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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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25)斯密从效用和购买力两个角度来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指出,当价值用来表示某个物品对于使用他的人的效用时,价值可称之为使用价值,换言之,使用价值表现为商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从事某种活动的需要。
而从购买力的角度来看,商品的价值则是当人们拥有某种商品时,可以利用手中拥有的该种商品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能力,商品的价值在此时表现为交换价值。
斯密同时还注意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
有的东西本身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但却没有人愿意拿别的东西与之交换,或者这种东西由于一些原因无法与别的东西相交换,这样的东西只具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交换价值。
而对于另一些东西来说,看上去似乎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多少使用价值,甚至没有任何的使用价值,但这些东西却可以与很多别的东西相交换,有时还需要用大量的别的物品才能换取,这样的东西虽然没有使用价值或者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使用,却在购买力方面显示出其巨大的价值。
斯密通过水和金刚钻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
他指出,水可以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物品,人的生存和工业生产都少不了水资源,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用别的物品去和他人交换水;
反观金刚钻,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得很少,甚至很多地方根本用不到,它却具有很大的交换价值,人们愿意付出大量的其他物品与之相交换。
斯密在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的过程中,看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认为交换价值并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这是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贡献,他克服了以往经济学家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的缺陷。
但斯密本人对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理解仍然存在重大缺陷。
斯密在探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时候,不是从商品的二重性出发,而是对以往经济学家提出的概念进行整合,对价值一词作出两种不同的解释。
斯密认为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一定具有交换价值,这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关键在于,斯密在提出这一论断时潜在地将商品和一般的劳动产品以及自然物等同起来,忽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背后的因素。
而斯密提出的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也可能具有交换价值的论断,则彻底暴露了他在理解商品性质方面的理论缺陷。
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以其使用价值作为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不能成为商品,也不会有人愿意拿别的物品去交换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
斯密在提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时,更多地只是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而没有理解它们之间是如何统一的。
当然,斯密在这一包含缺陷的见解中还是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新视角,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为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物化的劳动价值论。
斯密在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发展了劳动价值论。
配第曾经指出:
“一百个农民所能做的工作,如果由二百农民来做的话,谷物就会涨价一倍。
”[2](P95)斯密继承了配第的观点,并且明确提出:
“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1](P26)斯密的这一论断肯定了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并且相对于配第的观点有了很大程度的飞跃。
配第虽然也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但他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只存在于金银开采活动之中,其他领域的劳动未必能够直接创造价值。
斯密则不同,他将劳动对价值的创造作用扩展到一切生产领域,认为一切生产领域的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否定了配第的只有开采金银劳动创造价值以及以往重农学派的农业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
斯密认为,社会分工导致每个人通常只生产一种或某几种产品,所生产的产品无法完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如果一个人要想得到其他的生活用品,就必须同从事其他劳动的人相交换。
每个人为自己生存而劳动的同时其实也是为他人劳动,人与人之间商品交换的背后实际上是劳动量的交换,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取决于使用价值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人们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才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
虽然斯密后来在解释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陷入了混乱,但马克思还是对斯密在劳动价值论方面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在斯密看来,创造价值的不是某些生产部门特殊的劳动,而是“一般社会劳动”[3](P64)。
李嘉图后来在对斯密的批判过程中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购买的劳动,而是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属于“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4](P1)。
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等人,他们在论述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时,都是主要从物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劳动,将劳动仅仅看成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劳动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里只是作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一种手段,“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5](P91)。
劳动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恰恰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忽视的问题,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劳动过程不是一个人实现自身和谐的过程,反而是一个如亚当•斯密所说的通过牺牲自身的自由、幸福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的过程。
按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人在劳动过程中是工具,把他人当作实现商品交换的手段和工具,也把自己贬低为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工具,用来实现他人的目的。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目的,没有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现存的生产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只是从社会表象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而没有很好地关注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劳动对人的发展的重大意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缺乏对人性的关怀,将人的个性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去,并把被抽去的应当属于人的东西“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6](P342)。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虽然马克思晚年较少使用“异化”一词,但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化现象尤其是异化劳动的批判始终贯穿于他的著作之中。
马克思借鉴费尔巴哈关于宗教异化的理论观点,比如主客体之间强烈的对抗性质、否定性评价等等,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中的异化现象,发展出异化劳动理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马克思在阐述异化劳动现象的过程中对社会背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封建土地主逐渐被资本家消灭,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最终是两大阶级的对立,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马克思指出,地产原本都是归封建土地主所有,是属于一种相对不动的、稳定的财产,封建土地主通过农奴在土地上劳动或者将土地出租给有实力来耕作的人以赚取收益。
然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原先的这种运作模式正在逐渐消失,地产也变得可以流通和交易,私有财产的运动方式让土地也进入竞争的市场,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
在土地成为商品之前,封建土地主对待自己土地的态度绝不像对待资本和商品那样简单,而是包含着特殊的感情成分。
“土地仿佛是它的领主的无机的身体。
”[6](P261)这些土地给封建土地主们带来的统治力量完全超出了经济方面,它是对被统治者全面有效的统治,这样一种形势使得当时的封建土地主对属于自己的土地的热爱完全不止于对资本的狂热,封建土地主甚至可以像热爱祖国一样对自己的土地抱有强烈而深厚的感情。
然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商品经济和私有财产运动的不断发展,使土地这种最原始的私有财产也卷入竞争而成为商品。
土地之前所能给予它的所有者的一切荣誉、称号和光辉的家族史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所有者不再是依靠以往的统治方式来获利,比如让农奴在人身方面依附于自己、或者让领土范围内的人向自己进贡。
政治色彩正在逐渐地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单纯的资本统治和金钱的利益。
原先的封建土地主并不要求利用自己的土地来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只要有归其统治的农奴或者农场主替其劳动,从这片土地上创造出物质财富供其消费即可。
现在地产的所有者和他所拥有的地产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浪漫主义的情怀,地产所有者所想的,只是自己的地产如何能够为他赚取最大数量的金钱,连结地产所有者和地产的中介,是人的钱袋而不是以往的政治因素。
所有者对劳动者的统治褪去以往的政治色彩,变成单一的、资本的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也体现为经济方面的联系。
所有者对自己所拥有的地产也不再像自然经济时代那样抱有深厚的感情,地产已经无法像自然经济时代能够赋予它的所有者权势、荣誉和爵位,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的地产不会再被所有者当成自己的小王国,地产的功能已经被降低到物质财富的层面,成为所有者为自己牟取各种经济利益的工具。
“稳定的垄断必然变成动荡的、不稳定的垄断”[6](P262),所有者对劳动者成果的直接剥夺也演变成利用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进行交易。
土地成为商品不仅表现为地产以资本的形式对劳动者进行统治和剥削,也使得所有者因为地产这一资本的买卖和交易引起财富方面的变化,没有生命的资本实现了对活生生的人完全的统治。
土地一旦成为商品之后便进入市场竞争的领域,时刻经受着商品经济和资本竞争规律的支配。
地产所有者要求自己所拥有的地产能够给他们带来尽可能多的利润,地产的交易成为了社会上一种常见的现象。
地产不再像自然经济时代那样通过一些法律和制度长期、稳定地为少数人所有,地产的分割和买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人们手中的地产有时增加、有时减少,地产不断从一些人的名下转入另一些人的名下,地产的垄断格局不断遭到破坏。
“直接的结果就是地产分散到许多人手中,并且无论如何要服从于工业资本的权力。
”[6](P264)没有工业资本,土地就得不到开发和利用,就成为没有价值的东西。
马克思总结道:
“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
”[6](P287)土地或者说地产这种不动的、缺乏活力和创造性的不完全的资本,必然会成为现代工业资本的附庸,在现代工业资本的带动下,土地才能够逐步成为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为它的所有者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
随着土地从一种狭隘的私有财产、不完全的资本形态向完全意义上的资本的转变,土地所有者也逐渐蜕变成现代商业资本家,资本家将取代土地所有者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统治阶级。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就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劳动的现实化变成非现实化
两大阶级的形成和对立,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得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劳动出现异化。
马克思借鉴费尔巴哈有关宗教异化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的表现。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是劳动的主体,产品由工人的劳动来生产创造,但是,工人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并不归他们自己所有,而是被资本家占有。
资本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取得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工人替资本家劳动、创造产品之后,资本家只支付给工人微薄的工资来维持工人的生命活动,以便工人继续接受资本家的剥削,为其创造更多的利润。
正如洛克所说的那样,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把一个人的劳动的报酬转移到另一个人的口袋中去”[7](P33)。
因此,工人劳动对象化的结果,也就是劳动产品,并不是工人所能够控制的,是存在于工人之外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是异于工人自身的。
工人劳动创造的财富越多,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越大、种类越丰富,他自己反而越是成为贫穷的人。
正如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到的那样,被统治阶级的劳动往往“徒然为奢侈荒淫的生活提供享受”[8](P58)。
工人不占有劳动产品,却不断地在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工人所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创造价值的劳动力始终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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