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共存去掉政治色彩的陈嘉庚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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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对人性入木三分,掘地三尺的透视。
2001年,在北京后圆恩寺5号见到了周惠。
当年的庐山会议他曾是彭黄张周周所谓反党集团中的一分子,后被毛泽东大笔一挥,又划掉了。
也从此从一名副省级变成了副司级干部。
1978年,周惠重新被启用,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他在内蒙古西部调查时,看到吃不饱穿不暖的老百姓,动情地说了一句话,“天下有打罪、骂罪、死罪,就是没有不给饭吃的罪”。
从那以后,他和万里等人,分别在安徽、四川和内蒙古拉开了农业大包干的序幕。
周惠又一次点到了中国僵硬的政治穴位。
2005年5月1日,我在新加坡见到了陈嘉庚的侄子,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87岁的陈共存老人。
老人一生走南闯北,阅人无数,对经济、政治、人情世故都有与众不同的看法。
与他聊天是一种享受,无拘无束,海阔天高。
我常想,这些老人,不管是从政的,还是经商的,不管是为文的,还是弄艺的,他们在晚年都有一个相似之处,看淡了许多人,看透了许多事。
像晨夕中的晚星,像天边的一缕云霞,像草原上一顶随意支起的蒙古包,淡泊,轻爽,随意。
他们待人平和,遇事平静。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有一种远离俗世的豁达,宁静,自在,通透。
田炳信:
我听说最近洪永宏教授的帮助下,由您口授出了一本《陈嘉庚新传》,您也是87岁的老人了,什么原因促使您在晚年写这本书?
陈共存:
我从小对历史有特别的兴趣,因此在大学时期专修历史;
对中国文学虽然有浓厚的兴趣,却非作家。
数十年来,写作陈嘉庚的历史和事迹的人,都有各自的立场,所写的只是表面化,未能深入理解陈嘉庚思想的深奥。
什么原因让您得出这样的印象?
1980年中国实施开放政策,有好多文学家和戏剧家,都有浓厚的兴趣要以陈嘉庚为题材创作剧本,他们把剧本的稿件寄来给我都不下数十种,绝大多数都是表面的文章,无从修改。
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作者对陈嘉庚在南洋的活动一知半解,对他在国内的处境虽有了解,但也不敢直言表达。
五十年代从土改开始的种种政治运动,在执行上的偏差,极左的行动,都给陈嘉庚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不是有海外三千万华侨的背景,陈嘉庚的下场可能跟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下场相差无几。
陈嘉庚晚年内心的反感和痛心,国内作者既不敢实话实说,更不敢撰写文章。
简言之,极左派认为他是资本家,国外却认为他是共产党极左派的同路人。
晚年的陈嘉庚先生可说是处在一种极为矛盾的状态下生活的。
那种痛苦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我看资料介绍,陈嘉庚一生追随过三个人,一是孙中山,二是蒋介石,三是毛泽东,这三个人最终都让他很失望。
是这样的,伯父毕竟是个侨商,是个平民,不是军政首脑。
他既没有掌握政权,更没有掌握军队,而且长年生活在海外。
因此,他在自己竭尽全力的同时,将国家独立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革命领袖的身上。
加入同盟会时,他寄希望于孙中山。
当时,清廷日腐,外侮日亟,中国面临瓜分危机,已濒临沦亡。
孙中山高举义旗,指明革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伯父在新加坡拜识了孙中山,研读了三民主义,毅然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一名革命党人,并迎来辛亥革命的胜利。
他欢欣鼓舞,亲自回国创办学校,创办实业,满以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将就此走上繁荣富强之路。
但是,中国经历过两千年的帝制,封建势力根深蒂固。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夺;
接着又是袁氏称帝,又是张勋复辟;
然后是列强各国大卖军火给中国各派系军阀,促使连年混战。
中国人民继续蒙受苦难,孙中山也因之含恨而终,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人物。
陈嘉庚对孙中山的热望,终于未能实现。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亟需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以领导革命人民,用武力打败军阀,统一中国,进而谋求国家的真正独立和强盛。
这时,孙中山军事上的助手、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应运而出,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连克数省,并用政治手段,争取到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实力集团的人加盟,和东北、新疆两个地方政府的易帜,勉强实现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赢得了各国的承认。
陈嘉庚于是将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岂料蒋介石上台后,与帝国主义列强合作,走反共路线,以后又任用孔祥熙、宋子文等内戚和一班贪官污吏,实行独裁统治,致使法纪荡然,民怨沸腾;
抗战爆发后更变本加厉,营私舞弊,偷盗外汇,欺压百姓。
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中了解到实情,愤怨交加,要求当局撤换陈仪等恶官。
蒋介石不但断然拒绝,而且还派吴铁城到南洋阴谋攻倒陈嘉庚。
陈嘉庚对蒋介石的寄望,至此全然破灭。
对蒋介石失望之余,陈嘉庚将希望托寄给延安的共产党和毛泽东。
抗战胜利后,中共军队不及国民党四分之一,陈嘉庚却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
当新政协全会通过《共同纲领》并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陈嘉庚内心的欣喜和激动,大大超过了他在辛亥革命胜利之时。
新中国诞生后,以《共同纲领》为国策,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实行土改,恢复经济,稳定社会,加紧建设,曾使他倍受鼓舞。
后来最高当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屡屡违背《共同纲领》,制造一系列异想天开、无奇不有、形形式式的政治运动,包括“引蛇出洞”的反右派斗争,他确已失望但没有完全失去信心。
到了彭德怀事件发生,毛泽东将个人威望置于人民利益之上,坚持“左”倾错误的路线,卷起“反右倾、拔白旗”的狂潮,加剧了荒诞的公社化、大跃进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几代爱国志士用鲜血铸就的人民共和国,竟出现了因政策错误造成的大饥荒。
陈嘉庚更加失望了!
他眼看曾经是人民好领袖的毛泽东这样演变下去,最终必将变成一个专制独裁者,这是多么令人痛惜的事啊!
这时,他已经八、九十岁了,心灵和肉体又备受折磨。
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强国富民的理想,不但在他有生之年无法实现,而且何时才能实现也使他感到迷茫。
陈嘉庚就这样满怀矛盾和痛苦,郁郁而终,把“博爱、诚毅、革新、奉献”的精神留给后人,成为历史上又一悲剧人物。
我想您说陈嘉庚是悲剧人物,关键是他对许多事情有远见,有洞察,而又无力阻拦而造成的。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陈嘉庚先生准备启程去北京时,当时给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会上送了陈先生一副对联,“合公谊私情,送先生归舟万里;
论勋劳物望,实中外在野一人。
”中外在野一人,可说是当之无愧。
伯父是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他一切出发点以是否合理,是否合义,是否合大众要求为准衡。
这是他为人的准则,也是他衡量世人的标准。
按照这标准,上自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凡是合者,他都支持;
凡是不合者,他都反对;
不管你地位多高,权势多大;
也不管亲情多深,私谊多厚;
一律同等对待。
我听说在建国后的十年里,他都有特立独行的言论和行为,在当时可是不容易的事。
是不容易。
回国后,他一直关注着世界的局势,关注着中国同各国的关系。
他认为美国对中国主要是有经济野心。
而北邻大国苏联自帝俄时代侵占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到抗战胜利后攫取外蒙领土和东北多项特权,都充分暴露其侵略中国的野心。
邓小平1989年5月16日,接见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首次来中国访问时,说过一段话: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
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以后延续到苏联。
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
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那是斯大林时期。
可说是异曲同工。
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据陈嘉庚观察,这场朝鲜战争显然是斯大林的政治阴谋。
因为北朝鲜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金日成想用武力统一朝鲜,非经斯大林同意不可。
战争爆发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完全可以运用否决权,制止美国借联合国名义出兵朝鲜;
但它却在安理会要通过相关决议时故意缺席,让美国为所欲为,使朝鲜内战变成国际性的战争。
这表明斯大林对这场战争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中国如果贸然参战,可能正中他的奸计。
为什么?
陈嘉庚认为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极需休养生息,卷入朝鲜战争对中国极为不利;
因此,心中极为反对。
在美军迅速北进的严峻情势下,中国最高当局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研究;
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还进行了几十次的电报磋商。
斯大林极力鼓励中国出兵朝鲜,并一再承诺提供空军支援和大量军火,催促只有陆军、尚无空军的中国军队放心去作战。
他却坐山观虎斗,避免了美、苏发生直接冲突。
老人视野还是很开阔的,思路还是很慎密的。
这恐怕与他交友广,信息灵,和以民族利益为重有关。
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期,陈嘉庚对中国士兵在战争中的惨重牺牲感到痛心。
特别是在停战后,当他了解到苏联供应中国抗美援朝的大量军火,全部是以借款方式提供的,期满不但要还本,还要付息,更是愤愤不已。
他从朝鲜战争前前后后苏联的一系列表现得出自己的结论,认定斯大林策动这场战争,是有预谋地把朝鲜、美国和中国推入战争漩涡,使这三国,特别是朝、中两国牺牲无数的生命和资财;
他自己则坐山观虎斗,借刀杀人。
这样,即缓解了西方集团在欧洲对他的压力,又进一步控制了朝鲜和中国,而且还发了一大笔战争财。
因此,陈嘉庚感到中国是受斯大林欺骗和利用,是被人出卖。
在当年中国大陆掀起的近乎狂热的亲苏热潮中,陈嘉庚却针锋相对,接连在集美公开斥责苏联说,这算什么“老大哥”。
据我了解,陈嘉庚不仅在朝鲜战争上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当时在外蒙古的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虽然,这已成了定论,当时,能有这种思维和认识,现在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看出老人家的高瞻远瞩。
1950年2月15日,陈嘉庚返抵新加坡,只居留三个多月,不得不于5月21日,乘飞机再度离星,取道香港来到中国;
6月10日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然后转回家乡集美。
这时,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外,全国广大国土都已解放。
人民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恢复生产,整顿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使备受蒋政府通货膨胀之苦的广大民众生活安定下来。
社会风气也大大改变,流氓乞丐几近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已成现实。
陈嘉庚对人民政府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取得如此重大成绩十分满意。
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赞扬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拥护即将开展的土地改革,认为“土改能促进生产”;
接着就目前海外华侨仍受当地政府苛待的问题,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早日与相关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派出使领,以正常外交手续,予以切实保护”。
会上,他还提议国家应规定“中文书写统一自左而右”;
同时提议应及早建设福建铁路。
陈嘉庚先生的心情当时还是很高兴的。
高兴归高兴,大的问题他是有看法的。
早在1946年,当陈嘉庚得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条约割弃外蒙,一直坚决反对,除在1946年2月发出《南侨总会战后第八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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