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之马二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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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生选书,时常一个批语要作半夜,“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出十几篇的道理”,治学不可谓不认真。
然而总未中过,是何道理?
卫体善说他的文章“于理法全然不知”,他自己却认为“文章总以理法为主”,批文章“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匡超人也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
谁是谁非,让人糊涂。
还是高翰林说得明白,“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
为何?
原是不懂得“揣摩”二字,不知大场跟学道选文章竟是“两样看法”。
马纯上批文引《语类》,在家注《春秋》,他也揣摩,但他揣摩的是学问,是古圣先贤的话,而非考场道理。
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没有掌握考试的方法,焉能得中?
迟衡山由是感叹:
“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
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
”真真一语中的,功名学问,也就如鱼与熊掌一般,不可兼得也。
科举时代,文人出身,科甲是正途,“异路功名”,终是有限。
如是只求功名,讲究举业即可。
而那些能够流传下来的名字,它的主人在举业以外,还得另有一技之长才行。
我们只知郑板桥画好,却不知他举业如何,但可想而知,若非他的官名,他的画断断不能流传那么广。
《红楼梦》中,张先生为秦可卿看病一节,虽无浓墨重彩,却也可借此窥出世人对技艺的态度。
贾珍就说:
“人家原不是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
”医术也如琴棋书画,兼通是风雅,但若以此为生,则是十分低贱的职业了。
无论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前提就是要入仕当官,你的一技之长才能得到世人的尊重。
反过来说,当官只得一世之名,若要留名儿与后人景仰,非得有真才实学不可。
事实证明,我们现在熟知的文人的名字,总比清官的要来得多。
官名文名,正是互为相长。
但是这等程度,并非人人都可以达到的。
世上更多的是平常人,功名学问,二者求一,已是十分艰难了。
然而还有一等痴心人,妄想二者兼得,结果只能像迟衡山所说,“一样都做不成”了。
想马二先生不过碌碌庸人,虽是一生着实讲究举业,但到后来还得靠学道保题他的优行才得官做,只好算作异路功名,为正途出身之人所不齿。
如他能不讲学问,专心功名,成为高翰林一类官员,料应不难。
如他能一心只求学问,不问功名,在下也不失为杜少卿一流人物。
可叹他贪求二者兼得,终于竟是一事无成。
《儒林外史》里外的马二先生
(一)
现代大文学家鲁迅、张天翼、何其芳等人,都对《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形象的成功,评价很高。
何其芳认为,古典小说创造的人物形象中,够得上“典型”水平的,没多少个,马二先生算得上一个。
这个形象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性课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教育本质被引偏
一出场,马二对举业就有一套贯古通今的宏论: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
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
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鲁迅称赞这段议论“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①。
1942年张天翼俏皮地设想,如果马二先生在现代,就会说“……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
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
”②
马二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选拔功令对知识分子所起的指挥棒的作用,他毫无讳饰地讲出了老实话:
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
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样的举业.就做什么样的举业。
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那他是根本不去想的。
他创造性地把宋真宗的“劝学”诗与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到处宣传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
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他说的“文章”就是八股文,他就是专门选每次考试的中式文章,加以批评,作为范文,让考生模仿,功能与现在范文讲评之类相近。
在他看来,他的八股选本就是官场的入场券,所以他诚心诚意地劝流落杭州的乡村青年匡超人(匡迥、匡二):
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
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
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
马二的这些思想究竟错在哪里呢?
首先,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则是做官的唯一正途。
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偏狭的。
其次,教育的导向不能太短视的功利化。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事业,要培养一代一代健全的人,现在我们叫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
不能都把它变成应试教育、求职教育。
在过分功利的导向下,教育就会被扭曲,失去原来的意义,走上不健康的道路。
古代如此,现代仍然如此。
这里必须提到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通过一定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和官吏,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搞得好,相对而言是较公平的。
隋唐时出现了科举制度,按科目考试,优者举用为官,这给庶族地主参加政权提供了一些机会。
士凭考试成绩可以跻身仕途,这至少在逻辑上肯定了士的知识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在客观上打破了世族地主对封建政权的绝对垄断。
比起魏晋时的门阀制度来,科举制度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科举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但是历史上出现的制度往往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
利益驱动,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同时又是人格分裂或扭曲的根源。
读书、考试与获得地位名利挂上钩,从正面效应说,可以起激励作用;
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使一些人过分追求名利,心理失去平衡,诱发出种种人格堕落。
功名富贵的制度,对庸弱的人性形成炼狱般的折磨。
这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难解的悖论,至今犹然。
二、敬业诚笃被错用
他资助萍水相逢的匡二返乡,极其慷慨。
匡二说只要借一两银子,他却拿出十倍,连路上御寒衣物、回乡后营生之资都奉送。
还携着手,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才辞别。
匡二“接了衣裳、银子,两泪交流道:
‘蒙先生这般相爱,我匡迥何以为报!
’”
他自己却一直清贫自守,即使几十年科场不利也毫无怨言,既不走歪门邪道.也不搞投机取巧.一丝不苟地秉承八股的正宗衣钵,恪守制艺的真精神。
作者对他的针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对于弄虚作假的科场骗子.装腔作势的八股选家,我们还可以把他们视作个人的品性问题,也许他们是借八股以行骗邀名者,对他们的批判不一定就是对八股科举本身的批判。
可是马二不同,他是八股科举的正宗代表,针砭了马二就是针砭了八股科举的正宗精神.就是针砭了八股科举制度本身!
明清统治者把科举制度套上八股制艺的僵硬躯壳,初衷不无规范化、标准化的因素,又规定以《四书》、《五经》的语句命题,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释为立论的根据。
这一套把教育内容与选拔人才统一起来的机制煞是厉害!
它只准应考者按题阐述经文的义蕴,揣摩孔孟程朱的语气,鹦鹉学舌,结果扼杀创造精神,造成鲁迅说的:
“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腐蚀和摧残着一代代文人。
我在批评它时,都严格限定为“八股科举”,而不是笼统地否定科举制度。
八股科举的危害,已为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所识破并广加揭露抨击,可以说八股已失去存在的价值。
但马二先生却依然由衷地称赞八股取士“是极好的法则”,过去的岁月已在科场中虚掷,未来的生命仍无保留地交付给八股选政,死心塌地地做八股拜物教虔诚而狂热的传教士,用极严肃的态度对待已失去严肃性的事情,强不美以为美,强不智以为智,拿着一篇八股文,可以摇头晃脑地“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之法”,以为这就是做学问的真谛,以为这就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这种不和谐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
他操选政“批文章”(选中式的八股文加以批点评说)极其认真严肃,一丝不苟,“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既不肯误人子弟,又“不肯自己坏了名”,高度认真负责。
所以“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肯为牟利的书商赶时间粗制滥造,不肯为商业利益而放松学术操守,表现了淳儒的诚笃秉性。
而由他引入举业的匡超人,没有足够的儒学学养,根性未稳,被商品市场的风气所熏染,成为牟利书商的合伙人,为“趋利”而不讲学术责任心。
初学“批文章”,他拿起来就“一日搭半夜,总批得七、八十篇”。
批文老手马二需要两个多月的工作量,这个匡二“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
”其中还与斗方名士、八股选家鬼混了一天,不过这一天也没白花,他摭拾席间议论选政的一些话,“敷衍起来,做了个序文”,变成自己的见解,用以指导士子。
如此剽窃加滥造的作品,居然投合市场味口。
匡二成了畅销书的名家。
少年得意的他胡吹自己的作品已有“九十五本”,“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
”(想当然外国人也要学八股考科举!
)“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不识趣的老儒当场捅破他的浅薄:
已经去世之儒才称“先儒”,健在的你怎能称“先儒”?
他红着脸还要强辩,并且进一步忘恩负义地在众人面前肆意贬低于自己恩重如山的恩人、恩师马二。
文品是人品的有机部分,当原本孝悌敦睦的乡村青年堕落成文痞时,也同时全面蜕变为无才缺德的小人:
当枪手、造假证、停妻再娶,无所不为。
匡二的堕落宣告马二教育道路的破产。
马二无私资助、竭诚指引的匡二,结果成了既有害社会,也有损自己的人,这对马二是不小的讽刺。
不过匡二也反衬出马二不随浊风俯仰的敦厚拙朴品性。
巧人乖人会讥其迂拙,贤人君子会悯其朴厚。
三、审美情趣被窒息
鲁迅特别推许马二先生游西湖能够写出“迂儒之本色”。
那么,就让我们跟随马二游西湖的足迹来体悟《儒林外史》讽刺的特色吧。
小说第十四回,马二开始游湖时,作者先把沿湖的美景介绍一番:
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
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过圣恩寺,上了苏堤,中间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到了净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
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
从钱塘门起正是马二先生第一天的游湖路线,至今仍是西湖一日游的主要游程,驰名遐迩的“西湖十景”沿湖相接,美不胜收。
作者介绍马二先生所经历的胜境,正是为了与他的感受作鲜明的对照,用审美客体的美,反衬审美主体的腐。
马二先生早就知道“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
这—日,他“独自一人,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大有轻装览胜的闲情逸致。
可是他跑了一天,遍历十景,陈腐的心田却唤不起半丝美的涟漪。
从“断桥残雪”到“平湖秋月”,在湖光潋滟的白堤上,他不是望着酒店肴馔咽口水,便是看着那一船一船的女客,从她们的服饰辨识她门的贵贱,其他什么湖光山色都“不在意里”。
“苏堤春晓”、“六桥烟柳”—带,游人到此流连忘返,他却觉“走也走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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