实地跨入现代社会。
这场运动首发于城市,其主要原因在于城市问题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生活的焦点,而当时美国市政体制尚不完善,在联邦政府自由放任政策的纵容下,握有市政实权的“城市老板”与各大企业沆瀣一气、互相利用,腐败之风充斥于市政管理,市政建设出现严重无政府状态,与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极不协调。
急剧膨胀的城市问题,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运动中的领导阶层是以新中产阶级为主、包括部分资产阶级中上层。
这些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的主要区别或称本质区别是他们与城市生活的紧密联系,是与城市化同步兴盛的社会群体。
改革分地方、州、联邦三个层次。
在地方一级,基本上是城市改革,纷纷涌现的各种改革运动也无一不是以城市改革为主要目标,如禁酒运动、社会福音运动、社区改良运动和市政体制改革运动。
在层层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两种全新的市政体制——城市委员会和城市经理制应运而生,其中的城市经理制,是将企业管理模式嫁接到市政管理上的一个成功的尝试。
它把当时全社会推崇的企业化思想制度化,使城市管理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反映了时代影响,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这种主张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相当深远,其科学性和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凸显。
后来,到20世纪末,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普遍发起又一次行政改革运动,所推崇的仍是企业化管理思想。
第五,城市与“新政”和二战。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刺激了消费文化的兴盛,以至成为美国时代的典型标志,而这恰恰是首发于城市的特定现象。
休闲活动,运动、电影、音乐在很多城市风行一时,汽车和新的商品与服务以及夜生活也为20年代城市注入新的元素。
人们开始热衷于购物、消费和娱乐,追求浮华和奢靡的城市生活成为时尚,努力工作、节俭、忘我等传统美德有所淡化,超前消费预支了很多家庭的购买力,尤其是住房分期付款超出了很多家庭的支付能力。
到20年代末期,这些因素与经济运行的内在问题交织在一起,终于引发了美国历史上令人谈虎色变的1929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
这场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震撼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其他任何事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能够逃脱其影响,城市在危机肆虐之时首当其冲。
大萧条的直接影响就是失业,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但因失业主要是在工商界,自然也就集中在城市里。
失业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住房危机,与之同步产生的是城市财政危机。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如解决失业问题、以工代赈、公共工程和廉价住房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美国城市的复兴。
二战期间的战时总动员和大量的军火开支刺激了城市、尤其是西部和南部的发展,洛杉矶、旧金山和圣迭戈成为典型的“大都市——军事复合体”,从而在客观上促成西海岸城市经济的成熟和地位的提高,逐步摆脱对东部城市的传统依赖,同时奠定了后来新科技革命的基础。
经过这样一番调整,东北部、中西部和西海岸城市成三足鼎立之势,美国区域经济体系走向成熟,结构更加合理,也更具活力。
第六,城市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郊区化的发展使很多美国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
然而,同时也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黑人被兴盛的郊区摈弃在外,滞留在中心城市内。
中心城市和郊区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1967年7月纽瓦克骚乱后,约翰逊总统任命一个高级委员会调查骚乱原因。
该委员会在大量调查与论证的基础上,向总统提出一个清晰的结论:
“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的社会,另一个是白人的,两个社会‘分离而且不平等’”。
[5](P5)一般认为,民族和种族矛盾冲突有三大根源:
居住区隔离、教育隔离、就业隔离。
其中,后两种现象的存在,导源于前一种隔离,由此产生恶性循环,黑人及少数民族问题便陷入难以破解的怪圈之中。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与此有关,民权运动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也与此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居住区隔离问题是美国种族关系的主要症结所在。
第七,城市与美国新科技革命。
美国新科技革命的发源地“硅谷”的兴起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
“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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