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与爱欲论情爱的多元刘再复与李泽厚对话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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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念在西方不会引起麻烦,在中国恐怕会有许多人难以接受,甚至会被认为是“精神污染”或性解放的“理论纲领”。
李:
本来就被扣了十几顶帽子,这一回该又要添上一顶。
最简单也是最庸俗的理解,大约会认为你要再复辟“多妻主义”,这就不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是“封建阶级自由化”。
多妻构不成“主义”,它是某种客观事实,如中国古代以及阿拉伯世界等等,各有其背景和原因,不能一律谴责。
有趣的是林语堂在三十年代便认为中国传统的男人纳妾比现代西方的夫妇离婚要优越得多,这倒可说是“主义”了。
既然允许男人有“第三者”,那么当然也要允许女人有“第三者”。
总之,多妻是指某种社会风习或制度,与性爱意义上的多元并不一定有直接联系,後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性爱中常常一方面是要求独占对方,同时自己又倾向多恋。
男女均如此。
这既有社会原因,又有生理原因。
在人类的精神文化史上,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历史观、文化观一直占着统治地位,从柏拉图到尼采、叔本华,都是妇女的蔑视者,但是,尊重妇女、讴歌妇女的精神文化也形成很美的历史。
尤其是在文学领域,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拜伦、普希金、托尔斯泰、曹雪芹等等都写了非常迷人的妇女形象,如果没有这种妇女形象,世界历史实在太乏味了。
文学以情为本,离开妇女,文学就失去“本”的一大半。
我在瑞典时,特别注意到本世纪早期北欧两大作家的争论,这就是挪威的易卜生和瑞典的史特林堡的争论。
易卜生是妇女解放的鼓动者,他的娜拉一直影响到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而史特林堡则敌视妇女,其文化观念也是“女人祸水”的观念。
但两位都是文学天才。
文学应当是最自由的,他们可以把自己对世界的感受、体验和认识作极端性的表述,所以我们不否认他们两人各自的文学选择,但是,如果要我们作文化观念的选择,当然是站在易卜生的一边,只是我们也会像鲁迅那样提出理性的疑问:
娜拉走後怎么办产
对妇女是否尊重,是一种特别敏锐、特别有效的价值尺度,五四运动就张扬这一价值尺度,这一运动的文化先行者几乎是以对妇女的态度来作为新旧文化营垒的分野。
舒芜先生编辑了一本《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收辑了鲁迅、胡适、陈独秀、吴虞等人关於妇女问题的言论。
其十周作人对妇女的关注最长久,他晚年说:
“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
”他把对妇女的态度作为鉴别见识高下的尺度。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我不大喜欢周作人,也不赞成现在许多人过份赞扬周作人,但赞成周作人特别尊重妇女的观念。
我觉得所有的男人都应当尊重妇女,谁也没有甚么特权,所以我对顾城杀妻特别反感:
他以为他能写点诗就可以如此肆无忌惮、胡作非为,真是岂有此理,完全是罪犯。
我认为他死有余辜,他倒聪明,自知不免一死而自杀,其实应由法庭判决他死刑才更好。
但奇怪的是他死後居然有那么多人陵念他讴歌他。
我当年也称赞过他的诗,但我是“原则问题”绝不让步的。
顾城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自己情爱多元,不许妻子有多元情爱,实际上是个一元统治的情感暴虐主义者。
我认为爱情可以多元,就是要堵塞这种暴虐。
中国的帝王贵族,自己可以有三宫六院,妻妾成群,但不许妻妾有情人,一有迹象,则处以极刑。
顾城不就是这种变形的暴君吗产他的妻子倒有情爱多元的襟怀,容得下英儿。
邓拓说: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真是如此。
一种文化观念,确实会影响到人的性格、行为、命运。
绝对的一元论者,常常会干出血迹斑斑的暴行。
人是很复杂的。
性,感情,爱欲,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化。
过去和今天的一些伦理观念、道德准则其实质与顾城这种简单的“一元化斧头”来解决问题,相差不远。
我是支持你的观点的。
正因它复杂,所以应当尊重它的多种存在方式,不可用一种方式来代替和统一一切方式。
以一种存在方式取代多种存在方式,就会形成对人性的摧残。
封建时代的寡妇主义、节烈观念,就是一种绝对的情爱一元观,它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嫁於一,从於一,死於一。
丈夫一死,妇女便守节,当死人的殉葬品,当活着的情感僵尸,很悲惨。
永远一元的情爱观,可以变成很残酷的情爱观。
你的这一理解,使我很高兴。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三从四德”,提倡恋爱自由,反对守节“贞操”,完全正确。
不应当否定五四的功绩,包括“破坏”封建一元的情爱观念、夫妻观念的功绩。
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丈夫死後,没有选择新配偶的权利,这还有甚么对生命的尊重?
一个妇女,结婚後情况发生变化,包括丈夫死亡这种变化而嫁给另一个男人,展开情爱的另一页,这就不只是一元,而是二元。
倘若还变化,又离婚再嫁,也可理解,多元并不神秘。
“从一而终”、“终身大事”都是在传统社会人际接触相对固定和狭窄的时代中形成的,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生活接触面极大地扩展,男女产生恋爱的机遇和可能极大地增加,上述规则的失败理所当然。
对下一代男女便不可能用上述标准去要求或规范。
他(她)们的性行为、恋爱经验会丰富得多。
如果“度”掌握得好,这绝非坏事;
相反,它使人生更充实、更丰富、更有意义。
我对青年男女只提三条,一、不要得爱滋病,二、不要怀孕或使人怀孕,三、不要早结婚。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必须两相情愿,不能勉强对方。
这看来似乎太简单,其实做到也并不容易。
当然,不过早结婚包括不过早有小孩,美国未成年的妈妈成为一大问题,按中国话说,简直是“造孽”。
我想,多元的情爱观最重要的应当是充份尊重人们所选择的不同情爱方式,把这种选择视为不可干预、不可随意侵犯的私人生活权利。
理、情、欲,这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这三种要素可以组合成各种不同的情爱方式,千差万别,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
食、色,性也。
关於食,研究得较多,财产制度、阶级斗争等等,都可说在“食”的范围内,但“色”的问题却研究极为不够。
佛洛伊德开了个头,但太局限而片面。
在中国,更如此,以前连佛洛伊德也不让谈。
其实人的性爱情欲,既不全是动物性,又不脱离动物性。
我讲人类的“情本体”,就是说人的情爱,既不等於动物界的“欲”,也不等同於社会精神界所强调的“理”。
所以就变得非常复杂。
刘:
你所说的动物性情欲之外的东西,即人类拥有追求的特殊的东西,我曾用“广义情欲”这一概念来描述。
这种广义情欲包括性欲,也包括性欲之外的各种追求。
人类其所以复杂,就是他们追求动物性性欲之外的其他欲望。
而且每个生命个体的情爱方式非常不同。
人类的爱,特别是男女的情爱,总是包含着性,性的吸引和性的快乐。
纯粹的精神恋爱,柏拉图式固然有,但究竟有多大意思,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如此,我怀疑。
没有性的吸引,很难说是男女情爱。
但一般来说,人的性爱,又总包含着精神上、情感上的追求。
人与动物的性爱之所以不同,就因为人的性爱不是纯粹的生理本能,而是人化了的自然,也就是你曾说过的文化化了的性。
这就是所谓“情”。
“情”也就是“理”(理性)与“欲”(本能)的融合或结合,它具有多种形态,具有多种比例。
有时性大於爱,有时爱大於性,有的爱扩大到几乎看不到性,有的性扩大到几乎看不到爱。
总之,灵与肉在这裏有多种多样不同组合,性爱从而才丰富、多样而有光彩。
夫妇的爱和情人的爱,就不能相互替代。
中国只讲夫妇的爱,认为此外均邪门;
西方则要求夫妇之爱等於情人之爱,於是,现代离婚率极高,问题愈来愈严重。
其实,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比例、不同种类、不同程度、不同关系的性爱。
我们不必为性爱这种多样性、多元性感到害羞,而应当感到珍贵。
动物的性行为,只是生理上的性行为,而人类的性行为,则不仅是生理上的,而且是心理的。
有你所说的文化心理,也有潜意识的性心理。
这裏确有比例、比重的问题。
但人的情爱方式的差异真是“千差万别”,难以言传,用“比例”、“比重”这种社会学的数量概念来描述也是不得已的,但确实也是一种办法。
表面上看,都是爱,但其中“理”、“情”、“欲”比重就很不同。
这不同,便形成不同方式。
相对而言,法国的女思想家西蒙·
波娃与沙特的爱情方式,除了必不可少的性爱之外,就带有更多“理”的色彩,即与她的存在主义观念相关的色彩。
他们相爱终生,而且爱得很真挚。
但是,他们不正式结婚,各自保持自由独立状态。
按照波娃的观念,女人一旦依附某个男人就开始进入被奴役状态,所以她必须独立。
然而,独立又不能只是柏拉图式的纯精神爱恋,因此,她和沙特又订了相聚契约,规定只能短期分离,不允许长时间独居。
他们一生的情爱十分成功,中间虽发生过沙特和另一女人的情爱故事,但波娃在短暂的伤心之余还是理性地护卫住她和沙特的爱情。
她的这种方式,显然是“理”的比重很大。
沙特与波娃虽然也是作家,但从根本说毕竟是思想家,观念可以控制住欲望,而同样生长在法国的大作家巴尔札克可就不是这样,他是欲望大於理智,“欲”的比重较大。
他和乌克兰贵妇韩斯卡夫人的情爱故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美国作家朱妮塔·
H·
弗洛伊德撰写过一本《女性与创作——巴尔札克生活中的一个侧面》的书,描述了巴尔札克和众多女人的关系,也描述了他和韩斯卡夫人的关系。
巴尔札克一生中共收到一万二千多封女人的信,但是,这位平庸的乌克兰贵妇人所以会使巴尔札克如痴如醉,把她视为“北极星”,为她付出十五年的追求、等待、折腾到临终前几个月才赢得她的结婚许诺。
这并不是有什么真纯的爱,而只是韩斯卡夫人有一份贵妇人的证书和一大笔可以替他偿还债务的财产。
支配巴尔札克的不能说没有爱情,但更多的是虚荣与财产的欲望。
这段故事使人看到一个处於现实层面上的伟大作家不过是一个凡人,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谴责甚至贬抑巴尔札克的天才,而且他愿意在成千上万的女性仰慕者中作这样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因为,在现实层面上,魔鬼般的债务毕竟是个问题。
关於巴尔札克,我倒认为他是“理”(金钱计算,对利的理智考虑)控制了“欲”。
他这种“爱情”(据你所介绍,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层次很低。
有些作家确实仰仗纯情并把纯情理想化而赢得伟大的成功,例如但丁之於贝亚德。
但丁九岁时第一次见到贝亚德,而且见面之後便留下永恒的爱恋,以後,贝亚德的名字便成为他创作的动力。
在《神曲》中,贝亚德是但丁进入天堂的领路人,而在创作中,她是推动但丁走向世界文学巅峯的精神女神。
然而,在现实层面上的但丁,并不是那么单纯,也不是在整个生命路程上把全部情感投进贝亚德个一人。
在但丁的青年时代裏,他也放浪过,风流过,到处寻找女人。
他的〈六十〉一诗,就列举了他居住的城市中的六十个美人,并由此而引起了一场风波。
但是,正常的人类社会历史,绝不会把此事放在但丁的档案裏,绝不会愚蠢而残酷地苛求这位伟大的诗人。
这很正常。
如我刚才所说,既可以有精神度很高的爱,也可以有精神度不高甚至很低的爱,完全可以并存,特别是男人更如此。
男人对所爱的女人常常一定有性行为的要求,对不爱的女人也可以有性行为或性要求。
女人似乎不同,女人对所爱的男人不一定有性的要求,对不爱的男人则绝对不愿意有性行为。
这当然就一般来说,但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讨论。
歌德认为没有爱情就没有生命。
他认为人应当有“第二届的青春期”,他自己就有多届的青春期,七八次热烈的爱情历史。
不过,每一次恋爱,都使歌德重返青春,而且使他把内心爆发出来的原始情感流入笔尖。
他和十九岁的贝蒂娜相爱的故事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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