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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把事物的形象呈现(makingpresent)在心灵上,二是以某物代表(standingfor)不在场的事物。
雷蒙威廉斯认为,早在十四世纪,Represent刚出现在英文中就有了这两种基本意涵。
这两种意涵有着很大的重叠,因为“呈现在心灵上”的并非事物本身,而往往是事物的形象,是一个意象(image)、一个符号、象征(symbol),也就是不在场的事物的“代表”。
雷蒙威廉斯进一步指出,这两种基本意涵后来逐渐分离开来,在政治学与诗学、美学领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
就政治学领域而言,主要突出了“代表”的意思,而在诗学与美学领域,“呈现在心灵上”的意思得到了发展,随着19世纪现实主义观念的兴起,Representation形成了一个专门意涵:
“精准的再现”(accuraterepresentation)。
不管是“把事物的形象呈现在心灵上”,还是“以某物代表不在场的事物”,或是“精准的再现”,这些意涵都暗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表征是对先在事物的模仿、反映,被表征者是表征意义的本源,是衡量表征的尺度,人类表征行为的意义就在于以符号系统再现社会生活。
斯图亚特霍尔把这种思想观念称为“反映论”的表征理论。
“反映论”的表征理论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模仿说。
就语义而言,表征(represent)与模仿(mimesis)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③,但是,二者并非全无关联。
正如《钱伯斯20世纪词典》所说,表征往往是“通过模仿来展示、描画、扮演、显明一种形象”,它被要求“与某某相符,在某些方面相当或类似”,由此可见,表征的常用意涵中其实暗含着模仿的意思。
模仿说在古希腊是广为流传的一种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认为,人类的技艺来自于对自然世界的模仿。
柏拉图认为,模仿与创造、制造不同,创造者创造了事物的本质,制造者制造了实在的事物,而摹仿者仅是对事物影像的模仿,与事物的本质隔着两层。
④柏拉图模仿论中的彼岸世界思想往往为现代人所不满,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即模仿是否包含真知,是否具有真理性,却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的彼岸世界思想,不再把哲学、政治、道德作为衡量模仿的价值尺度,而是明确提出模仿有其自身价值,认为模仿使艺术世界区别于现实生活,他说,“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
”⑤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模仿的对象有三种情形:
“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物、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
”⑥这也就是说,模仿的对象既可以是具体实在的事物,比如桌子、椅子、房子等,也可以是看不见的抽象的事物,如战争、死亡、友谊、爱情等,还可以是纯粹虚构出来的事物,比如天堂、地域、上帝、魔鬼、美人鱼等。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包含了想像与表现等观念。
不管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语言是重要的模仿媒介,并且倾向于认为语言对现实的模仿是直接的,其意义是透明的、通约的,亚里士多德以前提出,“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由符号直接表达的心境,在所有人那里都是相同的。
同样,我们的心境所反映的那些事物在所有人那里也是相同的。
”⑦其实,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往往不是直接对应的,语言符号具有多义性。
由此可见,以模仿观念来理解表征,在理论上存有着一定缺陷。
为了说明模仿的虚幻性本质,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如果你拿上一面镜子到处照……你能很快地造出太阳和天空中的一切,也能很快地造出大地和你自己,以及其他动物、用具、植物和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切。
”
⑧柏拉图认为,模仿就像照镜子一样,其结果与实存的事物不同,仅仅虚幻的影子。
柏拉图对模仿之虚幻性的认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这个镜子的比喻却经常被人们在另一种意义上用来说明艺术的本质。
比如,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提出,“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永远把它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摄进来,前面摆着多少事物,就摄取多少形象”。
⑨在达芬奇看来,镜中的形象不再是虚幻的影子,而是事物的客观再现。
达芬奇的“镜子说”有着长远的影响,“直到18世纪中叶,一些有影响的批评家仍以镜子的本质来阐释模仿的概念”⑩,强调模仿的准则是客观、精确的再现世界。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诗学上的“表现论”给历史悠久的模仿说带来了强大的冲击。
华兹华斯提出,“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瑏瑡炁低呃斯说,“诗所表现的是精神,是内心世界的总体。
在“表现论”者看来,表征不是为了再现社会生活,而是为了吐露内心世界、交流情感;
表征的意义不是取决于被表征的世界,而是来自于表征主体自身。
这似乎与模仿论是完全针锋相对的,其实,“表现论”也是一种反映论瑏瑣灒如果说模仿论强调对外在世界的反映,那么,表现论则强调对内在的精神世界的反映。
不管是模仿说,还是“表现论”,都存有一个问题,即没有把表征问题放置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来认识。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有,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有决定人们的意识。
”瑏瑤炈谓人的“社会存有”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阶级关系,它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而决定了人们表征什么,以及如何表征。
也就是说,表征首先具有意识形态性质。
以马克思的社会存有与社会意识关系理论及其意识形态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在19世纪末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一方面强调表征是通过语言符号反映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则强调,语言符号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具有阶级倾向性。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深化了“反映论”的表征理论,它使“反映论”的表征理论由哲学上的认识论转向政治学上的实践论,为表征理论成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的批评理论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在20世纪的诸种文化批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表征理论始终是一种强有力的声音。
尤其是面对后工业社会中种种新的文化现象,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表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很多令人警醒的观念。
综上所述,“反映论”的表征理论有三个要点:
一是主体与客体是二分的,主体可以在客体之外客观地认识客体;
二是现实世界是客观存有的事实,心灵可以像镜子一样再现世界;
三是语言符号就是对事物的命名,事物的秩序足以保证语言符号的意义。
20世纪以来,这些认识论上的假定不再是毋庸置疑的公理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质疑。
首先,现实世界不再被简单地视作一个给定的事实,而是被看作由人们的表征以及人们对表征的解释所建构出来的,因此,语言符号与现实之间与其说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不如说是“互文”的关系;
其次,主体被认为是处于种种关系的结构之中,结构决定了主体,传统意义上的主体,即能够自主地认识、行动,并对自己的行动负责的主体已经死去了;
再次,语言符号体系被看作是一个文本,它的意义既不来自于世界,也不来自于作者,而是由文本结构内在的差异关系所产生。
在反映论途径中,意义被看成是置于现实世界的客体、人、观念或事件中的,语言如同一面镜子那样起作用,反映真实的意义,就像意义已经存有于世了。
无疑,在表征及语言的模仿论中也存有一个无疑是明显的真理。
视觉符号却是承担了与它们所表征的客体的外表和质感的一些关系。
而另一种表征途径认为人们通过语言把意义强加于世界的人,这一观点也有某些切中要害的地方,但是这也有明显的缺陷,语言绝无可能成为完全私人的游戏,我们必须进入语言的规则、信码和惯例中,以使之被理解。
当我们认识到语言的公共的、社会的特性之后,就会发现,物自身和语言的个别使用者均不能确定语言的意义,事物并没有意义,我们构成了意义,使用的是表征系统,即各种概念和符号。
语言和现实世界之间,不存有简单的反映、模仿或一一对应的关系。
意义是被表征的实践和“运作”产生出来的,它是经由意义的生产而得以构建,它依赖于两个不同却相关的表征系统。
而这一途径就会把生活的符号领域带入社会生活本身的真正中心,即符号学方法。
总而言之,“反映论”的表征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彻底地动摇了,在新的地基上,人们开始建构新的理论大厦———历史悠久的“反映论”的表征理论开始转向了符号学的表征理论。
二、符号学:
语言建构内在意义
符号学的表征理论的出场与20世纪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
在索绪尔之前,语言学主要研究语音与文字的演变,并寻求其历史变化的原因,而索绪尔则提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的言语,而是语言系统,其主要的研究方法也不是历史学的方法,而是共时结构的方法。
他首先区分了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这两个概念,所谓言语是指个人的说话,而语言则是个人说话所遵循的规则,这个规则不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产物,它是先验的,“个人既不能自己创造它,也不能自己改变它;
它根本上是一种集体的契约,假如一个人想要表达的话,它就必须遵守它的全部规则。
”瑏灛徢分语言与言语这两个概念对于表征理论有着重要意义,这意味着表征行为并非完全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个人意图与语言代码相结合的过程,具体的表征行为总是要制约于先在的语言符号系统,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能使用给定的语言代码进行表征。
索绪尔还提出了能指与所指两个概念,这对表征理论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组成,能指是指语言符号的声音系统,所指是指语言符号所对应的事物的概念,比如英语中bed这个单词,它的语音是其能指,而“床”的意思就是其所指;
一方面,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是不可分割的,另一方面,二者又并非必然相互联系,而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床”的意思在汉语、英语、阿拉伯语中发音就明显不同。
索绪尔对能指与所指的区分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即语言符号并非是事物的命名,它并不反映事物,其所指也并非指向事物,而是指向关于事物的观念,也就是说,语言符号永远是不及物的。
人类的文学、历史、哲学,乃至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都以语言的使用作为基础,人们本以为语言是认识世界、获取真理的媒介,索绪尔对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打破了这个神话,他使人们认识到,人们只能生活在自己创造的语言中,所谓真理也不过是语言的转义或隐喻,用德里达的话说,“文本之外空无一物”瑏瑦灐R虼耍表征既非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不是主观愿望的表达,而是先验的语言符号系统生产意义的过程与结果。
语言符号系统是如何生产意义的呢?
在索绪尔看来,意义既不是来自于主体的意愿,也不是来自于事物的秩序,而是取决于语言符号系统内部的差异关系。
比如,红(red)与床(bed)的意思之所以不同,仅仅因为在语言系统内red与bed的语音有着清晰的差异,因此,它们能够分别指称不同的思想观念;
red之所以意指“红色”,bed之所以意指“床”,完全是约定俗成的,或者说是社会历史与文化造成的,它们之间并不存有什么必然的、本质性的联系。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视作一个自足的“文本”,把语言符号的意义从社会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将其限制在封闭的“文本”之内,这一方面在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之间划清了界限,使人们认识到语言符号并不是现实世界的自不过然的表征,其意义也不是永恒的、客观的,这为人们更为深刻地理解表征的本质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索绪尔的表征理论也因此丧失了对具体历史文化进行观照与批评的效用。
如何在符号学的立场上将表征与具体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这是符号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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