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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增加了文章的形象性。
例如《荡兵》、《顺说》、《察今》等篇都有这样的特点。
秦代文学的唯一作家是李斯。
李斯,楚人,曾师事荀卿。
入秦为吕不韦舍人,后为秦丞相。
作于始皇十年的《谏逐客书》是李斯的一篇名作。
它首先历叙秦穆公以来,都以客致富强而成霸业,以见用人惟材,不必限于本土。
然后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与异国人材相比,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更加强了说服力: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
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悦)之。
何也?
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踶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文章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辞说的习气。
而文辞修饰整齐,音节和谐流畅,与汉初散文和汉代辞赋也颇为接近。
秦有一些刻石文,如泰山、琅玡、之罘、会稽等处的刻石文,大都也出于李斯之手。
内容歌颂秦王功德,形式则模仿雅颂,都是四言韵文,但多以三句为一韵。
秦刻石文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它是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碑志文有影响。
此外,秦时民间尚有歌谣流传。
《汉书?
贾捐之传》有“长城之歌,至今未绝”的话,可以想见当时人民利用歌谣同秦代的黑暗统治进行斗争的情形。
今所传者,仅有这样
一首: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
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这首歌谣见于晋杨泉《物理论》,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已经引用它。
它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秦代人民反对征戍徭役的激愤情绪。
类似这样的民谣当时一定不少,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第二节贾谊和汉初散文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西汉初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
二十馀,为博士,提出改革制度的主张,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赏识。
但却因此受到守旧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在贬谪中,他仍不忘国事。
后为梁怀王太傅,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所著文章五十八篇,刘向编为《新书》。
《新书》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因而残缺不全,个别篇章也可能经过割裂窜改,但决非伪书。
贾谊在《新书》中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
他说:
“自古及今,凡与民为敌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大政》上)。
为了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他提倡“农本”,反对富人奢侈浪费。
面对迅速稳固政权、完善封建制度的历史任务,贾谊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
如要求削弱诸侯和限制豪强商贾的非法活动,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主张更完善地建立以等级制为中心的封建礼制,以稳固封建统治。
这些主张适应汉初统一形势的需要,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贾谊的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专题性的政论文,如《过秦》、《大政》等篇。
《过秦》分上、中、下三篇,是贾谊最著名的作品,其中心思想是总结秦代兴亡的历史原因。
上篇主要表达秦国力量的强大,是全文的关键。
它用渲染、比衬手法显示秦国的声威。
如写六国人材众多,“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仰(《史记》作“叩”)关而攻秦”,结果却为秦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
但就是这个“席卷天下”、“威震四海”的王朝,却在“率散乱之众数百”的陈涉“奋臂大呼”下土崩瓦解。
经过这一比衬,文章有力地突出了秦代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
农民起义的威力,足以给封建地主阶级以致命的打击,统治者如果不向农民作些让步,即一点“不施仁义”,那只有失尽民心、走上灭亡的道路。
所以作者在中篇中从各方面来阐明民心的作用,读完中篇人们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只要民心一失,无论如何强大也不免覆灭的命运。
这样,上文对强秦的夸张又起了加强文章中心思想的作用。
《过秦》篇在文字上颇重修饰,又善于铺张渲染,有战国纵
横家的遗风。
二是针对各种具体问题而发的疏牍文,所谓《陈政事疏》及《新书》前四卷“事势”类就是这种文章。
它的一个特色是观察敏锐,能透过太平景象,觉察到社会潜伏的矛盾和危机。
例如《数宁》篇说:
“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偷安者也。
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作者还敢于大胆揭露这些矛盾和危机,加强其笔锋犀利、言辞激切、感情强烈的特色。
例如《时变》篇:
胡以孝弟循顺为?
善书而为吏耳。
胡以行义礼节为?
家富而出官耳。
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政。
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
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
然钱财多也,衣服循也,车马严也,走犬良也。
矫诬而家美,盗贼而财多,何伤?
……
对于富人豪强的横行霸道,作者就是这样无情地揭露,猛烈地抨击的。
三是利用各种历史材料和故事来说理的文章,《新书》后六卷的“连语”、“杂事”大都属于这一类。
其语言浅显,表达也较生动。
贾谊的散文都有善用比喻的特点,语言富于形象性。
他的文章风格对唐宋的政论文是颇有影响的。
贾谊又是汉初著名的辞赋家。
赋本是诵的意思,《汉书?
艺文志》说:
“不歌而诵谓之赋。
”荀卿《赋篇》第一次以“赋”名篇,汉人沿袭其义,凡辞赋都称为“赋”。
汉初骚体的楚辞逐渐变化,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故贾谊的赋兼有屈原、荀卿二家体制。
他的《吊屈原赋》为谪往长沙途经湘水时所作,借凭吊古人来抒发自己的感慨。
例如说: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
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在那个时代,作者确实是一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杰出人物,但却遭到保守官僚的排挤,政治抱负未得施展。
作者以其抑郁不平之气倾注在《吊屈原赋》中,虽痛逝者,实以自悼。
他的《鵩鸟赋》为谪居长沙时所作。
赋中据老庄“万物变化”之理,说明祸福荣辱皆不足介意。
这是作者谪居时哀伤情绪的自我排遗。
汉初黄老思想流行,赋中充满了“纵躯委命”的消极思想。
这是作者处在逆境中的心情的反映。
还有《惜誓》一篇,被收在《楚辞》中,或以为贾谊所作,但王逸已经“疑不能明”。
贾谊的赋在形式上,趋向散体化,同时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
这是新赋体的特点,显示了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
汉初除贾谊外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都或论秦之得失,以为统治者的借鉴;
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
文章的语言多受辞赋影
响,有很多排偶句,风格颇有战国说辞的遗风。
这一方面固然是前代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游士说客仍然存在于诸侯王国的缘故。
后来,随着诸侯势力的削弱和儒学独尊局面的形成,这种文章风格也逐渐消失。
在这些散文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为较高。
晁错(?
——前154),文景时人,官至御史大夫。
著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
其中以《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此二疏原为一文。
晁错传》于《守边劝农疏》前云:
“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曰……”然此疏实只言守边备塞一事,另有《论贵粟疏》载于《汉书?
食货志》,正言劝农力本领,故知二疏原为一篇。
)最为著名。
此二疏主张募民备塞,防御匈奴的入侵。
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农民流亡的社会现象,指出人民流亡的原因是由于生活的贫困;
而人民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官府的“急政暴赋”和商人的兼并所造成;
所以主张务农贵粟,提出募粟入官、得以拜爵除罪的政策。
晁错的文章善于从历史事实、当前情况、各种利弊得失等方面作具体分析,立论精辟而切于实际,其不足之处是略乏文采。
邹阳,文景时人,曾为吴王、梁孝王门客,著有《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等。
而后者是作者在狱中的自我表白。
邹阳传》说他为人有智略,而这篇文章恰好表达了“有智略”的特色。
因梁王听信谗言,心有馀怒,直说则不利;
所以用大量篇幅说明知人与不知人之别。
指出知人必须不“惑于众口”,不“移于浮辞”,这就动摇了梁王对谗言的信赖。
作者善于把握这一关键,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
本文博引史实,排比铺张,有战国游说家气味。
艺文志》有邹阳七篇,列入纵横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三节 枚乘
枚乘(?
——约前140),字叔,淮阴人,汉初重要的辞赋家。
他生活在文景时代,初为吴王濞郎中,后为梁孝王门客,“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
及武帝即位,乘已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
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今存《七发》一篇是他的代表作。
《七发》是假设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的谈话。
“七发”的意义,刘勰以为“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心雕龙?
杂文》)。
李善以为“说七事以启发太子”,后一种解释比较符合作者原意。
《七发》首段指出楚太子的腐化享乐、安逸懒惰是贵族子弟的病根,但此病非药石针炙所能治。
这显然是作者针对当时贵族的腐朽生活而提出的挖苦和劝戒,但未能给予正面
的有力的批评。
接着吴客分述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事,目的是由静而动,由近及远,一步步启发太子,诱导他改变生活方式。
作者特别倾全力于田猎和观涛两事的铺写,认为田猎可驱散懒惰的习惯,观涛有“发蒙解惑”的成效。
但根本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用“要言妙道”转移他的志趣。
故末段要进方术之士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而太子即已“涣然假设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恝然汗出,霍然病已”。
作者认为安逸享乐的病,最好从思想上来治疗,这具有深刻意义。
篇中对这一点虽未加以充分发挥,但通过前面各种事物的逐渐引导,已经可以使读者有所领悟。
《七发》在艺术上的特色是铺张,刘勰说:
“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搆,夸丽风骇”(同上)。
但它并不像后来的大赋那样堆叠奇僻词汇,读起来较为平易,而且不乏精彩片段。
例如: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假设白鹭之下翔;
其少进也,浩浩氵岂氵岂,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
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
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这一段用各种比况描写涛状,奇观满目,音声盈耳,使读者精神震荡,有如身临其境。
此外,如前半篇用夸张、渲染手法表现音乐的动听也颇为出色。
但总的看来,《七发》铺写过繁,刻划有余,而生动不足,这不能不算是艺术上的一个缺点。
《七发》是标志着新体赋——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赋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新体赋由骚体的楚辞演化而来。
屈宋等作家的楚辞富于楚国的地方特色,是一种形式自由、句法散文化,以批判现实、抒发个人愤懑感情为主的诗歌体裁。
新体赋首先在内容上改变为对帝王的歌功颂德,劝百而讽一;
形式上则改变楚辞句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句式,进一步散体化,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
新体赋的根本特色,就是以铺张为能事,以适应统一帝国的需要。
所以刘勰说: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
诠赋》)。
新体赋的散文化以及经常使用排比整齐的句法,都与这一根本特色有关。
《七发》奠定了新体赋的形式,促进了汉代辞赋的发展。
它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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