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Word文件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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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有个先天不足的弱点，就是在理论准备和国情研究都不够的情况下，客观形势已经迫使党要在面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强大压力下开展工人运动。

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工人运动的高潮，终于在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军阀势力镇压下遭到失败，转入低潮。

这就教育了全党：

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能单靠工人力量进行革命。

因而，在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上，作出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议。

这个决议的实施，扩大了党的影响，团结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发展了党的力量，推动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

不少共产党人开始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了。

从此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瞿秋白、任弼时等更加紧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和宣传，写了大量的文章。

同时，又有不少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如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等同志深入工农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以及革命的领导等进行了切合实际的深刻分析。

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要把马列主义的原理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去，探索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

于是，不少共产党人提出了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和保持党的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

认识到农民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

指出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封建军阀是当时革命的主要对象。

这些标志着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初步结合的正确观点，集中地反映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四大”所通过的历史文件中。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既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的后期占据了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终于使我们党付出了惨痛的血的代价，也未能挽救大革命失败的命运。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指出：

那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对革命缺乏深刻的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分析是很深刻的。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尽管可以找出很多条，但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大革命失败后，党很快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如火如荼的武装暴动中，创立了工农红军，开辟了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方志敏、贺龙、刘志丹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南昌起义的胜利和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光有武装斗争而无根据地是不行的。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军井冈山，及时地把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树起了第一面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红旗。

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剩余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举行湘南起义，也有了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接着在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等广大地区，相继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权。

这是马列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并且终于找到了中国特有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

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又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探讨。

毛泽东同志说：

在这个阶段，我们党“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因而，革命力量发展了，红军力量壮大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白区的党恢复并且发展了，星星之火即将发展为燎原之势。

但是，小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使我们党在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中，多次发生了左倾错误，其共同特点，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脱节。

最突出的就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全然不顾中国革命的特点，生搬硬套马列著作中的字句，原封不动地照抄外国革命经验，形成了一条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无所不包的完整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在艰苦环境中积累起来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白区的党损失94.6%，苏区的红军损失了90%。

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它教训了我们党：

空喊马列主义口号，照搬别国经验是不行的，中国革命要胜利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于是，在党和红军最困难最危机的时刻，全党觉悟了，撤销了王明一伙的领导职务。

毛泽东同志等重新参加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

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从此，我们党重新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上来。

红军长征胜利，党中央到达陕北，我们党才有条件冷静下来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刘少奇等许多领导同志做了深刻的理论上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

”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中，更对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作出了简单明确的科学概括：

“我们要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

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对全党进行的一次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中心的问题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教育全党党员和干部要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现状的研究中，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问题给予马列主义的理论说明。

整风学习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清了马列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达到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

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党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

这是我们党自成立到延安整风的二十二年来，努力奋斗的胜利成果。

早在一九四一年，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党校第一次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称为毛泽东思想，并且同时下了严格的定义，指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长期革命斗争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七大”通过的党章也作了严格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同志的论述和“七大”党章的规定，说明了两层意思：

第一，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独创而是全党流血牺牲所得来的智慧的结晶；

第二，毛泽东思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东西，而只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

它的唯一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它确有自己的科学体系，但这体系就是加添了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

当时所以把这体系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只是因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做的最好、贡献最大。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作了精致的分析，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

他首先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特别是他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

此外，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如何开展敌人统治区的地下斗争，如何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如何使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等方面，他也和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其他同志一起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所有这些，都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集体创作的党的文献中。

再加上当时正处于毛泽东同志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中国革命斗争需要有一个稳固的核心代表，因此，“七大”通过以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是势所必行、理所当然的!

但是，“七大”党章仍然严格地规定了它的科学含义。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七大”以后，全党团结在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不到五年时间，不但战胜了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者，而且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解放了全中国。

这就用铁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就必然战无不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列宁曾经说过：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

第一、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

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结合起来”。

列宁还说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也“更重要”，并且说：

“归根到底，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才是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泉源，才能是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

”列宁所说的第一个任务，我们已经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胜利地完成或基本完成了；

但是，如何把列宁所说的第二个任务也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呢?

这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实践，需要从头做起，作出新的摸索。

建国初期，我们党在情况极其复杂，经济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把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恢复了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准备了条件。

接着，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国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整套的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采取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等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逐步过渡形式，使广大个体农民比较顺利地组织起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同时，又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理论，结合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统购代销、公私合营等稳步改造的步骤，胜利地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使命。

尽管我们在步骤上还未免过急，在方式、方法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伟大创造，我们的生产发展速度是快的，人民生活是不断改善的，社会的精神面貌是不断提高、意气风发的。

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强调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密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