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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社会劳动者劳动哲学
一、晚近以来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恒绕人生而论
西学东渐100多年以来,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中国哲学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探讨的步伐。
特别是薪火相传、学贯中西的老一辈学术思想大家均从哲学研究的对象、主题、任务和功用等视线就哲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发表过许多充满智慧光芒和思想妙悟的独到见解。
洞察哲学研究的先哲们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等多个向度对哲学是什么问题的异样思索与多样回答,不难发现,其殊途同归的集结点是哲学视域中的人。
细数起来,身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先生在论及欧洲哲学的弊端时认为:
“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互相起伏。
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主情,主意。
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
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
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
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
”有鉴于此,梁启超先生认为哲学研究的不同向度均应统一于研究和反思人生这一基本点之上。
潘光旦先生在论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时也特别谈到:
“社会科学并没有拿人做对象,它的对象是半神秘的社会,俨然成为一种新的本体的社会,以及人所自造与留存下来而侈称为制度文明的种种赘疣。
社会科学的错误不在慢而在认错了对象。
……肯定了一个假东西,却否定了一个真东西。
否定了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完整性、有机性与自动性。
”由此显见,潘光旦先生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囿于研究由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衍生出来的对象化物质世界是偏颇的。
对此,汤一介先生的论述更为直白,他说:
“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内在超越性和实践性。
而西方哲学的主流多有一个外在于人的世界。
”
接续汤一介先生对中西方哲学的比较性认识,梁漱溟先生在谈及西洋人生哲学存在的问题时,曾发表过这样的论述:
“西洋哲学是偏于向外的,对于自然的。
对于静体的一面特别发达,这个结果就是略于人事;
所以在他人生哲学好像不是哲学的正题所在,而所有其人生哲学又自古迄今似乎都成一种特别派头。
什么派头?
一言以蔽之,就是尚理智:
或主功利,便须理智计算,或主知识,便须理智经营;
或主绝对又是严重的理性。
”由此易见,西方哲学主智,长于对象化世界的研究,但其哲学研究的进路却偏安其中,未能回归认识的主体——人本身。
事实上,晚近以来,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大家从不同维度均对哲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进行了值得后人钦佩的思考与论证。
综合各家各派的智慧精要,笔者认为,哲学研究的致思远识可集中概括为真、善、美辩证统一于人;
智、情、意辩证统一于人;
无机存在、有机存在与社会存在辩证统一于人;
主体、客体及环境辩证统一于人。
笔者的观点在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贺麟先生、张岱年先生和冯友兰先生的思想中均得以印证。
择要展述,熊十力先生认为西方人所求底是知识,而东方人把学问当做修养,这是一个很可注意的异点。
进一步地,他认为,修养元不必屏除知识,知识亦并不离开修养。
中西学问底不同,只是一方在知识上偏著重一点,就成功了科学,一方在修养上偏著重一点,就成功了哲学。
由此可见,熊十力先生的潜台词一是西方人重视科学素养,中国人重视人文修养;
二是科学素养与人文修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三是哲学研究关乎人本身,是内在于人的学问。
进而观之,金岳霖先生特别强调哲学以通为目标,笔者认为这是极有价值的思想精华。
具体说来,金岳霖先生早在1944年发表的《哲学与生活》中就强调指出,“值得注意的事实不是认识论主宰了哲学,而是整个哲学领域都是为了理解或者是为了追求知识而构建起来的。
……无可否认的是,从进行理解和获得知识出发而建构起来的哲学已经取得了稳固的进步。
……然而确实有些东西无可挽回地丧失了。
为了知识而建构起来的哲学甚至成为可以在八小时以内从事的职业,某些人据此把生活的某一侧面哲学化了,但是这一侧面依然是与一般生活分离着的。
哲学家与人的有机联系似乎已经消失了。
人们得到这种印象,成堆的哲学教授中,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
”与此同时,贺麟先生也有关于哲学研究心物各有其用,一体两面,合于人之精神的论说。
贺麟认为:
“严格讲来,心与物是不可分的整体。
为方便计,分开来说,则灵明能思者为心,延扩有形者为物。
据此界说,则心物永远平行而为实体之两面:
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
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具,精神之表现也。
”诚如二位先生所言,标准化的社会分工体系通过制度安排束缚并阻碍了文史哲及社会科学贯通综集研究的自由,破坏了哲学研究的通与道。
不仅如此,这一点亦是造成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难产大家的要因。
循此逻辑,笔者认为张岱年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对哲学研究发表的看法更为深入,对后继研究者颇有启发。
张岱年先生在《我的哲学观》中指出:
“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因而难以达到确定的结论。
……不可能要求每个思想家进行同样的思考,也就不可能达到一致的结论了。
所以哲学有派别之分。
……哲学是人生立身处世所必须具有的有理信念之学。
”与此同时,冯友兰先生在论说哲学及人生哲学时这样谈到:
“哲学之目的,既在确定理想人生,以为吾人在宇宙间应取之模型及标准,则对于宇宙间一切事物以及人生一切问题,当然皆须作甚深的研究。
严格的说,吾人若不知宇宙及人在其中之地位究竟‘是’如何,吾人实不能断定人究竟‘应该’如何。
所以凡哲学系统至少必有其宇宙论及人生论。
哲学固须综合科学以研究宇宙之全体,然其所以如此者,固自有目的,非徒为‘科学大纲’而已。
”
进一步地,冯友兰先生指出:
“人生哲学即哲学中之人生论,犹所谓自然哲学,乃哲学中之宇宙论也。
伦理学乃人生哲学之一部,犹物理学乃所谓自然哲学之一部也。
哲学以其知识论之墙垣,宇宙论之树木,生其人生论之果实;
讲人生哲学者即直取其果实。
哲学以其论理学之筋骨,自然哲学之血肉,养其人生论之灵魂;
讲人生哲学者即直取其灵魂。
”冯友兰先生一语道破《劳动哲学》的研究价值与理论魅力——以对劳动者个体与总体生存发展的系统哲思直取哲学研究的灵魂。
具而言之,刘永佶教授在其新著《劳动哲学》的导论《哲学的时代性与时代的哲学》中接续晚近以来中国哲学界对于哲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的思索,针对哲学及其基本问题做了全新阐述: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要规定人的生存和发展中的矛盾,并探讨人的生存发展与物质条件的关系。
这个基本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即对各时代矛盾的集中概括,由此形成时代的哲学。
”不仅如此,刘永佶教授还运用系统抽象思维和矛盾分析法,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深刻回答了哲学是什么的“元问题”。
他认为:
“哲学是对总体性的关于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学说、理论的集中概括,也可以是关于存在和发展的最抽象的学论、理论。
”顺此思路,刘永佶教授进而认为:
“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演进过程。
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多种矛盾,这些矛盾看似杂乱纷繁,实则有其内在联系,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矛盾系统。
”由此足见,刘永佶教授把西学东渐100余年以来哲学大家关于哲学中心问题——关乎人生问题的讨论从个体人的层面推进至社会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抽象,从而较先贤更进一步,将哲学研究提升到全新的理论高度。
择要述之,《劳动哲学》的创立审慎地批判了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误读,纠正了受苏联影响的中国哲学教科书对于哲学基本命题是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片面认识,从而恢复了哲学研究的本来面目;
在此基础上,刘永佶教授以社会的主体——劳动者生存发展所必须面对的社会矛盾作为哲学研究的应有要义,以超凡脱俗的理论品格直击哲学研究之灵魂。
二、劳动哲学的创立恢复了哲学研究的本来面目
理论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先导,而创新来自理论与实践之差。
概念体系的差别、逻辑起点的多元和研究范式的异样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现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袁贵仁教授认为:
“哲学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自我认识的历史。
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人的不同认识,留下了不同的哲学形态。
”纵观刘永佶学术思想体系,不难发现,其《劳动哲学》创新的基础是主体辩证法与劳动历史观两大核心哲学新概念的规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近出版的《劳动哲学》中,刘永佶教授将自己早先提出的主体辩证法概念进一步明确规定为实践辩证法,从而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轴心——实践生成论;
与此同时,刘永佶教授将自己早先提出的劳动历史观概念进一步抽象概括为劳动社会观,从而强调了哲学研究的对象——人与众(社会)的主体地位。
反而论之,实践辩证法和劳动社会观这两个全新概念的规定涉及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即对旧概念的批判——关于唯物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
展开来说,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念,它的形成和发展,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统治、反上帝主义斗争的集中体现,批判和否定上帝主义与反封建统治的斗争是统一的。
“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原则和理论无非是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
”由此透见,唯物主义在17、18世纪英法两国反封建、反上帝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基本的、主导的作用,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后理应退出历史舞台,转化为现代哲学的历史前提和逻辑起点。
事实上,马克思早已在批判唯物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辩证法的主体。
展开而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将存在的主体规定为人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明确了辩证法的主体是实践的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自己的观点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
进一步地,马克思明确指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
”由此晰见,在马克思的研究视域中,辩证法发展的根据,是人的实践,是人的实践过程所遇到的存在与意识的矛盾。
接续此理,刘永佶教授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以物质为主体对辩证法的论述,是比黑格尔还落后的观念,是将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主体和灵魂抽去后所剩的僵尸切割后涂上“马克思主义”色彩,进而将18世纪唯物主义的物质、自然概念作为主体,硬把二者拼接而成的。
它是不合逻辑,也违背历史发展的。
只能用来禁锢人们的思想,阻抑社会的变革。
至此,刘永佶教授完成了对唯物主义旧概念的批判,为创立前述两个新概念奠定了必要基础。
循此思路,刘永佶教授在认真思考存在与思维关系问题的基础上,以实践辩证法的全新概念明确了存在与思维的主体是实践的人,从而解决了诸多哲学家在探讨哲学基本问题时既脱离不开主体性,又都忽略主体性的矛盾,使人类的哲学观念因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需要强调的是,实践辩证法在明确主体——实践的劳动者(人)之基础上,从主体出发论证存在和思维关系的时候,并不排斥世界是物质的,人也是物质的这一对现代人而言的基本常识,而是在此常识的基础上去谈人的主体性。
总之,明确了哲学的主体是人不是物,哲学的研究主题也就诚如刘永佶教授所言要探讨人的本质,人性以及人生存发展的规律,而不是把人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自然规律”来规定人。
实际上,人的实践改造和创造着对象世界,同时也改造人自身,即人性升华。
进一步地,劳动主义社会观从其基本观念出发,运用实践辩证法,将主体确定为劳动者。
劳动者是劳动的主体,是生产力的主体,也应当是社会的主体。
更进一步,从劳动者主体出发,人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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