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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范围是羌族及西南少数民族,北方游牧社会之历史与人类学研究。
主要著述: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蛮子、汉人与羌族》、《羌在汉藏之间》、《寻羌——羌乡田野杂记》。
2、各章节主要内容以及一些启发性段落句子
原序与谢词
1.这本书的内容是我,一个自称“炎黄子孙”汉系中国人,对“炎黄子孙”及相关英雄历史之反思性研究,以及对“弟兄民族”这一称谓的新理解。
这样的研究,其目的并非在知识上“解构”炎黄子孙历史及中华民族。
相反地,我希望透过新的历史知识,一种基于反思性及反省力的历史新知,使得中国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对自身,以及对他族、他国之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1页)
2.反思史学研究,重在历史变迁与相关历史记忆中了解当代情境。
反思性研究强调对外在的、边缘的、陌生的现象和体系,作深入的文本与表征分析以产生认知(化陌生为熟悉),同时,藉此认知,在同一套文本与表征分析逻辑下,对自身原有的知识体系作新的体认与了解(化熟悉为陌生)。
这种新的反思知识能让人们对当代有不偏不倚的了解,有助于认知自身与他者的历史处境。
3.人们常强调历史上的英雄祖先:
五千年前的炎帝与黄帝,三百四十多年前到台湾的郑成功及其随从军民,强调这些“英雄祖先历史”,常使得一些人群落入社会边缘——因为他们不是英雄祖先(征服者)的后代,或竟为被征服者的后裔。
这些被强调、争议的“历史”都起始于一些“英雄祖先”。
然而另有一些起始于“弟兄祖先”的“历史”,被人们忽略、埋没。
因为相对于服膺“英雄祖先历史”之人群而言,主张这些“历史”的族群多半居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因而在“英雄”成为“历史”叙事中的主角后,他们所宣称的“历史”被认为是传说、神话。
(第1~2页)
4.中国人常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而自豪。
我认为,值得自豪的不只是那些以汉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而更应该是在各地人群长期交流、交锋下产生的各种媒介表述的“历史记忆”,包括被视为“民族神话传说”的那些记忆。
突破自身各种文化、学术和社会认同“框架”(边缘),发掘我们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深藏的各种知识建构范式,我们或能了解这些丰富、多元记忆的内在含意,及其形成于变迁的社会情境。
如此具反思与反省的“历史”新知,不但有助于中国各民族对彼此了解与民族内外族群关系之改进,也将是中国历史记忆对世界的贡献。
(3~4页)
前言:
中国民族起源与形成
1.中原核心、多元一体、想象社群
2.以黄帝或炎帝为起始的“中国民族起源”的历史,难以说明为何此国族中包括满、蒙、藏、回等民族。
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者们,不强调黄帝、炎帝等“华夏始祖”的个人血缘传承,而将他们视为一个个“民族集团”的代表性领袖。
(3页)
3.20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有关的“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起源探索有三个主要论述倾向:
“本土性”、“古老性”、与“多元性”。
(5页)
4.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考古与民族学者强调的都是一个延续性的历史,一个或多个“起源”,延续、分化、糅合而成为当今血缘与文化上的中国人或中华民族。
然而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之解构学风影响下,对于当代之民族与文化“传统”,许多学者所强调的却是“历史”与“文化”的断裂、创造与想象。
学者们认为,当代被认为是相当老的国族,事实上只是国族主义下知识分子集体建构的“想象社群”。
(7页)
5.这本书中,以三种历史“叙事结构”来分析有关华夏的“历史”——它们是“历史心性”、“文类”、“模式化叙事情节”。
(13页)
6.一个社会情境,在其内外资源、社会制度、结构与权力关系达到某种稳定状态时,皆倾向于复制与延续他自己,所谓“叙事结构”便扮演此种功能。
它是的文本或表征呈现出一种规律性,而由此复制与延续社会本相与情境,也造成历史本相。
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情境”与“文本”将永远在这些叙事结构中循环不息。
因为无论是“历史心性”、“文类”、与“模式化叙事情节”,都只能是一些社会中流行的范式理念,他们仍赖各种“符号”构成的文本而存在。
第1章:
边缘与异例
主要内容:
由一个“边缘异例”着手。
在近十年从事田野调查的四川岷江上游,各沟羌、藏族村寨中都流行一种“弟兄祖先故事”,分析故事中的血缘、空间、时间等叙事符号及其与当地社会本相(各种认同与区分体系)之关系。
从此,认为这是一种对我们而言的异类“历史”。
由于认知“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历史”,认识它们事实上只是另一种“历史心性”下的建构。
这两种“历史心性”,前者成为“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后者为“英雄祖先历史心性”。
1.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上游的广汉三星堆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
(19页)
2.为何广汉三星堆文化与良渚文化被视为“惊人的考古发现”?
为何这些“惊人的考古发现”大多处于中国古文明地域之边缘?
人们对此“惊讶”,显示出只是理性与这些“过去”之间有相当的断裂与失忆。
(20页)
3.“边缘”与“异例”研究的要旨:
深入探索发生在“边缘”不寻常现象,注意自身的理智反应(如对一些现象感到惊讶、不解、可笑等等),对断裂、失忆与其他异例现象作情境化理解与诠释,以此理解,我们得以反思自身原有的知识体系。
由此重建的历史知识,主要并非是一些片段的历史事实,而是人们如何记忆、书写与争辩“历史”。
(21页)
4.我们不容易怀疑“历史”(记忆与叙事),因为我们生活在“历史”所造成的社会现实之间。
5.任何叙事都是一种文本,文本存在于特定“情境”之中。
(23页)
6.“弟兄”作为社会人群间的合作、区分与竞争关系——“弟兄”隐喻着人群间得合作、区分与对抗。
(23~24页)
7.“弟兄祖先故事”作为一种本土“历史”,其叙事内容不必是历史事实,但它的确在社会中造成社会现实,并强化这些社会现实。
(27页)
8.一群体之成员,相信大家同出于一母体,这样的“血缘或拟血缘认同群体”是人类资源关系中最基本的结群方式。
这样的群体,由家庭血缘认同群体)、家族到族群、民族(拟血缘认同群体),都可包含于广义的“族群”范围内。
此种群体的凝聚,赖“同出一源”的根基性感情,也因此,成员们相信一共同“起源历史”,这在群体凝聚上至为重要。
称之为“根基历史”。
(27~28页)
9.“历史心性”是指人们由社会生活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时间与社会构成的文化概念。
(28页)
10.中国人,相信巨大多数文字文明世界中人,所熟悉的“历史”主要是“英雄祖先历史心性”的产物,直到近代这样的历史意识才发生变化。
虽然,今日中国历史学者中已少有人相信黄帝及其事迹,但“炎黄子孙”对大部分中国人(汉族)来说,仍是凝聚此群体的重要记忆。
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前中国之国族历史与“弟兄祖先历史心性”无关,但“弟兄民族”仍是常被人们用来强调国族内各民族对等团结的符记。
(29~30页)
第2章:
英雄祖先历史与华夏意识初萌
主要说明在春秋战国华夏认同初萌的情境中,在“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下,以“黄帝”为起始的“英雄祖先历史”如何诞生。
此历史心性与相关英雄历史,从此主宰中国两千余年历史记忆,并影响华夏之内涵与边缘变迁。
在北方畜牧化人群(戎狄)出现之经济生态压力下,此时南方华夏各国知识精英提出多种起源之说,以期将各地域部族凝聚为一整体。
其中一个历史构建方案为,将黄帝与炎帝当做源始的两“弟兄”,来结合以他们为始祖的各部族。
然而,最后黄帝为打败炎帝的“英雄”。
此说终成为历史主流论述。
在战国末的情势中,形成以黄帝为结束乱世、开创文明并未诸氏族共祖的“英雄祖先记忆”,也从此在中国历史叙事文化中“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得其主流地位。
1.在“英雄祖先历史”中,有关始祖之神异叙事常是重要的一部分,其功能在于以“非凡”来强化此起源记忆。
(39页)
2.春秋战国时,华夏认同逐渐出现于中原诸国之上层贵族之间。
与此同时进行的,便是尝试以“历史”来凝聚这些各有祖源记忆的邦国贵族群体。
到了战国末到汉初时,“黄帝”终成为所有华夏之英雄祖先。
这是“英雄祖先历史心性”的产物。
(43页)
3.“历史心性”虽然只是一种关于人们如何思考、组织与叙述历史的文化心态,但它产生自社会现实之中。
它规范或引导“历史”的想象与书写,如此产生的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互为表里,因此也造成一些社会现实的延续。
“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在华夏形成的情境中产生,它也从此与华夏情境相生相成。
由于“历史心性”所对应的是非常基本的社会模式规范——如“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对应的是多元族群对等结合的社会,“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对应的是集中化、阶序化的社会——因此“历史心性”在一社会之历史叙事文化中不易改变。
(48页)
第3章:
《史记》文本与华夏帝国情境
以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作《史记》作为一种文本,分析此文本如何与一情境——华夏与其帝国——相生相成,并说明《史记》成为正史文类之始的历史意义。
以华夏的共同血缘来说,在《史记》中不只有夏、商、周王族皆为王族之裔,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贵族世家祖源也无不源于黄帝。
可说《史记》之作不但使“皇帝为华夏共祖”成为历史典范,也确立了“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在中国历史叙事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史记》同时也描述了华夏的疆域、帝国及其社会结构。
《史记》篇章结构与书写,充分反映当时汉帝国的社会现实与制度规范,因而其叙事结构不断被后代编写正史者依循,产生其正史叙事,如此形成一“正史”文类。
1.我们有《史记》的黄帝历史论述中,可以得知华夏的多重特性——在文本中,黄帝是“血缘”上的共组,又是“政治”上的统治者,“空间”的征服开创者,“文明”的发明者。
2.文类,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下,一种被沿用而产生许多范式化文本之书写、编辑与阅读模式。
(57页)
第4章:
蜀之华夏化与方志文类
在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下,华夏不只是相信自身源于一个“英雄祖先”,也常认为华夏边缘人群为华夏“英雄祖先”后裔,如此造成一可扩张的华夏边缘。
在华夏与其边缘人群的交往互动中,与“族群起源”有关的社会记忆收到双方的关怀,也成为叙述与争论的焦点。
在叙述与争论中,“历史”成为“神话”,或“神话”被写成“历史”。
本章以汉晋时期“蜀人”为例,说明华夏边缘蜀人如何自华夏文字记忆中学习、选择及改造本地“历史”与“神话”,如此接受华夏英雄祖先,而使本地成为华夏之域,其人成为华夏之人。
蜀人常璩《华阳国志》,一本书写历史、地理、人物的文献,是本章的一个主要例子。
《华阳国志》通过各章节内容,处处表露作为帝国“部分”的蜀与帝国“整体”之关系。
由于其文本结构充分反映帝国“部分”之情境(郡县),因此后来《华阳国志》之章节书写也被模仿而成为一种“方志”文类。
“方志”文类的社会意义,在于空间上的“华夏部分、边缘”向“华夏整体、核心”的依附。
1.当我们对一篇文献、一批考古发掘资料,或一个田野报告人的口述,感到讶异、好笑或不可理解,或这些资料间有些相左、断裂时,这显示我们的知识理性与外在现象之间,或现象与现象之间,有一段差距。
“差异或差距”(difference,anomalyordiscrepancy)是一扇门,认真体会、探索这些异利与差距,我们的理性因此可能经由这一扇门探触另一时间、空间(地理与社会)之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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