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电大《西方经济学》网上作业5讨论题参考答案2(童宝平副教授整理)Word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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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中我们这样讲：

在不会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

相反的情况包括：

“无法遏制的垄断”，或“恶性无度的污染”，或“没有制衡的政府干预”，等等。

这样的经济当然只能生产少于“无上述问题”时该经济原本可以生产的物品，或者还会生产出一大堆不对路的物品。

这些都会使消费者的境遇比本该出现的情况要差。

这些问题都是资源未能有效配置的后果。

从管理学角度来讲，效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的各种收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

效率与投入成反比，与产出成正比。

公共部门的效率包括两方面：

一是生产效率，它指生产或者提供服务的平均成本；

二是配置效率它指组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利害关系人的不通偏好。

经济学中的公平:

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经济学中的公平指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分悬殊，要求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公平：

平等的对待平等，不平等的对待不平待。

人间有很多公平的事，可是有一些事是不公平的，在这我不是要说，谁做得对谁做得不对，只不过有些不公平的事发生在一些人身上是致命的。

我不希望，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利，做出一些不公平的事。

人都是有错的，只要不是有意的，可以原谅。

但是即使是这样，有时间也会出现很多不好的事。

如果你是他人的上一级，请你做事慎重。

请慎重！

什么是洛伦兹曲线？

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美国统计学家M.O.洛伦兹提出的了著名的洛伦兹曲线。

它先将一国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排队，然后考虑收入最低的任意百分比人口所得到的收入百分比。

将这样的人口累计百分比和收入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描绘在图形上，即得到洛伦兹曲线。

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讲，它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反之亦然。

特别是，如果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人手中，而其余人口均一无所获时，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洛伦兹曲线成为折线。

另一方面，若任一人口百分比均等于其收入百分比，从而人口累计百分比等于收入累计百分比，则收入分配是完全平等的，洛伦兹曲线成为通过原点的45度线。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既不是完全不平等，也不是完全平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显然，基尼系数不会大于一，也不会小于零。

什么是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

它的经济含义是：

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

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

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

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

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

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

0.2～0.3表示比较平均；

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洛仑兹曲线和基尼系数，作为一种统计分析工具，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收入分配效应，但二者各有其优缺点。

洛仑兹曲线是国际用来测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方法，具有形象、直观、生动优点，但他不能用一个准确的数值来表示收入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计算的是洛仑兹曲线与完全平等曲线所围成的面积，同完全平等线与完全不平等线所围成的面积的比值，是国际上流行的指标。

其优点是：

以一个数值来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公平程度，便于对各国国民收入公平程度进行国际比较。

其缺陷是：

仅从基尼系数本身看不出个别阶层的收入变动情况，基尼系数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比重变化感应不敏感。

在实际运用中采用的具体计算方法多种多样，而不同方法所要求的数据又不同，因而出现不同的计算结果，给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判断带来困难。

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度和经济条件不同，其收入分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相同的基尼系数所反映的分配平均程度亦不会完全，必须进行综合分析。

什么是奥肯定理？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1%；

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理。

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

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

可以用以下公式描述这个定理：

失业率变动百分比＝-1/2×

（GDP变动百分比－3%）

根据这个公式，当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为3%时，失业率保持不变。

当经济扩张快于3%时。

失业率下降的幅度等于经济增长率的一半。

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增长5%（高出正常水平2%），奥肯定理预期失业率下降1%。

当GDP下降，或增长不到3%时。

失业率上升。

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下降1%，奥肯定理预期失业率上升2%。

奥肯定理的一个重要结论是：

为防止失业率上升，实际GDP增长必须与潜在GDP增长同样快.如果想要使失业率下降，实际GDP增长必须快于潜在GDP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奥肯所提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只是对美国经济所做的描述，而且是特定一段历史时期的描述，不仅其他国家未必与之相同，而且今日美国的经济也未必仍然依照原有轨迹继续运行。

因此，奥肯定律的意义在于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不在于其所提供的具体数值。

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城乡、居民、地区、行业等），分析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差距过大危及经济安全，加剧社会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扩大，已进入“黄灯”区。

2、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扩大，已经超出公认的合理范围。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从经济发展的实际看，显著影响我国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所导致的。

二、吴敬琏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你是否同意他的上述观点？

请说明理由。

同意。

吴敬琏先生的新作《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文章的基本观点，即“收入的差距扩大”的主要诱因是“腐败、垄断等机会不平等造成的”。

在进一步的阐述过程中，他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奥肯的理论，区分了“结果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的不同，在强调“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时，认定“腐败和垄断，就是机会不平等的主要表现”。

为此，他要求人们“把矛头对准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等腐败分子”,把“文章做在铲除腐败、消除垄断上”，并批评“有些人把收入差距的这种不正常的扩大；

归因于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和中国领导80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是”做错了诊断“，这些人把矛头”对准企业家、经理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

提出“限制企业主、中高层经理人员、专业人员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对其课征高额累进税的主张，完全是开错了药方。

造成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真正原因是分配制度出了重大问题：

一是从8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产生了一批民营企业和私营业主，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群体，而他们却很少所得税（朱总理曾对这个最有钱的人只交最少的税深感奇怪），而其他工薪阶层，虽然相对很低，却必须照章纳税，收入与付出的不平衡使这种差距更大；

二是大批民营企业家在完成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拼命压低职工的收入，珠三角地区12年来职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

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10年前就已达到600-1000元，现在还是这个水平，浙江、福建等地均不周程度的存在这种情况，长期的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最终引发农民工的反抗，至使2000年以来，全国出现大面积用工荒，这是职工用脚投票反对低工资；

三是国企内部分配制度改革过于急进，盲目引进国外的年薪制和职位工资体系，使国企内部收入差距，由改革前的一、二倍，扩大到目前的平均13倍（一些行业和企业甚至达到100倍以上）；

四是教育、医疗等公共部门产业化的过程，使这些部门的收入膨胀，而低收入者的支出增加，间接扩大的社会的收入差距；

五是政府公共职能的弱化，在改革中，把应当由政府承担的对公民的基本保障的公共职责推给了个人，如房改、教改、医改等，使职工的实际收入出现下降；

六是税收入的分配调节功能弱化，理论上一次分配强调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而这一过程应当由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完成，然而由于税收的问题（最有钱的人交最少的税，最没钱的群体交最多的税）保障体系不完美的问题，使这种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无法发挥作用。

所有这些问题难道吴敬琏先生用一句腐败和垄断就能解释和解决吗？

垄断行业的普通职工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是事实，然而，他们的工资水平即使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也还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工资水平还有差距，做为劳动者，他们只是享受了他们应得的部分，我们要的不是剥夺他们合理的收入，而是要归还其他劳动者应得的收入；

对于那些不正常的高收入的群体，政府应当充分发挥税收入调解作用，用税收去调节这些高收入群体，社会才会公平与和谐。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近日发布报告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

国家发改委指出，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

而且这还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做出的。

如果把后者也算上，则计算出的实际基尼系数肯定要更大一些。

国家发改委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

如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管理层与被管理层收入差距扩大过快、过大。

那么，收入差距为何会扩大过快、过大？

笔者以为，应主要归咎于城市现行社会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公正。

比如，国有企业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着严重不公。

近几年，企业参照公务员加薪的比例，根据企业效益来自主上浮工资。

然而，企业参照公务员加薪的比例，根据企业效益来自主上浮工资。

然而，企业管理者设计制定的调资方案带有极大的“利己性”——企业利润向企业高管、中层管理人员严重倾斜。

极少数管理者上涨的工资份额是大多数职工群体上涨份额的好几倍。

换言之，一半以上的利润流向了企业上层，剩下的平均到每一个职工身上就寥寥无几了。

企业分配制度的不公，与职工在收入分配、工资改革等方面缺乏话语权和监督权息息相关。

制度的设计者得不到有效的制衡，制度就只能“造福”他们自身。

我国《工会法》规定，企业调资和大的投资经营决策等事项，必须经职代会审议表决。

可现实是，组成职代会的“职工代表”大部分是企业的高管和中层管理者，不合理的调资方案同样得以顺利实施，职代会沦为走过场。

企业分配制度的不公，是城市中诸多不公正分配制度的一个缩影；

企业管理层与职工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也正是城市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一面镜子。

因此，在我看来，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符合经济规律的、有利于城市良性发展的有效公共政策，不断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干预”和引导不公正的城市分配制度回到健康的轨道上来，在法制的框架内规范运行。

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抑制或者消除过大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

这对解决乡村人口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杨宜勇说，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惊人地增加到4.88倍，并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而国际上公认行业间