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医护人员也被打 各国如何应对医患矛盾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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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甚至还会出现致命的恶性事件，2006年9月，萨尔茨堡一家医院的一名值班护士就被患者用刀刺死。

这份新报告使医护矛盾这个全球性的问题再度成为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

报道称，奥地利新研究对8家医院和7个疗养院进行了相关调查。

结果发现，医护人员挨打事件发生最多的地方是心理及精神病医院与相关诊疗和康复机构。

在这些医疗机构，平均每100名病人中，每天发生2.5起医护人员挨打事件，其他医院则为200名病人每天1起。

医护人员挨打原因包括：

病患候诊时间长，诊疗措施导致患者不适引发家属不满，医护人员本人处置或行为不当等。

报告指出，为避免医患矛盾激化，医护工作者和医疗机构应严格遵守职业准则，尽量缩短候诊时间，医疗处置透明化，并满足病人及家属的合理要求。

此外，报告还建议对医护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使他们在遇到问题时采取主动措施避免矛盾激化。

报告显示，目前奥地利医护人员中仅有22%的人在与患者或患者家属发生争端时，会主动避免矛盾激化。

医患矛盾问题突出，并非奥地利一国的问题。

美国：

力求平衡医患利益

医疗疏忽和医疗失误在美国是个严重问题。

据统计，美国每年有4.4万至9.8万名患者死于医疗疏失，近3%的患者是医疗手段不当的受害者。

美国有关部门处理医疗纠纷等医患矛盾时，力求照顾医患双方，努力寻找两者利益的平衡点。

在维护患者利益的同时，也注重保护医生的权益。

美国有11个州规定，只有医疗疏失的责任超过50%，被告才需要进行赔偿，其他州则规定按责赔偿。

美国一些州的执法部门认为，如果对医院和医生的惩罚过重，使其经营成本和风险高到难以忍受，只会使专业人才外流，最终倒霉的可能还是患者。

日本：

建立医患互信关系

为了有效缓解医患矛盾，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医患互信使病人相信诊断并积极配合治疗，使医生增强自信，提高诊治效率。

为了监督医院的服务质量，日本自1995年开始对医疗机构实行评估制度。

评估包括五大指标：

医疗记录是否严格管理；

对患者有没有实行主治医生责任制；

每个病例是否进行了认真研究；

有无医生进修制度；

患者权利是否有明文规定。

每个指标分五个等级。

评估结果上网公布，评估合格发给合格证书。

患者根据评估结果选择优质医疗的同时，又增加了对医生的信赖。

德国新加坡：

庭外调解化矛盾

德国医疗技术发达，医疗水平享有盛誉。

但德国卫生组织公布的统计资料却显示，德国每年的医疗事故总数仍高达10万起，其中1/4事故导致病人死亡。

对于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当事人除了通过法院寻求解决途径外，采用最多的还是庭外解决的方式。

医疗事故发生后，病人或家属一般先与当事医生或院方进行直接接触以确认事实，并协商可能的赔偿问题。

如果协商未果，病人可以向医疗事故调解处求助，该机构专为解决医患纠纷设立，目的是避免医患双方“对簿公堂”或打“马拉松医疗纠纷官司”。

新加坡处理医患矛盾的方式和德国很相似，虽然该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医患关系的立法，但医院对医疗事故、医疗纠纷和病人的投诉比较重视，设有专门的纪律和投诉调查委员会。

新加坡1997年成立医疗纠纷调节中心，鼓励和平化解医患矛盾。

俄罗斯：

法律保护细致周全

俄罗斯处理医疗纠纷一般倾向于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俄罗斯患者权益的法律保障在多部法律中都得到体现，如行政违法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刑法、民事和刑事诉讼法、医学司法鉴定法，另外还有一项贯穿多项法律的原则——维护公民健康。

在俄罗斯，“不良医疗后果”分为三类：

医疗事故，过失和医务人员在疏忽或蓄意的状态下实施的违法行为。

一旦发生不良医疗后果，患者或其亲属可向有关医疗机构的行政管理部门、州一级卫生主管机构、市或地区司法机关，以及为患者提供医疗保险的单位提出索赔要求。

通常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在收到书面索赔要求后，须在30天内作出书面决定。

患者或家属若对结果不满意，则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延伸阅读：

盘点各国全民免费医疗社会发展、民生稳定、医疗保障便成为继粮食保障后的最大问题，于是国民是否能够得到合理的基础医疗保障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指标。

发达欧洲国家如英国、瑞典、瑞士、丹麦等都是全民免费医疗。

美国、日本等国实行医疗保险制度，但是对于退休老人、穷人，则是免费医疗。

俄罗斯，只要是在俄国土地上的人，无论本国人外国人，一概免费医疗。

第三世界国家中，印度、古巴、巴西和智利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保健制度，全民普及基本卫生服务，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国民健康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

英国式全民免费医疗

英国的全民公费医疗体系，即NationalHealthService简称NHS，是1945年正式提出，1948年建立的。

NHS覆盖面非常广泛，集医学科研、食品安全、全民医疗保健、儿童保护以及对老年和残障人群的关怀为一体。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完善和发展，NHS已成为英国福利制度中一项特色工程，是英国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

现有就业人数100万余人，年需资金约500亿英镑，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人年均83英镑，约1600人民币，支持NHS的资金82%由政府财政拨款，12.2%出自国民保险税，其余部分来自社会及慈善机构的捐款和少量的非免费医疗收入。

英国实行医药分离制，除牙科收取少量治疗费外，NHS医院门诊基本上不收费，约85%的处方药免费。

儿童、孕妇、一年期的哺乳妇女、60岁以上的老人、低收入者和欠发达农村地区人群一律享受免费医疗。

在英国，医院分为普通地区级医院和教学科研医院两种，每千人拥有8名医生和约10张病床。

地区医院又以基本护理机构（PrimaryCareTrust，简称PCT）为主，是NHS的最大组成部分，约占其总预算的75%。

PCT是包括医疗保健和社会关怀在内的综合服务机构，其中有医院、牙科诊所以及视力矫正（配眼睛）、精神和心理健康服务等。

教学医院以紧急救治和重大疑难病医院为主，是基本护理机构的上级医院。

一般常见病患者就医必须先看PCT医生，然后根据病情的需要转到相应的上一级医院治疗。

当然，这项规模庞大的全民福利计划——NHS的发展过程并不一帆风顺。

不妨从时间上看其发展“航道”，成立之初的10余年里，由于政府面临战后恢复期，为了解决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NHS对部分医疗实行低收费制度。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逐渐减少收费项目并出台了建立区级综合医院的10年计划。

随后又在全国各地建立大量医疗康复中心。

到80年代，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尽管政府对NHS投入加大，医务人员增多，但医院管理及工作效率仍难满足社会需要。

政府不得不于90年代初采取重大改革措施，放松对卫生部门的控制。

1997年，工党上台后提出要使NHS成为“新世纪的典范”并于1998年初提出新的改革方案，建立快速就诊中心和开通24小时免费健康咨询热线，规定到2003年，85%的急诊部门必须实现4小时内收治率不得低于90%的目标。

1999年，政府又提出精神卫生标准，对先天或后天耳聋儿童提供早期精神和心理辅导以及智力和语言开发项目。

2001年，卫生部提出老年人健康问题计划，为癌症、冠心病、糖尿病等患者制定服务标准。

2002年，政府在各地区创立了“战略医疗保健责权机构”，由内政大臣直接监管，主要监督NHS执行情况，其主要职责是：

（1）负责发展所在地区的医疗保健服务计划：

（2）负责评估本地区医疗保健机构是否达到高水平和良性运转标准;

（3）负责增强本地医疗保健机构的服务能力，使之提供更广泛的服务;

（4）监督各地医疗保健机构是否将诸如改进癌症治疗等国家优先计划落实到实处。

2003年11月，议会通过颇具争议的“基础医院法案”，从而使NHS医院进入新的实质性改革阶段。

根据该法案，对基础医院的管理监督权下放到由选举产生的各社区代表委员会，基础医院可向私营者融资、保留公积金、出售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投资、借贷以及高薪引进优秀医护人员。

法案还规定只有服务质量达到三星级以上的NHS医院才有资格申请基础医院。

目前，全英共有25所NHS基础医院，另有10所在批准组建中。

卫生部宣布，政府对那些尚未进入基础医院行列的普通医院将给予财政援助，以期在5年内全部达标。

就如硬币具有两面一样，NHS也面临具体的问题，其一，病人看病等待时间太长。

尤其是外科手术，一般情况下，病人从预约到手术时间要等6-12个月，不少患者为了及时得到治疗选择私立医院，近13%的公民购买个人医疗保险。

其二，非正常开支过高。

近年来，向NHS提出各类医疗事故索赔的案件不断增加，2003年理赔金额高达40多亿英镑，且以12.5%的速度增加。

另外，由于各种意外事故英国每年约有25000余名0-14岁儿童死伤，NHS每年为此付出20亿英镑治疗费。

第三，基础医院改革方向问题受到质疑，人们担心“基础医院法案”会使存在半个多世纪的NHS制度缩水甚至最终私化。

加拿大式全民免费医疗

加拿大的全民免费医疗保健体制，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体制之一。

加入医疗保险后的公民和永久居民持“健康卡”，即一张带有照片的医疗磁卡，看病、诊疗、化验、透视、手术、住院都可享受免费服务。

加拿大联邦政府1984年颁布了“加拿大卫生法案”，首次从法律上对医疗保健制度的内容、功能以及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和权利，作出了明确的定义。

法案规定，联邦政府主要负责医疗保健的立法、政策制订和监督以及提供宏观性指导，而医疗保健的日常服务则由各省、区自行负责，费用则由联邦和各省、区分担，联邦政府每年从国家税收中直接向各省、区划拨部分经费，主要用于医院基本支出。

法案制订了加拿大全民医疗五大指导性原则。

除全民享有、方便享有之外，还包括服务广泛的原则，即涵盖常规医疗服务、急救、公共卫生、怀孕、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染病、精神疾病、死亡等;

不分界域的原则，即健康卡可在加拿大全国使用;

公家管理，即联邦政府负责拨款，监督各地方的服务，务求维持全国有统一的标准。

无论哪一个省、区，若违反以上五项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都将受到联邦政府削减拨款的惩罚。

在受保范围、受保人资格和手续等方面，加拿大各省、区医疗保险的范围略有差异。

在有些省、区加入医疗健康计划完全免费，有些则要交一定的保费，费用多少视申请人家庭的经济情况而定，经济困难的可申请保费补助。

尽管具体规定略有差别，各省、区医疗保健制度保障每个公民都能享受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包括看医生、住院、化验检查等服务。

不受保的项目包括单人房或双人房等高于普通病房的医院服务费、电话费、私人护理费、出院时带回家的处方药物、整容外科、针灸、心理试验、非正统的医疗服务以及牙科服务等。

但是，这一足以令加拿大人自豪的体制，近年来遭遇了严峻的挑战。

不过，放大来看，这也是其他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候医时间太长。

所谓候医时间，就是在看完家庭医生到接受专科医生治疗之间的等待时间。

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200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加拿大人全国平均候医时间为18.3周，做CT、B超等检查的全国平均等候时间为4.8周。

今年初，美国就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展开全社会大讨论时，反对者曾以一位深受候医时间太长之害的加拿大老太太的亲身经历，拍了一个广告短片，强调“千万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