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经济学分析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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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要紧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
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差不多上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
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生产理论。
要紧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讲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
(2)成本理论。
要紧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
(3)市场理论。
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
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
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差不多理论假设。
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
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
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
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如此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
然而,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差不多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
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
尽管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要紧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
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
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
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
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
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阻碍企业效率的因素要紧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
以Q代表总产量,L、K、N、E分不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能够表述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能够简化为:
Q=f(L、K)
闻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
Q=ALα Kβ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
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
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假如技术系数能够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
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不管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阻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要紧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
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
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能够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
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
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要紧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
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
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因此,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
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阻碍程度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要紧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
前者要紧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
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
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纳生产函数,要紧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一般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
本文要紧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要紧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养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阻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要紧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利。
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
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
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
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
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
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进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要紧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进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业年龄。
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关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依旧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
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
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治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存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
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
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
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
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
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
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刻、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阻碍,能够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能够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
K和L分不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
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
那个地点要紧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关于上述生产函数,分不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那个地点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留利对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
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约能够解释产出增长的10%;
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
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
看来,留利是企业进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确实是讲,剩余权关于企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也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
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能够解释产出增长的8%;
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企业年龄变量对企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
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应增长也达到7-9%。
经理(厂长)工资变量对企业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大概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不为3-5%。
教育程度变量关于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应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除开工率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产业变量等尽管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阻碍,但效应有的不明显,有的不清晰。
另外,运用前沿随机生产函数模型还对国有企业的平均效率进行了测定,它大约在0.5左右。
这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达到生产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要紧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
尽管市场竞争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应不明显,但这讲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效率专门低,与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等相比有专门大的差距,这也恰恰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的放开程度。
三、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
为了更全面地透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对国有企业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与非国有企业效率的比较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对此,刘小玄(2000)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隶属等级制的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姚洋(1998)则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阻碍进行了分析。
刘小玄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为基础,从全部75万家企业中选择了20余个产业,共计大约17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
分析方法要紧采纳了生产函数模型和OLS计量方法,分不对普查数据中提供的所有制变量和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关于企业效率的阻碍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要紧是:
就所有制变量的阻碍看,国有企业在全部测定的行业中效率最低,那个结论相当稳定,同时在所有测定的行业中表现得完全一致。
同样,另一个十分稳定的结论是,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
具体来讲:
以国有企业为参照系来比较,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约为国有企业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
其次为三资企业,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2倍左右;
再次为股份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其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1-2倍。
这一结果表明,企业产权关系对企业效率有直接的阻碍。
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是由于产权结构单一,难以形成所有者激励;
令人关注的股份制企业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初步形成的产权结构还不够稳定,尚处于未定型的产权状态;
而私营和个体企业的良好业绩则完全来自于明晰的产权关系,这种产权关系不仅十分稳定,而且是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和进展起来的;
同样,三资企业良好的绩效要紧得益于其相对明晰和稳定的产权关系。
关于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
在所有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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