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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又为何要对曹操这一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塑造?
这是笔者试图廓清的问题。
加之上世纪50年代末,郭沫若与翦伯赞更是发表多篇文章,欲“为曹操翻案”。
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三国志》、《世说新语》、《三国演义》这三部作品来对于曹操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比较,原因在于这三部作品分别代表了我国历史的三个不同阶段,可以说对于研究曹操形象的转变及其原因有着无法代替的作用。
二、《三国志》:
英雄的诞生
历史上所说的“三国”时期,广义上指的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公元184年至公元280年)这段魏、蜀、吴三国争霸的时期。
这是继春秋战国、楚汉相争之后的又一个分裂乱世,同时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曹操就是在这个群雄蜂起的乱世中所涌现出的最杰出的英雄之一。
西晋史学家陈寿在司马迁著《史记》、班固作《汉书》之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三部纪传体史书《三国志》,详细记载了从东汉末年到三国归晋这段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陈寿在著述的过程中,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史料、传闻,依旧能够客观地叙写历史,其对于三国历史人物的描绘与评价真正做到了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的“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因此,《三国志》中的曹操在陈寿的笔下是较为客观、真实的历史人物再现,是一个时代造就的政治家,是一个富有文韬武略的军事家,也是一个成功的统治者。
(一)“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前文已经说到《三国志》作者陈寿是以一种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来完成这样一部史学作品的,那就先看看其对于曹操的评价: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
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陈寿用“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八个字来描绘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形象,诚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曹操是三国时期“最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表达这种意思的话,无疑就是:
英雄。
三国时期刘邵所著的《人物志》是我国一部辨析、评论人物才性的专著,具体呈现魏晋时期人物品鉴理论,为魏晋玄学中的才性之学奠定基础。
其中是这样定义“英雄”这一概念的: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
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
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
胆力过人,谓之雄。
此其大体之别名也。
历史上的曹操则用另外一种方式完美地向世人阐释了“英雄”的概念。
首先,非凡的历史贡献。
通过《三国志》,我们可以看出曹操一生的政治军事生涯就是在东汉末年外戚干政、宦官专权、政治纲常混乱不堪的黑暗历史环境中开始的。
从汉末兴兵讨伐黄巾起义到公元220年病逝洛阳,曹操讨董卓、破袁术、征陶谦、战吕布、胜袁绍等等,尽管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统一全国,但是他平复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豪族混战局面,并且从中国的西北边疆排除了游牧民族的威胁,保卫了黄河平原的城市和农村,恢复了黄河南北的封建秩序,替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
其次,卓越的政治才能。
曹操总是能够在纷乱的局势面前,以敏锐的政治家的眼光正确地洞察和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三国志》记载,“……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
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
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
”曹操正确地分析了天下大势,董卓残暴不仁,根本无法获得人心,失败是必然的结局,于是选择了隐姓埋名,回到陈留起义兵,反抗董卓。
即便是历来饱受非议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有利于维护统一和稳定的。
曹操在其统治时期还体现了对于百姓生存问题的关心。
这点我们通过曹操的诗歌就能发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行》)更能体现出曹操关心百姓的一点是,他并没有把这种“念之断人肠”的痛切心情停留在文学作品和颁布政令上面,而是“……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有效地解决了粮食供给问题,使民生状况得到缓解。
再者,“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
曹操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他拥有一支庞大而且高质量的人才队伍。
他善于发现人才,也懂得如何笼络人才,任用人才。
其用人政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唯才是举”,他说: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
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用姜子牙和陈平的典故来说明他所要的只有“才”,而不是“廉士”,一方面体现出了曹操意图统一全国的野心,更重要的是突出了他对于人才的追求。
曹操不仅能够以博大的胸襟广揽人才,而且非常礼敬人才,能够听取这些贤士大夫的建议和劝谏。
当荀彧离开袁绍投奔曹操的时候,曹操称其为“吾之子房也”。
后荀彧又荐郭嘉于曹操,“太祖曰:
‘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嘉出,亦喜曰:
‘真吾主也。
’”又如许褚,“太祖见而壮之曰:
‘此吾樊哙也。
’”曹操对于人才的赏识、关爱、尊重与信任使他们的价值得以充分的体现与发挥,贤士大夫最看重的就是能为明主重用而不致埋没才华。
曹操为他们提供了最佳的显耀光芒的平台,因而得以汇集天下各方的有识之士,为其成就霸业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当然,《三国志》也记载了曹操在征战中的杀戮以及对于一些不合于己者的杀害,我们无需为之粉饰。
曹操是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一员,且身处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其一切行为必然受到政治利益的驱使,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情境,身为政治领袖的曹操必然要做出符合其政治利益的选择。
总的来说,用“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来描述历史上的曹操恰如其分。
(二)裴松之对于曹操的“还原”与“改造”
陈寿的《三国志》对于曹操其人的描述相对比较简短,我们无法进一步看到政治事件背后的历史细节。
于是,在其死后一百三十余年,裴松之受宋文帝之诏为《三国志》作注,他采用“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的方法,引录了三国时期以来记载于正史与野史、流传于民间的大量资料,展现了很多具体的历史情形,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曹操的人物形象,对其进行一定的“还原”与“改造”,使曹操的形象在众多资料堆积中得到了多元化的呈现,并且在互相矛盾补充的过程中融合成为一个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
在裴注中,曹操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政治领袖,而是许子将口中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奸雄——这个形象内涵也是从裴松之开始赋予曹操的。
首先,裴注中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继续深入地展现了曹操作为政治家雄才伟略的一面,正所谓“治世之能臣”。
曹操任济南相的时候,陈寿用“奸宄逃窜,郡界肃然”来描述曹操的功绩,而裴松之引用《魏书》:
“长吏受取贪饕,依倚贵势,历前相不见举;
闻太祖至,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
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具体详尽地展现了曹操的治理才能,这点在《三国志》中是无法看到的。
其次,裴注也进一步展现了曹操超凡的军事才能。
如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记载曹操“才武绝人,莫之能害。
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於世。
”在表现曹操熟知兵法,善于用兵的同时,裴注通过一些材料的补充展现其杰出的军事谋略。
《魏书》上记载,曹操在早年与黄巾起义的战斗中,“太祖旧兵少,新兵不习练,举军皆惧。
太祖被甲婴胄,亲巡将士,明劝赏罚,众乃复奋,承间讨击,贼稍折退。
”整部作品中所穿插出现的这种表现曹操卓越军事才能的例子数不胜数,无一不鲜明地突出了他作为以为政治军事领袖所具有的胸襟气度。
在《关羽传》中,裴松之评论道:
“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
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
斯实曹公之休美。
”由此观之,裴注中的不少材料是为展示曹操的“雄”所服务的。
然而,前文提过,裴注除了展现其“雄”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突出了曹操“奸”的一面,而这个“奸”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是善弄权术,善用心机的一面。
其实这点《三国志》在其刚出场时便有了精简的概括: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
之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更是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这一点:
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於嵩。
太祖患之,后逢叔父於路,乃阳败面喎口;
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
“卒中恶风。
”叔父以告嵩。
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
嵩问曰:
“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
”太祖曰:
“初不中风,但失爱於叔父,故见罔耳。
”嵩乃疑焉。
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曹操只是略施小计,不仅摧毁了叔父在父亲面前的信誉,同时也使自己今后肆意的行为扫除了障碍。
曹操的性格从此打上了“诡谲”的烙印。
曹操的这种权谋也体现在政治策略上,《曹瞒传》有记载:
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
“如何?
”主者曰:
“可以小斛以足之。
“善。
”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
“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
”乃斩之,取首题徇曰:
“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
这一举措可谓一石二鸟,既稳定了军心,也表现了他的军纪严明。
这也正好展现出了曹操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另一个“奸”的方面:
“残酷”。
《三国志》对于曹操的残酷少有正面的描写,然而裴注对此做了很好的补充。
以曹操讨伐陶谦为例,裴氏引用《曹瞒传》记载,“坑杀男女数万口於泗水,水为不流,……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
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而在《三国志》中仅仅用简单的“所过多所残戮”带过。
尽管历史上所有建立霸业的政治家无一不采用战争这一手段,但是如曹操这般残酷好战者寥寥数人而已,就这点而言,裴松之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曹操。
由此,经过了陈寿的史家笔法和裴松之的旁征博引,曹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化,开放式的人物形象,基本奠定了其奸且雄的基本色调,成为了罗贯中塑造曹操这一文学形象的重要依据。
三、《世说新语》:
奸雄的塑造
《世说新语·
识鉴》第1条: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
“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
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不难发现,对于曹操的评价已经由许邵口中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变成了“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何以会出现如此的不同?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动乱、衰微的时代。
儒家思想的衰退、玄学的兴起和个人意识的觉醒是魏晋意识形态领域最主要的特点。
人们不再去推崇至高无上的儒学权威,而将目光的焦点转向了人物的个性世界,智慧、勇敢和情趣是魏晋时期人们最为关注的人物品格。
三国时期的各种人物故事迎合了这样的社会思想背景,或多或少的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但却打上了魏晋时期特有的社会文化印记,折射出当时士人特有的文化心态。
南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下文简称《世说》)是“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品,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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