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政治小说的翻译与创作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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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政治小说的翻译与创作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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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开始接触日本的政治小说应该说是通过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
根据《日本书目志》记载康有为早年购买的日文书中有不少政治小说。
如:
《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均有收藏。
梁启超专门写了《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发表在《时务报》上,介绍康有为的这本《日本书目志》。
然而开始阅读和翻译政治小说却是在戊戌政变发生后避难出逃,在东渡日本的大岛舰上开始的。
据《任公先生大事记》载:
“戊戌八月,先生脱险赴日本,载彼国军舰中,一身以外无文物,舰长以《佳人之奇遇》一书俾先生遣闷。
先生随阅随译,其后登诸《清议报》,翻译之始,即在舰中也。
”
虽然梁启超在1900年的《纪事二十四首》中已自认译者,云:
曩译《佳人奇遇》成。
但也有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
而夏晓虹教授则坚持认为原书是以典型的汉文直译体写成,不独梁启超,只要是对日文稍有了解的中国读者,便不难猜出大意,并破译成中文。
并抄录了开头几句文字以说明问题。
原文:
東海散士一日費府ノ独立閣ニ登リ仰テ自由ノ破鐘〈注略〉ヲ観仰テ独立ノ遺文ヲ読ミ当時米人ノ義旗ヲ挙テ英王ノ虐政ヲ除キ卒ニ能ク独立自主ノ民タルノ高風ヲ追懐シ俯仰感慨ニ堪ヘス慨然トシテ窓に倚テ眺臨ス
梁启超译文:
东海散士一日登费府独立阁,仰观自由之独立钟〈注略〉,俯读独立之遗文,忾然怀想,当时米人举义旗,除英苛法,卒能独立为自主之民,倚窗临眺,追怀高风,俯仰感慨。
笔者也认为依梁启超的卓越的国学功底和文字才华,在尚不通晓日文的情况下翻译上述文字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虽然对于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的时间地点以及是否有人帮忙等问题尚存争议,但梁启超翻译了《佳人奇遇》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不仅翻译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还将其连载于自己创办的《清议报》的文学栏目上。
对此,夏晓虹教授说,“自《清议报》创刊,粱译《佳人奇遇》即开始在“政治小说”栏连载;
至36册,又续刊《经国美谈》,到69册全部载完,该栏目即撤消。
由于《清议报》的文学栏目只有“政治小说”和“诗文辞随录”,并只出刊一百期,因此日本政治小说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上的确是获得了殊荣地位。
斋藤希史教授也说:
在《清议报》创刊号上,《译印政治小说序》与柴四朗《佳人奇遇》一起刊出。
以“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
”开头的这篇文章,“与《变法通议》一样,强调了小说作为启蒙工具的有效性。
”
梁启超说: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
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黄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
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略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
岂不然哉。
今特采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译之,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梁启超认为“各国政略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
“小说为国民之魂”。
输入外国政治小说以教化国民使之觉悟乃是当务之急。
因而梁启超一到日本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翻译的《佳人奇遇》刊登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创刊号上就不足以为奇了。
《佳人奇遇》作者柴四郎〈东海散士〉。
写的是作者游历欧美的经历。
故事开始时他身在费城的自由钟前,凭吊美国独立战争史迹。
小说写道:
“东海散士一日登费府独立阁,仰观自由之破钟,俯读独立之遗文,慨然怀想,当时美人举义旗,除英苛法,卒能独立为自主之民。
倚窗临眺,追怀高风,俯仰感慨。
接着写“俄见二妃绕阶来登”说他碰到了爱尔兰独立运动斗士红莲及西班牙顿卡尔洛斯党员幽兰。
东海散士与这两女子交谈,从批判英国政府暴政到写他与二位佳人及一名中国明遗臣的交往及在欧洲游历时的所见所闻。
其中大部分描写了他与欧洲各国志士的会面。
他们相互慷慨陈词,议论日本及世界政事,反映出弱小民族向往国家自由和独立的强烈愿望。
梁启超对这篇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佳人奇遇》是“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
对此王宏志认为梁启超是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评价《佳人奇遇》的。
“内容方面,《佳人奇遇》确是能够做到‘写爱国之思’及‘写政界之大势’……不过它是否具备了小说的形式?
则可有商榷之处,因为它跟一般的小说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欠缺一般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描写等基本元素。
”“《佳人奇遇》的情节和结构都极为简单,大部分的篇幅都用于著者与其他人的谈话上,仅以他的欧美游历做串连,另外还有的是杂志上的报道,书刊内容的复述、书信、甚至还有悼文。
这都跟一般小说很不相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形式却便于表现政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的1898年,正是日本政治小说期待论之风乍起之年。
无署名的《政治小说之气运》于同年8月刊载于《帝国文学》。
内田鲁庵的《大家都来创作政治小说》发表于9月的《大日本》。
在此之前的4月,高山樨牛在《太阳》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小说革新的时机》,文章大力提倡“国民文学”并把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末广铁肠的《雪中梅》等政治小说作为国民文学极力进行宣扬。
而当时日本的思想家、文学家德富苏峰却认为流行的政治小说不符小说之体裁、结构松散、缺乏意匠变化等。
他说“小说自有小说的体裁。
虽说是政治小说,但既以小说称,就不可不具备小说的体裁。
然吾人读现今所谓政治小说,其不符体裁之程度实令人大为吃惊。
”其次是“脚色虽有如无”。
而且人物应当有血有肉。
再次是“构思之少变化”。
也即德富苏峰认为政治小说艺术性不高,文学技巧拙劣。
但是,这些似乎并没有影响梁启超翻译政治小说的热情。
因为“令梁启超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政治小说的艺术技巧,而是作者的政治寄托”。
罗选民教授在《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一文中说:
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是“怀着革新变法的志向”将翻译政治小说作为“宣教启蒙的”。
梁启超并不满足于仅仅是翻译日本人创作的政治小说上,1902年他便开始尝试亲自动手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并连载于他所创办的《新小说》上。
夏晓虹认为:
“正是从载道(指宣传维新思想)小说的层面上,梁启超把日本的政治小说选做中国‘小说界革命’的范本,期望从政治小说入手,改变小说家的创作意识和小说的创作内容。
梁启超的政治家身份,也决定了他必然效法明治政治小说的作者,走政治小说的创作道路。
二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于190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
刊物的取名直接借用了日本1889年和1896年两次创办的同名杂志。
《新小说》以发表小说为主(包括翻译小说),也刊载文艺理论、戏曲作品、诗歌、笔记、笑话、灯谜、图片等(图片包括世界名作家、名演员的照片)。
关于创办《新小说》之动机,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的叙言中说
“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
况年来身兼数役,日无寸暇,更安能以余力及此?
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
既念欲俟全书卒业,始公诸世,恐更阅数年,杀青无日,不如限以报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胜于无。
《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
”“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
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从《新小说》创刊的第一期开始连载,计划每期一至两回,原打算用数年时间连载,自称是以小说的体裁演述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始的“中国近六十年史”,描绘梁启超心中中国的未来。
从《新中国未来记》的序言中我们可以得知,此作是酝酿了5年之久才动笔的,是章回体的长篇小说。
但这部小说连载了四期,到第五回便中止了,仅仅是开了一个头,以后就没有再写下去。
《新中国未来记》标榜写中国的未来,而着眼中国的现在。
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改良与革命的辩论亦有所反映。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名字叫黄克强,是“立宪期成同盟党”的创始人。
“立宪期成”明白无误地说出了梁启超的政治理想,就是期望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立宪政体,并期待其必然成功。
小说中写的黄克强并不是同盟会的黄兴,而只是巧合。
但这个虚构的人物黄克强是梁启超心目中理想的改良主义者,也可以说是梁启超等维新变法派人物的自我写照。
黄克强的经历基本上是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政治的真实情况。
小说表现的是一个“蛇鼠”“魑魅”遍地的旧中国,经过英雄志士的维新,转变成一个理想的太平昌盛的新中国的历程。
这也是作者通过小说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将何去何从,是坚持君主立宪逐步和平过渡到民主共和,还是搞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实行民主共和体制,是当时维新派与革命派辩论的焦点。
小说主张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并通过和平过渡到民主共和。
小说宣传“新中国”的理想,无情揭露旧中国的丑恶。
主要表现在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在中国横行霸道的种种罪行。
小说借李去病的口说:
你看现在的中国还算得一个中国人的中国吗?
十八省的地方,那一处不是别国势力范围呢?
不是俄便是英,不是英便是德,不然便是法兰西、日本、美利坚了。
但系那一国的势力范围所在,他便把那地方看成他囊中物一样。
同时,小说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卖国媚外也进行了颇为有力的抨击。
并且入木三分地揭露了西太后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梁启超在小说中,让人物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抱负做完全的表露。
比如他借黄克强的口讲出他自己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理由:
“若可以不干碍到朝廷,便能达到国民所望的目的,岂不更是国家之福么?
“至说到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尽归在一姓一人。
“若能有一位圣主,几个名臣用着这权,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整齐,桩桩发达,这岂不是事半功倍吗?
过了十年、二十年,民智既开,民力既充,还怕不变成个多数政治吗?
成了多数政治,还怕甚么外种人喧宾夺主吗?
“况且,现在皇上这样仁慈,这样英明,怎么能够说一点儿指望都没有呢?
”。
“说到和平方法,总不外教育、著书、作报、演说、兴工商、养义勇这几件大事业;
或者游说当道的人,拿至诚去感动他,拿利害去譬解他,要等一国上下官民有了十分之一起了爱国的心肠,晓得救国的要害,这机会就算到了。
“当那破坏建设过渡时代,最要紧的是统一秩序。
若没有统一秩序的精神,莫说要建设不建设来,便是要破坏也不破坏到。
“现在的民德、民智、民力,不但不可以和他讲革命,就是你天天讲,天天跳,这革命也是万不能做到的。
若到民德、民智、民力可以讲革命,可以做革命的时候,这又何必更要革命呢?
从上述黄克强说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已经包含了梁启超自己大部分的政治主张。
他反对封建专制,但不希望排满革命;
他祈求中国变革、变法、变体制,但追求“统一的秩序”;
他表示“爱自由”,“爱平等”,但强调爱那“平和的自由”、“有秩序的平等”;
他热爱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大师的思想,但又不赞成法国大革命,认为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破坏太大,只主张用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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