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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传承”作为一个经典的民俗学概念,已经被反复讨论。
③但在我国,还少见系统的研究。
当代社会处于急剧变迁中,有悠久历史的民俗传承也面临危机,这就使传承的变迁成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民俗学问题。
中国当代所处的阶段,的生态环境已经不存,民俗文化的传承母体遭受严重损毁。
对此,周星曾经撰文指出,“民间传承大都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反复实践着,或口耳相传,或‘以心传心'
或借助文字、及其他各种包括非语言的方式(行为)而代代相传”.作为传承母体的社区解体、崩溃或出现结构性变动,传承就面临中断。
④文化生态变化,导致文化的传承必定要发生变化。
在当代传承母体变迁的局势下,传承无可依托,是否会真的中断呢?
这牵涉到民俗的传承机制问题。
当代社会,民俗的传承载体和途径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这已引起一些学者关注,比如董晓萍提出当代民俗传承的中产阶级化之路,认为民俗已经不是底层百姓享受,而是上层精英自觉奉行,中产阶级奉为时尚的对象①。
也有人关注到民俗传统在当代呈遗产化和资源化的传承趋向。
②而在各种散见的研究个案中,不同的研究者纷纷提出传统民间(民族)文化的传承突破了原有的文化主体内部的传承,出现了精英传承、旅游传承、政府传承、学校传承等新方式,但尚未系统化或专门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讨论。
传承的变迁,包括传承语境的变迁、传承母体的变迁、传承途径的变迁、传承手段的变迁,本文主要谈传承途径(渠道)的变迁;
另外,也探讨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会带来哪些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研究目的,一是学科本身的基本规律探索。
赵世瑜提出,“传承的背后一定有某种非常重要的机制在起作用。
而这种机制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段内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在不同的族群的内部也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此,如何寻找到长期传承的民俗事象的变异过程,特别是背后起重要作用、使它们能够传承下来的一个机制?
这是民俗学民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③中国民俗学的研究长期以来,要么偏重民间方向,要么庞大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互不对话,也少与其他相邻学科对话。
对传承问题的讨论,有望把大家集合起来,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以推动民俗学学科的发展或学术概念的明晰化。
二是出于对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
当代社会,很多优秀的民俗传统急速消失,而且很多传统文化就孕育在传统民俗文化的土壤中,民俗的传承机制可以变化,但是文化的根脉却不能断裂。
探讨传承问题,也是为了发现文化变迁的规律,保护民族文化的精髓。
一、传承语境的变迁
1当代民间传承面临困境,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都市化和人口流动等社会变动导致曾经作为民俗传承的主要阵地的传统社区逐渐解体,并促使地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从而使以社区和地域社会为依托的文化传承机制难以维系。
中青年大量外流求职打工导致许多传统民俗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工业化和都市化使传统的生活方式迅速发生变易,现代的声光电娱乐逐步取代传统的娱乐方式,商业化侵入传统文化领域并导致其日益世俗化等等,其中以社区的解体或其结构性变迁带来的问题最为突出。
很多的传统民俗主要依赖乡土社会得以传承,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人口过疏化,“主要劳动人口进城打工,留在农村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两个主体在城乡异地活动,每年很少聚合,或者常年不再聚合,已无法组成以往传承民俗民间文艺的共同群体”④。
这样的先例在已经完成都市化过程的日本曾经发生,“以村落为单位的共同活动和共同事业的维持日益困难。
由于人手不足,已往每年不可缺少的氏神祭已不能完全按例进行,祭祀时奉献的民俗表演往往被迫从简,甚至中止,抬着神舆绕村一周的仪式和迎神队伍也因人手不足而中止,有的村落不得不把每年举行的祭祀改为五年一次或十年一次。
”⑤随着时代进步,尤其是城市化发展,乡村已经留不住文化精英,大量青年外出求学和打工,其中一部人就此移居城镇,常年不回乡。
作为传承载体的社区空间已经难以再发挥功能。
民俗学的传承概念,一直以来都强调民俗是“世代相袭”的,即以时间向度的跨世代传承为主,对于空间向度的传播不甚重视。
在传统的较为封闭和超稳定的农业文明社会,民俗文化是自然而然的代代相传;
当代城市化社会空间流动性日趋频繁,信息化技术高度发展,文化的空间传播呈现前所未有的态势。
换言之,以前的民俗传承的特征,是在一个家庭或家族或村落或地域个体和群体中的近距离内世代传承,受时空的局限而无法超越式传承。
随着高速铁路、公路和民航的发展,距离被消灭,地球村的概念诞生,空间不再是限制人们交往和接触的因素。
人员的流动,城市与乡村的互动与流动,国内不同地区的流动,跨国流动等等,传承的功能更多被传播所取代。
而且人口的流动也不再是短距离的流动,而是大规模的、全球性的流动。
这种流动不是仅仅面上的停留,如观光式地捕捉到所到之处的民俗风情和文化时尚,而是深入异地居住,同时多次往返于家乡与新的工作地、居住地之间。
相继伴随的是电视媒体和网络的发展,电视网络的即时性、瞬间传播、超量传播和跨越远距离传播,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文化圈式传播,呈现跨越时空的特性。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到来,去传统的个体化社会生成,年轻的一代发现从父辈(或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习惯已经失去了经验效用,以往适用于乡村社会的种种民俗文化策略或生存智慧,到了城市和流动群体中,无法再现其文化的光辉;
以往奉为祖训和传世经验的民俗传统显得可笑或者多余。
由此,家庭和家族共同体内对生活经验的传承面临断裂。
二、传承途径的变迁
当代民俗传承的变迁,体现在从文化主体不经意的非正式形式为主的自发传承转向了各种非文化主体的他者传承。
正如日本民俗学家岩本通弥所说,“无论民俗学还是人类学,都以文化是无意识地传承为前提。
但是,现代传承开始变成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一种有意识地创造记忆的时代。
”①民俗从传统的家庭、社区自发传承,转为有意识的政府、学校、媒体、商人等等有目的的行为。
民俗变成了某种具有价值的对象,其传承行为本身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不再是为了其作为文化本身的功能而存在和享用,而是具有了特殊的或经济的目的。
现代社会,政治权力和市场平台成为两大社会力量,一切社会要素都被此二者所裹挟和主导。
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就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依附在传统土壤上的文化不再是自然的依靠内在功能和动力传承,而往往受到外力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
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文化为价值核心,强调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本。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家庭传承虽然不是民俗文化传承的唯一方式,但是最重要的。
②现代家庭的分散化导致家庭传承功能被社会所取代。
外来的力量,尤其是国家和市场在民俗传承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和力量,传承的场域变迁,由家庭、社会转向官方、商业、媒体、教育、网络。
随着家庭与社区传承的弱化,一部分社区传承的民俗由国家接管;
商品化社会,以便利的物质供应和消费为指向,传统民俗的自我创造成分减弱甚至消弭,更多是一种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思想在指导和引领民俗的生产和消费。
家庭传承的民俗或由商家提供,或者由社会专门负责。
比如,矿泉水出现,使得茶馆这种公共空间和地方民俗就此消失;
外食已经越来越普遍,家庭内部的事务逐渐交由专门机构来处理。
节日食品就由商家提供现成的,很多民俗就此中断,对节日的重视程度降低。
与此同时,尽管家庭内部的民俗传统渐渐稀少和淡化,但由于政府和商贸、民间团体的介入,公共场域的民俗被复兴和政府保护。
此外,现代传媒技术的高度发达,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重要性的提高,也为民俗传承提供新的路径。
(一)依靠政府力量传承政治权利对于民俗的传承向来起着关键的作用。
按照米歇尔·
福柯的现代权力观,知识与权力有关,在人文学科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③。
刘晓春指出,“权力政治通过历史的文本化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经典‘,进而排除了非主流的、民间的、边缘的历史与声音,主流意识形态因其权力而发挥整合作用。
”④政府对民俗的态度和管理、政策、行动及宣传等,往往对民俗传承带来深刻的影响。
民众的生活方式被政府所主导或影响,自上世纪以来,表现尤为突出。
不管是公立新年元旦的推行,还是作为一种新时代象征的服装革命,或是“新生活运动”的推广,都体现出政府介入对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左右传统的生活方式是被延续还是中断。
而五四时期的歌谣运动,是一种出于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力量,影响了传统民间文艺的命运,并继而延续到延安文艺运动,大跃进的民歌运动和1980年代对民间文艺的记录保存,其中,也有文革及其前后多年,对民间文艺之外的民众的生活方式的强制干预,比如过革命春节,办集体式简朴的革命婚礼、禁止过传统节日和搞民俗活动等等。
今天,这种政府的管理或对文化传承的影响,集中体现于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运动成为对民俗传承的强大外在力量。
许多非遗项目的保护者和申请保护者是地方政府或政府相关部门;
政府组织社区活动、社会培训,以及设立传承人制度、立法保护、举办培训活动等等,给予部分民俗传承以人力、财力和制度保证,激发人们传承民俗的热情。
在今日全球化趋势中,国家的对外形象常常借助于特定的民俗符号来象征,如在对外交往中,政府组织开展各种公共活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宣传,以增强文化软实力,客观上也起到了文化传播和传承的功效。
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APEC)在上海召开,各国领导人穿团花图案的传统中装,随即带来当年的唐装热销,说明国家大事件或上层的行为对于整个社会民众生活的一种引导。
另外,国家针对民俗传统的迅急消失出台政策,鼓励对民间文化的保护,批准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和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等,设立民间文艺之乡和评选民间工艺大师。
这些举措,不仅在释放一种信号---传统民俗的价值和意义,也从行动上给予了经费和政策、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并使学者介入研究,呼吁和协助传承。
政府传承也体现在利用民俗形式为贯彻国家政策、统一思想意识做推手,如许多城市利用农民画和传统剪纸图案等宣传“中国梦”;
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当地人爱歌爱唱的风俗,让民间歌手编唱宣传政府法规的民歌,举办相应的歌赛。
这些看似是对民俗形式的征用,客观上也为民间艺术形式提供了当代生存空间。
此外,由政府制定政策给予鼓励和支持的学校传承和媒体宣传等也是政府传承力量的一种表现。
政府出面的,或者受政府影响较大的民俗传承,往往使民俗文化朝向政府规定的方向发展。
如文化部颁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指南》,明确了代表作要体现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意识的要求,其中,第1、第3、第5条规定:
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
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
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生命力的独特价值,能够在某些方面反映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性。
可见,传承的内容许多是经过政府核定的。
而近年国家对民俗节日的法律保护,也体现了政府的意旨,正如董晓萍所指出的,“现代政府颁布法定节日的做法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的,主要是强调国家民族的凝聚力意识,明确节日的文化地位和对社会发展的价值”①。
虽然有人担心,政府介入的民俗,会成为“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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