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机遇与挑战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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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内产业经济基础雄厚、生产体系完备、要素禀赋间互补性高，拥有相对明显的集群优势和完善的产业结构。

其中，香港是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之一，金融中心指数位列全球第三，全世界离岸人民币支付交易的70%都在该地完成。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不仅逐步完善了电子科技、新型材料、通用设备等种类繁多的先进制造业体系，而且催生了新一代通信设备和新型显示等7个产值金额逾千亿元的新兴产业集群。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利合作条约（PatentCooperationTreaty，PCT）国际专利的申请数量约占全国五成，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为第16名，拥有发明专利总量25.8万件，粤港澳大湾区技术自给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均符合创新型地区水平。

此外，广东省与其他地区的产业联系效应在全国排名中居首位，下游的终端产业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尤为紧密。

例如，2016年，维科网发布的手机行业报告显示，手机及相关产品的出口额超过了广东省整体出口额的20%。

目前，广东省手机年产量大约是11亿台，全国的年产量是19亿台，全球的年产量是27亿台，广东省手机年产量分别约占我国和全球总产量的58%和41%。

华为、魅族、金立、vivo、OPPO等国内知名手机生产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大额采购集成电路板等上游原材料，并在广东省内完成手机成品组装，直接售往全球市场。

在广东发达的制造业推动下，供应链产业发展迅速。

深圳有怡亚通和飞马国际两家供应链企业，二者均为国内民营企业500强，广州则有林安、宝供等多个知名物流公司，这些大型供应链企业能高效地整合珠三角地区的资源。

香港也有以利丰公司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贸易物流公司，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奠定了基础。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内外结合的供应链能够实现中国与世界在产业上的完美对接。

（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程度及国内外资源配置优势

世界四大湾区都强调包容与开放，提高包容开放程度有利于发挥要素资源的集聚效应，促进湾区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一流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最早享受我国对外开放红利的区域之一，不仅打造了港澳两个国际自由港，还在内地催生了深圳与珠海两个经济特区。

这样的优势在我国是独有的，在机制创新上也更加灵活和便利，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了较强的对外开放属性。

根据以往研究的测度，无论是以地区进出口量在全世界的份额，还是以营商环境的四大维度为测量指标，结果均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度远高于其他城市群。

我国一些新的贸易业态、新的商务模式也最早出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如“一达通”等。

贸易、供应链以及终端产业方面等优势的汇聚，使得粤港澳大湾区整合国际市场资源的能力较强。

二、粤港澳大湾区由贸易红利转向市场一体化红利机遇期

（一）中国贸易红利盛极而衰与内需红利爆发

新中国在经过前30年的封闭发展和后40年的开放发展后，进出口贸易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逐年增强，在2001年加入WTO后的变化尤为突出。

2001年的外贸依存度不足40%，2006年则上升至64%，5年间提升了24个百分点。

近现代以来香港一直是中国打开国门之窗。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取得的首批外资源于香港。

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内地开始“走出去”与世界产业链相拥，香港商人率先对内地进行投资，广东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发展自身制造业，将加工贸易作为主导产业为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造业基础，是引领我国改革步调的排头兵，开启了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历史变革。

1978年以来，内地使用外资的数据显示，来自香港的外资占这一指标的七成左右，同时内地企业“走出去”时首选地也是香港。

广东在外经贸活动中有毗邻香港的优势，在1978年到2018年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增加，从16亿美元到1.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1%。

广东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5%，高于广东省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例。

2018年，香港贸易额为1.2万亿美元，其中内地经香港转口贸易额为7000万美元。

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世界上贸易密度最高的区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部需求不振，中国经济的增长红利逐步转换，开始从主要依靠外贸拉动经济增长转型到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外贸依存度从峰值的64%急转直下降低到2017年的34%，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拉动（见图1）。

2008年我国人均GDP跨越3000美元大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2008～2017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5.7%。

2017年我国（港澳台除外）人均GDP已经超越9000美元，在这10年间，全国性的内需红利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

崛起于这一时期的腾讯、阿里、美团、拼多多、字节跳动等互联网龙头企业，均以互联网技术抢占内地大市场，把握了我国内需井喷的时机，发展成龙头企业。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近2.2万美元，珠三角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79万美元，是国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区域，已经超过了联合国认定的高收入地区，中产收入阶层大规模出现，消费升级和内需市场日益繁荣，也意味着产业升级步入快车道。

图1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变迁

（二）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双边比较优势与市场一体化红利释放

长期以来，香港被视为内地市场联通世界市场的桥梁，是外贸红利的重要参与者，香港地区生产总值从1997年到201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8%，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但从2008年起开始出现转折。

面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增长红利动能及时转换，而香港未能适时转换，香港企业及服务行业仍然着重关注国际市场，并未及时融入内地市场，粤港澳三地市场的割裂和要素流动的障碍，致使港资港企难以像内地企业一样充分利用湾区乃至内地的市场红利，这一时间出现的众多明星企业与香港并无明显的关联。

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挤压了香港企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香港企业希望通过开辟内地大市场来对冲美国市场萎缩的影响，越来越多香港市民认为内地市场将是未来创业、创新和企业发展的大舞台。

香港企业为数不多的新领军者——大疆、顺丰，为我们提供了香港紧抓内地市场红利的示范。

这两所企业正是享受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红利的经典案例，大疆是香港的资金技术与深圳制造结合的典型——其无人机在整个欧美市场的市场占有率达近70%；

顺丰则是香港抓住内地市场的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机遇，成为全国快递业第一品牌。

大疆和顺丰的成功都表明了香港、澳门两地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性，也是香港应对现在的国际贸易大变局的重要凭仗。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的要旨就是展现并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市场一体化为基础，运用香港及内地的比较优势，建设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三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协同发展的问题，核心是完善好广东、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间不同制度、关税和法域协同发展等软联通机制。

打破跨关税区的边界效应、促进三地间要素高效而便捷流通、形成统一市场是大湾区需要协同的关键。

阻碍大湾区协同发展的不只是三地设施设备的联通问题，还有三地市场制度差异和行政边界利益分割导致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以及要素流动不畅的软联通问题。

（一）设施“硬联通”效果明显，而体制机制“软联通”建设滞后

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相继开通，是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突破，也使得湾区在陆路上的交通形成闭环，硬联通初见成效，但各界对这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效率提升抱有更大期望，这就有赖于体制机制的软联通。

体制机制是始终困扰粤港澳合作的关键问题，特别是三地服务业高水平合作和市场一体化的障碍一直未能在制度层面得到解决。

（二）要素跨境流动存在“大资金、小流通”“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

要素流动在粤港澳大湾区集中反映为“资金跨境、关税平衡、人员往来”三个方面。

一是资金跨境方面，香港银行体系有超10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原有的政策计划通过CEPA、自贸区等制度措施实现港澳资金池充分支持内地经济，但实际运行中存在较多的阻碍因素，如“大资金、小流通”等问题，由于外汇管制等实际因素，可以流通进入内地市场的资金少。

近两年跨境贷成为自贸区改革的亮点，但位列第一的前海目前也只在千亿元规模级别。

如能把资金调动配置到内地和香港科创产业，将极大促进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二是关税平衡方面，港澳税制简单且税率低，内地税制复杂且税率相对较高，阻碍了港澳及外国高端人才赴粵就业。

三是人员往来方面，广东的高校人员及科研机构人员前往港澳面临多重审批、购买研究设备需要考虑进口关税等问题制约着三地的科技创新协同发展。

尽管CEPA的发展意图加速港澳教育、医疗等专业性服务进入广东的步伐，然而从现状分析可见，当前真正在内地落定的服务型机构仍然屈指可数，与管理政策、税务制度、业务许可和对接等多方面的制约有关，“大小门”“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解决。

（三）粤港澳三地对大湾区建设的政策诉求不尽一致

珠三角过去的诉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即如何把产业做上去、把经济搞上去。

然而香港和澳门作为两个较为成熟的经济体，会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

现在的珠三角出现了城市分层，广州、深圳更关注科技创新、服务功能等持续发展问题，江门、肇庆更关注产业发展，香港则更担心龙头地位旁落和被规划等问题。

（四）三地营商环境不衔接、公共服务不互通、城市配套不互联等问题较为突出

因为广东、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分别地处三个不同的关税区，涉及的关税体系及制度各不相同，所以在推进三地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建设的进程中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测算所得的数据显示，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水平与其他城市群相比明显偏低，意味着三个地区隶属于不同的关税区带来的边界效应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形成了明显的壁垒，因此而来的“玻璃门”问题对要素自由流动起到阻碍作用。

（五）CEPA实质开放水平不高，无法解决现存的制度障碍

CEPA协议代表内地对外最高开放水平，表面上对港澳服务业开放部门的覆盖率达95.6%，但真正的无限制覆盖率仅有18%，特别是CEPA只是消除了“入关”问题，但企业如何真正落地生根，无法在CEPA安排中给予明确细则，造成“大小门”“玻璃门”“弹簧门”现象。

（六）粤港澳大湾区体制机制“软联通”的研究不足

把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作为主题的广东省智库数量不少，但真正专注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且具备研究实力的机构不多（广东省港澳办授牌的大湾区研究基地和进入《光明日报》CTTI中国TOP智库的只有两家：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而且研究机构之间联系松散，缺乏联通机制，缺乏专业化分工，未能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体制机制研究的合力。

四国际湾区协同发展的经验：

行政边界模糊与要素自由流动

尽管全球三大一流湾区在兴起的过程中所选择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各不相同，但三者在促进湾区内部协同发展的探索中有其相似之处，主要包括削弱内部行政边界和合理规范市场与政府的职能分化，有助于破除湾区要素流动壁垒，推动整体的深度融合。

（一）削弱内部行政边界

削弱湾区内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