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朴的《梧桐雨》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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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荒淫
《梧桐雨》在对待李隆基态度上。
持贬责的态度。
在楔子里,作者借唐玄宗之口说道:
“昨寿邸杨妃,绝类嫦娥,已命为女道士,既而取入宫中,册为贵妃”。
在第一折,贵妃也自我介绍说:
“开元二十二年蒙恩选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乃主上圣节,妾身朝贺,圣上见妾貌类嫦娥,令高力士传旨度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赐号太真。
天宝四年,册封为贵妃”。
寿王是唐玄宗的十六子。
把儿子的妃子先封为道士,使之与儿子脱离关系,然后又封为贵妃,供自己淫乐。
虽然也动了一些脑筋,但做法并不高明。
唐玄宗身为皇帝,行此乱伦缺德之事,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其人格之低下可想而知。
唐玄宗出于对杨贵妃的宠幸,把杨贵妃的哥哥加为丞相,把杨贵妃的三个姊妹封为夫人,“一门荣显极矣”。
他一心想着贵妃,“朝纲倦整”,“痛饮昭阳,烂醉华清”,“夜同寝,昼同行,恰似鸾凤和鸣”。
一个倾国倾城的太真妃,使得唐玄宗神魂颠倒,忘乎所以。
七月七日贵妃向天乞巧,也被唐玄宗视作难得的美行,立即赐贵妃金钗一对,钿盒一枚,所谓“七宝金钗盟厚意,百花钿盒表深情”。
唐玄宗悠闲自得,与贵妃亭下闲步,“消遣此时此夜景”。
贵妃怕自己年久色衰,要同玄宗“私约”,“以坚终始”,唐玄宗欣然与她海誓山盟,表示:
“在天啊做鸳鸯常比并,在地啊做连理枝生”,“你道谁为显证,有今夜度天河相见女牛星”。
他“人在曹营心在汉”,对国事敷衍应付,一有机会便同贵妃往御园沉香亭下玩耍,“酒光泛紫金锤,茶香浮碧玉盏”。
为了满足贵妃爱吃鲜荔的奢望,他命使臣从四川远道取来进鲜。
贵妃夸娇嫩可爱,玄宗赞色绽味甘。
并非她喜欢吃皇帝的新鲜水果,其实因贵妃食此愿足。
殷纣王宠妲己,不惜一切,为博一笑;
唐玄宗宠贵妃,劳民误国,在所不惜。
善于察言观色奉承献好的高力士,为了玄宗的欢欣,心生一计,在酒进三爵时启奏:
“请娘娘登盘演一回霓裳之舞”。
玄宗准奏,贵妃起舞。
玄宗亲捧酒杯劝饮,可谓殷勤。
玄宗玩得高兴,准备“醉醺醺直吃到夜静更阑”时,左丞相李林甫惊慌失措,前来报告,言说安禄山造反军马杀将来了。
可见唐玄宗是多么的荒淫,用自己的淫乐换来了国家的动乱。
杨妃也是一样的荒淫。
因为安禄山会跳胡旋舞,要留着解闷,唐玄宗就把安禄山赐给杨妃作“义子”,并加封官职。
结果是安禄山与杨妃发生了“私事”,又与杨国忠争权。
这就预示了李、杨在爱情和政治两方面存在的严重危机。
在第一折里,作者展现了李、杨爱情生活的底细。
杨妃得宠后,全家荣显,踌躇满志。
但她所爱的并非年老昏聩的李隆基,而是长袖善舞的安禄山。
请看她一段卑劣的自白:
“近日边庭送一藩将来,名安禄山,此人猾黠,能奉承人意,又能胡旋舞。
圣人赐与妾为义子,出入官掖。
不期我哥哥杨国忠看出破绽,奏准天子,封他为渔阳节度使,送上边庭。
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
”
她到长生殿去乞巧,就是为了解此苦闷。
这简略的一笔,实际上否定了美人与皇帝的所谓爱情。
另一方面,玄宗自得杨妃后,尽情享乐:
“珊瑚枕上两意足,翡翠帘前百媚生。
作者在这里丝毫也没有美化李、杨之间的爱情,而是完全抱着鄙弃的态度来处理杨妃这个人物形象的。
至于把玄宗对杨妃的情话写得愈多,正是为了更显出杨妃的虚伪。
(二)表现唐玄宗的昏庸
唐玄宗是昏庸的。
失机边将安禄山按律当斩,唐玄宗却对安禄山一见即称赞“一员好将官也”。
他又轻信安禄山自诩“胡腹有赤心”的顺口乱诌,不仅免其死罪,而且立即封为白衣将领。
杨贵妃对安禄山心起邪念,亲密反常,他不但没有察觉,反而加安禄山为平章政事。
百官竭力劝阻,他才不得不加安禄山为渔阳节度使,并叮咛安禄山:
“早立军功,不次升擢”。
如果说留安禄山在朝中做官是“引狼入室”,那么派安禄山领兵守边就是“放虎归山”了。
安禄山造反、国家动乱,主要根源即在于此。
而唐玄宗的姑息重用番将又是其与宠幸杨贵妃,密不可分的。
所以这就不仅是局部性的用人错误,而是带全局性的昏庸的表现。
唐玄宗最后的孤凄悲伤完全是自食苦果。
当唐玄宗玩得高兴时,左丞相李林甫惊慌失措,前来报告,言说安禄山造反军马杀将来了。
作为封建帝王,与嫔妃作乐古已有之,不足为怪。
怪的是唐玄宗在反军逼临的情况下,麻木不仁,反而责怪报急的李林甫大惊小怪:
“你慌做甚么?
”“等不的俺筵上笙歌散,可不气丕丕(气急谎张)冒突天颜!
”李林甫在这大难临头之际,也顾不得君臣尊卑,直言不讳地说:
“只因女宠盛,谗夫昌,惹起这刀兵来了”。
唐玄宗却不以为然:
“你道我因歌舞坏江山,你畅好(真个)是占奸(奸佞),早难道(岂不闻)羽扇纶巾笑谈间,破强虏三十万”,“你文武两班,空列些乌靴象简,金紫罗襕,内中没个英雄汉,扫荡尘寰”。
疑怪“昨宵向晚,不见烽火报平安”。
他责怪臣下,并非自己临危不惧,成竹在胸,而是在淫乐上用功,在国事上无心。
他宠幸贵妃,花样不少,大难临头,一筹莫展。
所以当李林甫说明安禄山兵势不可当,建议玄宗“幸蜀”,玄宗只好准奏,看不出他有坚守长安的决心,指挥平叛的信心,只能是:
“銮驾迁,成都盼,更那堪沪水西飞雁,一声声送上雕鞍。
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
但即使在此危急之时,他首先忧心的不是番将造反,国家危难,而是担心贵妃娘娘“怎支吾蜀道难”,“几程儿捱得过剑门关”。
唐玄宗的昏庸跃然纸上。
如果说叛军初起,未离长安时,唐玄宗还没有悔悟之心;
那么,在陈玄礼统领禁军护驾,起程西行,离开长安后,他才悔恨自己“眼不识人,致令狂胡作乱”,好不伤感,“回首京华,面对剩水残山、坏垣破屋、秦川远树、灞桥衰柳”,才知道“煞不如碧纱窗,晨光闪烁鸳鸯瓦”。
当然他此时的悔恨是有限度的,仅止于对安禄山的痛恨和对宫廷生活的留恋。
只有在众百姓请求率子弟随太子东征破敌时,他才采取了一些实际应急的措施,留太子东还,“统兵杀贼”;
令郭子仪、李光弼为元帅,分拨后军三千;
叮咛太子:
“你也合分取些社稷忧,怎肯教别人把江山霸,将这颗传国宝你行留下”。
太子不敢接宝,玄宗倒还有点慷慨,对太子说:
“剿除了贼徒,救了国家,更避甚称孤道寡。
”太子这才接宝而去。
不给太子传国宝,玄宗皇帝难保倾国罪名;
给了太子传国宝,玄宗个人失了权柄。
众军行至马嵬,停止不发。
陈玄礼报告说军士要求杀掉专权误国的杨国忠以谢天下。
他因杨国忠与贵妃是骨肉兄妹,又是自己股肱近臣,请求陈玄礼把杨国忠削官为民。
但自己也意识到处境与昔日不同,不敢强勉,而是可怜巴巴地乞求说:
“允不允,陈玄礼将军鉴察”。
众军听后怒吼不已,陈玄礼推说“不能禁止”。
唐玄宗只好说:
“随你吧。
”杨国忠被杀后,他更不敢对陈玄礼有丝毫不满情绪流露,反而夸赞“陈将军号令明,把杨国忠施行吧”。
唐玄宗本来想牺牲杨国忠以息众怒,保护他到成都与杨贵妃朝欢暮乐。
万万没料到众军士杀死杨国忠后,怒火更盛,杖剑拥上,“把个马嵬坡簇合沙”(围困得水泄不通),唬得玄宗“战钦钦遍体寒毛乍”。
无奈“军随印转,将令威严,兵权在手,主弱臣强”。
当得知六军不进,要求将贵妃“割恩正法”时,这无异于割掉他的心头肉,他当然不会答应,强打精神,教高力士“道与陈玄礼休没高下,岂可叫妃子受刑罚”,“早间把他个哥哥坏了,总便有万千不是,看寡人也合饶过他。
”高力士此时也不象过去那样把他的话当圣旨,紧跟照办,而是说道:
“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
愿陛下审思之。
将士安,则陛下安矣”。
表面上好象为玄宗着想,实际上是为陈玄礼帮腔。
“陈后主遭着杀伐,皆因唱后庭花”。
他责怪六军“见俺恋着他,龙泉三尺手中拿,便不将他刺杀,也将他吓杀”。
他自我嘲弄地说,这“大古(大概)是知重俺帝王家?
”他不忍贵妃去死,但又无计可施。
陈玄礼、高力士又一再催逼,声言:
“禄山反逆,皆因杨氏兄妹;
若不正法,以谢天下,祸变何时得消?
望陛下乞与杨氏,与六军马踏其尸,方得凭信”。
杨贵妃之死玄宗是无法挽回了,但这种死法他坚决不同意;
这对杨贵妃来说简直太残酷了。
他下令高力士引贵妃去佛堂中自尽,然后教军士验看。
贵妃自尽后被陈玄礼率众马践其尸。
玄宗如丧考妣,抢天呼地:
“妃子,闪杀寡人也呵”,“天哪。
一个汉明妃远把单于嫁,止不过泣西风泪湿胡笳;
几曾见六军厮践踏,将一个尸首卧黄沙?
”他手中拿着贵妃汗巾痛不欲生,“唱道(简直是)感叹情多,惶惶泪洒,早得升遐(帝王死曰升遐),休休,却是今生罢。
这个不得已的官家,哭上逍遥玉骢马”。
唐玄宗这一切都没有料到,昏庸的特点表现到了极致。
(三)表现平民的爱情
按阶级分析观点,帝妃之间是没有爱情存在的。
因为皇帝三宫六院,后宫佳丽三千,不可能对某一嫔妃有真挚专一的爱情。
所以,李隆基的那些在今天看来包含着合理爱情的行为,在当时看来,恰恰是不合理的。
从人物的特殊身份地位看,李对杨的爱情不可避免地存在宫廷爱情的局限性:
第一是残酷性,杨妃入宫产生的第一个反响就是“六宫未见一时愁,齐立金阶偷眼望”。
于是她们那渺茫的希望变为绝望了。
在杨妃与梅妃的斗法中,我们更看见了宫内的残酷排挤和倾轧的情景;
第二是脆弱性,帝妃爱情的基础是色,色衰爱弛是它的普遍规律。
站在历史的高度,李杨爱情与天宝政治紧密联系,李杨爱情产生之时就是唐明皇政治破产之时,而政治的破产必然导致爱情的毁灭;
第三是政治性,帝妃婚姻不只是两性结合,也是政治结合,杨妃得宠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现了一个以杨国忠为首的杨氏特权集团。
这个集团的所作所为大大加速了明皇政治的腐败。
同时,杨妃入宫也助长了明皇的奢侈心,使他寄情声色,荒废政事。
它们是李杨爱情先天带有的污垢。
李杨爱情渐趋专一的过程,同时更是痛苦残酷的,导致安史之乱,这不仅给国家也给他们自身爱情带来灾难。
所以,他们爱情理想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克服宫廷局限性的过程,只有洗涤那些污垢,才能使他们的爱情得到纯净。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必须以杨妃之死为代价。
然而,《梧桐雨》中的李杨爱情并非单纯的“帝妃爱情”,在作者笔下显得更为丰满且有可信可感之处。
作者在《梧桐雨》中比较同情唐玄宗。
长生殿盟誓与沉香亭畔舞霓裳凸显了明皇对杨妃的独钟,而作品写到杨妃原为寿王妃及其与安禄山的私通,便把亡国之责归于杨、安身上。
作品中的杨贵妃是一个对明皇薄情寡义、私通番将的人物。
作者虽对唐明皇的误国有所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十分轻微的。
如作品虽然写了明皇的沉溺酒色,甚至“朝纲倦整”,但这是出于对杨妃的爱恋。
作品的第四折极写唐明皇在梧桐夜雨中的凄凉,与欢会的对比
中表达了一种美好往日入梦消逝以后的落寞与哀伤,及国破家亡、失去权力和繁华生活的悲凉与痛苦,寄托了兴亡之感。
因此,在唐明皇这一人物身上其实可看出有双重身份:
帝王、平民。
他的社会身份是帝王,但他本质上是一个人。
唐玄宗在《梧桐雨》第四折唱[呆骨朵]“寡人有心待盖一座杨妃庙,争奈无权柄谢位辞朝,则俺这孤辰限难熬,更打着离恨天最高,在生时同衾枕不能勾,死后也同棺椁。
谁承望马嵬坡尘土中,可惜把一朵海棠花零落了。
”由唱词可看出,安史之乱后,马嵬事变发生,唐明皇宁可做一介平民好和杨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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