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历史评论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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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就是这种人。
他名义上是卫国国君之后,实际上顶多算个没落贵族,也要像当时的游士一样,凭一张嘴推销他的政见换口饭吃。
史书说他“少好刑名之学”,对李悝、吴起在魏国的变法十分钦慕。
公元前365年左右,在他大概30岁的时候,商鞅跑到魏国当了相国公叔座[cuc]的中庶子(家臣)。
公叔痤发现商鞅是个奇才,就趁着魏惠王探视自己病情的时候,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说在我死后,可以让这个年轻人接替我的职位。
魏惠王听后,沉默不语。
公叔痤又屏退左右,跟魏惠王耳语,说,大王如果不用这个年轻人,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能让他为别国所用。
魏惠王点头答应。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召来商鞅,把刚才的事情跟他讲了一遍,然后说,我是先君后臣、先公后私,魏惠王要杀你了,你赶快逃跑吧。
商鞅却从容地对公孙痤说:
“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
”他没有立即离开魏国,魏惠王果然既没想重用他,也没想杀掉他。
虽然性命无虞,但商鞅的内心应该是悲凉的:
没有什么比自己被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更让他难过的了。
公元前361年,公孙痤死后,商鞅获悉西边的秦国刚继位的新君秦孝公正在诚意求贤,便带上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而去。
当时的秦国僻处西边,中原诸侯会盟都不带它玩,把它当作夷狄。
秦孝公很有志向,想要恢复300年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重夺失去的土地,最主要的,要让中原诸侯瞧得起。
说白了,秦孝公要搞变法图强,这也是整个时代的趋势,魏用李悝,韩用申不害,楚用吴起,都是如此。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史上制度变革最剧烈的时代之一。
这不难理解,诸侯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是牵引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弱国求存,强国争霸,何其惨烈。
于是,如何实现富国强兵,就成为时代精神的主题。
商鞅入秦后,四次面见秦孝公,陈述治国之道:
第一次谈尧舜帝道,秦孝公听得快睡着了;
第二次讲禹汤文武之王道,秦孝公还是昏昏欲睡;
第三次讲霸道,秦孝公这才打起精神,觉得还行;
第四次详谈强国之术,秦孝公大悦,“语数日不厌”。
商鞅的师承虽然有儒家的影子,但他的偏好和主业是法家,而且他是带着《法经》入秦的,但他为了试探秦孝公的信仰和决心,不惜多次“钓鱼”,言不由衷地大谈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最后才讲
到重点。
其实他早就看出秦孝公想要什么,秦孝公要的是一套速效
的强国之术,你不要跟我讲百年大计,我要的是立竿见影。
好巧,你想要的,我正好有。
商鞅通过放长线钓大鱼,跟秦孝公达成了共识。
舞台搭好了,就等他登场。
2、但对秦孝公和商鞅来说,他们还有共同的障碍需要面对。
秦孝公的意图很明显:
“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我想变法,让秦国强大起来,但我怕天下非议。
所以他很聪明地把商鞅推到前台,作为自己变法的一个工具。
商鞅秉着秦孝公赋予的权力,当然也要顶着一切冲向秦孝公的压力和非议。
这是他们二人在无形中达成的契约。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与商鞅进行了一场“秦国要不要变法”的大辩论。
历史上,每次变法改革之前,都会有对立的双方进行类似的辩论,但有意思的是,辩论的议题永远是“要不要变”,而不是“怎么变”。
这就导致双方都容易走极端,不愿变的人会失去更多,而主张变的人往往在最后遭到反扑,也会失去很多。
假如双方辩论的焦点能集中在“怎么变”上面,或许会是更好的博弈,但这只是“假如”。
事实上,这是一场结果已定、纯属象征性走过场的辩论。
旁观者都知道,法是秦孝公要变的,但旧贵族代表还在纠缠这一点,说不能变啊不能变。
商鞅则很明确地拿强国利民说事儿,只要是强国利民的事,没什么不能变的。
他的原话是:
“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谁能击中秦孝公的内心,已经不言而喻了。
随后就是我们从小熟知的“徙木立信”。
变法开始了,为了向民众传达国家诚信、令出必行的决心,商鞅命人在南门立了一根木头,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给予十金赏赐。
没人信,赏金提到五十。
有一人抱着试试的心态,结果真的拿走了巨额赏金。
世人一直都以徙木立信来强调诚信的重要性,但商鞅为什么会采用这么无聊的方法来建立诚信呢?
搬一根木头根本用不着这么多钱,而且从南门往北门搬木头的意义何在?
这根本就像是江湖术士凭空构建的一个场景,而不是现实需要的生活或劳动场景,难怪围观的人很多,但动手的人几乎没有。
因为所有人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很荒诞不经。
但这或许才是商鞅的本意:
你们不用管这件事合不合逻辑,也不要质疑,你们只要照着做,就能获得超出预想的好处。
我要推行的变法,就是另一个场景的“徙木立信”,听话的人有糖吃。
至此,商鞅通过辩论搞定了贵族阶层,通过立信搞定了平民阶层,变法大幕拉开了。
史载,商鞅变法分两次进行。
第一次变法的要点是,在户籍上实行什伍连坐,开告密揭发之先河;
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袭,建立二十等爵制。
第二次变法的要点是,开阡陌,废井田,土地归为私有;
废封建,立郡县,官自天子赏;
统一度量衡;
为统一思想、明确法令,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下令焚烧《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等。
总体来看,商鞅变法的主导思想来自管仲“利出一孔”的主张,就是君主控制一切利源,控制国人的一切获利机会甚至生存机会。
而商鞅为秦国设计的这个“孔”,就是耕战。
老百姓响应国家号召,开荒地,种庄稼,并积极参军打仗,把这两件事做好了,就能获得国家奖赏,包括赢得爵位,实现阶层跃升。
其他从事与耕战无关工作的人,不管是贵族、商人还是游士,则都在国家的打击和羞辱之列。
通过这个“孔”,商鞅实现了变法与秦国参与诸侯争霸的利益对接:
打仗所需要的充足的粮食、英勇的战士,这下全都有了。
尤其是“尚首功”制度,推崇在战场上砍下敌人的头颅来记功,以斩获人头的多少来确定赏爵的级别。
这项制度,使秦人成为嗜战的战士,一上战场,“左挈人头,右挟生虏”。
据司马迁的不完全统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秦军在历次战争中一共砍下了敌人140万颗头颅。
平民依靠耕战实现阶层流动的另一面,则是旧贵族的备受打击。
商鞅变法先用军功爵制剥夺宗室贵族的世袭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出身论那一套不吃香了,一切都要凭军功说话。
再用“废封建,行郡县”的办法,加强国君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取消了贵族分封、建立“国中之国”的特权。
这两点对秦国贵族构成致命打击,商鞅因此得罪了大批贵族,“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作为对抗,以太子驷(即后来的秦惠王)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为首,挑动太子去触犯商鞅之法。
商鞅也不是好惹的,身为“铁血相国”,他为了确保法令的严肃性,决定对公子虔和公孙贾动刑,一个被处劓刑,一个被处黥刑。
公子虔被打击后,闭门八年不出。
而这也为商鞅后来的惨死埋下了伏笔。
贵族被压制,但平民获得晋升通道。
商鞅变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实践平等理念的改革,而耕战制度,就是先秦的科举制呀。
司马迁虽然很不喜欢商鞅及其代表的法家,但他还是在《史记》中
对商鞅变法的反响给予了肯定: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
当然,我们需要分清,平民阶层跃升,只是商鞅实行强国之术的手段,而不是他的初衷。
就像他需要打击贵族,确保国君一人的权威一样,他对平民同样没有好感,在他的言论和政策中,经常充斥着愚民的思想,通过刑(刑罚)与赏(封赏)两种手段,把百姓当作利用和控制的对象。
这是商鞅被后世诟病的原因之一。
3、在商鞅的变法中,他唯一确保的就是君主(中央)集权。
通
过君主(中央)集权制的制度安排,驱动秦国国家机器,在战国时期后半段的群雄争霸中迅速崛起。
整个春秋战国,有两场改革见效特别快,一场是春秋末期范蠡治理越国,另一场就是战国中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这两人都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让自己辅佐的落后穷国,一跃而成为强国。
而当时方兴未艾的诸侯争霸战争,及时地检验了他们改革的成效。
越国崛起后,越王勾践发动灭吴战争,并成为“春秋五霸”最后一个霸主。
而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向东收复失地和扩张,连连击败魏国。
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的大概110年间,秦国同六国作战65次,其中58次获得全胜,拔城147座,攻占下来的领土共建立了14个郡。
后来,商鞅虽死,秦法未亡,终于在秦王嬴政时代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帝国。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业,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这说明商鞅变法的余烈,直到秦始皇时代,对于统一帝国的形成和专制王朝的建立,都有积极的影响。
商鞅本人也因为这场成功的变法而实现了年少时的抱负,风光无两。
公元前340年左右,商鞅在秦魏河西之战中使用诈术,俘虏旧时好友、魏国主将公子卬[dng]。
此战之后,魏国割河西之地献秦求和,魏惠王后悔不迭,说我恨当年不听公孙痤的话呀。
此战成为秦魏两国实力转换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因为此战的胜利,秦孝公封商鞅于商地,号为“商君”,这是商鞅(原名公孙鞅)在后世被称为“商鞅”的由来。
秦国历史上很少裂土封侯,商鞅是首例。
以一人而封侯拜相,至此,商鞅可以说是权倾秦国。
危机逼近。
一个叫赵良的人,在商鞅最红的时候去劝他归还封地,退隐山林。
据赵良说,商鞅在秦国的强力改革,招人忌恨,树敌太多,以至于每次出门都要十几辆车跟随,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卫士,没有这重重警卫,商鞅连门都不敢出。
所以赵良才劝商鞅改弦更张,急流勇退。
商鞅不听,他是一个典型的“恃力者”,迷信武力,对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及本人在秦国的影响力充满了信心。
但他的对手,以公子虔等人为代表的旧贵族,也非等闲之辈。
当年被商鞅处以劓刑之后,公子虔闭门不出长达八年,静待时机,其隐忍和冷静可见一斑。
这一切,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后,终于有了一个了结。
《吕氏春秋》记载,秦孝公病重之时,有意传位于商鞅,商鞅不敢接受。
太子驷继位为秦惠王后,各种攻击商鞅的流言蜚语开始传到这个新君的耳朵里。
从根本上而言,在商鞅变法的20年间,他与秦惠王并无直接的矛盾,相反,他加强君主集权的举措,对任何一个继位的国君都是有利的,他是秦孝公的功臣,也可以成为秦惠王的功臣。
秦惠王唯一担心的是,商鞅权力太大,怕他会以臣欺主。
攻击商鞅的旧贵族,正是抓住这一点,向秦惠王进谗言: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
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
然而,就在对手欲置他于死地的关键时刻,商鞅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继续采取铁腕手段,镇压反对者,而是软了下来,向秦惠王请假送老母亲返回故里。
他可能希望暂时离开是非之地,来平息各种恶毒的诽谤之言。
公子虔则瞄准这个时机,出手了。
在商鞅告归之后,这名当年的太子老师,向自己的学生秦惠王告发说“商君欲反”。
“欲反”,想要谋反,没有既定事实,但稳准狠。
公子虔这一招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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